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

中国现代革命几十年风雨历程，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代价。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严格说来属于革命人生的个人隐私内容。在此历史深处，总有一些疼痛的出血点，用什么态度和角度去探究对待之，考量着学术良知和道德品质。

“临时夫人”是一种带批判的传说

所谓“临时夫人”，是传说在革命队伍里，经由组织安排男女双方形成临时婚姻，女性充当临时夫人。这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状态，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男女双方经由组织安排组成“临时家庭”不同，而是一种“临时婚姻”，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关系。如果说“临时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实同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行为；那么所谓“临时夫人”传说的是男女双方在“临时婚姻”中的性行为，可以没有家庭生活，只有性关系。

1948年4月，沈容随新华社临时总社迁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东柏坡，在此工作期间，她听到一件让她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有两位女士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沈容晚年回忆，“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还听说，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冈野进在延安也娶了一位临时夫人。她倒是和日本人学了日语，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1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苏联专家有三类：一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报务员李文（列昂尼德·华·多尔马托夫）、电报译员鲍里斯·华·阿列耶夫、伊戈尔·华·尤任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