周恩来总理和宾馆画的渊源
2020-03-31李燕
世纪 2020年1期

1969年春至1973年冬,我正在宣化1605部队579团学生连接受农场的“再教育”,也不分配工作单位,更不可能画中国画。尤其是由于父亲李苦禅老人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的老师一辈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的著名教授们,也戴着这顶帽子,分别被以各种劳动形式批判改造,也绝对不许他们动笔作画。
但在1972年某日,忽然接到外交部服务局的公函,让我速回北京,协助父亲为国家的外事宾馆、饭店和驻外使领馆作画。同学们以惊讶和羡慕的眼光,目送我这个尚戴着“可教育好子女”帽子,又曾與吴作人院长、李可染等老教授一起关进过“牛棚”的美院学生。
周总理指示创作宾馆画
到了北京才知道,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开始了创作“宾馆画”的特殊工作。让“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迫害的一些著名画家,特别是老画家住进宾馆饭店。得到一段难以形容的缓冲,大家感到又回人间了,被服务员尊称姓名,周到服务,小灶供伙食,不收粮票油票,不收饭钱,有干净舒适的卧室,有当年罕见的卫生间(那年月多用公厕、公共大澡堂),有保健医生随时诊治,有宽敞明亮的画室(家已多半被造反派们占了)。虽说是不付画酬的义务作画,但大家出于对周总理大恩的无限感激之情,不仅精心作画,还要多画,稍有不满意的绝不凑合,毕竟这些老画家们已多年没机会动笔了。
父亲每天坚持上班,不肯休息一天,母亲是徐悲鸿院长当年聘任的美院校医,如今负责父亲的保健和生活起居,我则陪同父亲作画,自己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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