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我在“文革”中改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探求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月刊时便把我借调了过去，住在科学会堂周边的北京友谊宾馆里。

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

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参与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这样，我得以接触到老一辈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即使看到我的胸卡，也不愿多说，这时我就请华罗庚先生介绍。华罗庚的应用数学所也设在科学会堂周边楼，与我们一墙之隔，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多次聆听华罗庚讲故事。一经华罗庚介绍，大科学家就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听了《科学的春天》后的感想，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讲他们吃过的苦头。不过，最难与之交谈的是陈景润。他不会讲故事，只会说一句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就没别的了。当然，这对他来讲也是实在话。会上令人难忘的是全体代表合影。我没资格参加合影，但我有条件观看合影。有一个镜头很少有人提及。邓小平走到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跟前时，问黄昆：“中国在半导体上几年能赶上外国？”黄昆回答：“三年。”邓小平马上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争取两年赶上”，大家看了笑得乐不可支，尤其是我这个“文革”中曾在上海元件五厂参加过制造大面积集成电路的人，浮想联翩。

“你不用念了”

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从此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