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对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

2020-03-31朱鸿召

世纪 2020年1期

朱鸿召

中国现代革命几十年风雨历程，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代价。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严格说来属于革命人生的个人隐私内容。在此历史深处，总有一些疼痛的出血点，用什么态度和角度去探究对待之，考量着学术良知和道德品质。

“临时夫人”是一种带批判的传说

所谓“临时夫人”，是传说在革命队伍里，经由组织安排男女双方形成临时婚姻，女性充当临时夫人。这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状态，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男女双方经由组织安排组成“临时家庭”不同，而是一种“临时婚姻”，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关系。如果说“临时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实同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行为；那么所谓“临时夫人”传说的是男女双方在“临时婚姻”中的性行为，可以没有家庭生活，只有性关系。

1948年4月，沈容随新华社临时总社迁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东柏坡，在此工作期间，她听到一件让她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有两位女士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沈容晚年回忆，“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还听说，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冈野进在延安也娶了一位临时夫人。她倒是和日本人学了日语，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1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苏联专家有三类：一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报务员李文（列昂尼德·华·多尔马托夫）、电报译员鲍里斯·华·阿列耶夫、伊戈尔·华·尤任等人；二是以野战外科医生身份派驻延安，同时肩负着为中苏两党担任情报联络任务的医生阿洛夫（安德烈·奥尔洛夫）；三是以苏联《消息报》记者、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到访延安的罗曼·卡尔曼。当时，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苏联与延安之间属于党派交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会员单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39年5月，卡尔曼在延安停留时间不到一个月，有翻译张郁廉陪同，萧三也前前后后参与其事，没有绯闻产生的空间。1942年5月，孙平、阿洛夫同机抵达延安工作，其他技术人员此前分期分批来到延安。1945年9月抗战胜利，孙平等人的情报工作小组就陆续离开延安。阿洛夫随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1949年3月到北平才受命回国。

据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听其母亲周苏菲回忆，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阿洛夫医生，算是为其饯行。“宴请过后没几天，我和你父亲去西郊机场送阿洛夫上了飞机。到西郊机场送行的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的女秘书等人。从此以后，阿洛夫便杳无音信了。” 2这里所说的“女秘书”，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临时夫人”。

阿洛夫是苏联人，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1942年5月，年仅37岁的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来到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延安给予他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专职炊事员、勤务兵，在苏联待过几年的女干部则被派去给他当翻译兼秘书，毛主席还特意赠送他一匹小黄马”。他在中央医院负责外科工作，也在中央卫生所门诊，经常为中央领导治病。他在医院设立教学基地，培养外科大夫和战地救护人员，1944年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先进事迹。同年7月，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医务界“特等劳动模范”，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毛泽东手书“模范医生”的锦旗授予之。工作之余，阿洛夫过着一种高调生活。他豢养一条狼狗，名为“涅灭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国鬼子。星期天则骑着马，带着狗，外出打猎。在延安的外国友人中，阿洛夫的这种生活方式，当时就受到正义人士的批评指责。

1943年5月10日下午，阿洛夫和女秘书兼翻译带着宠物狗在延河边散步，遇到老乡的狗。狗与狗之间撕咬起来，眼看着自己的狗要吃亏了，阿洛夫竟然掏出手枪助阵，当场把老乡的狗打死了。站在旁边的女秘书则嗲嗲地说要带狗到医院包扎伤口云云。此事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会作家萧军看到，愤愤不平，专门致信毛泽东，认为“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萧军书信用词很克制，日记里就很不客气地断定，“这是个有些流氓性的外国人” 。3

岡野进，又名林哲、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领袖，1940年3月从莫斯科取道延安回日本，因战争形势所迫滞留延安，从事反法西斯战争研究，发起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协助八路军开展日军俘虏教育转化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在延安期间，他向八路军敌工部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忙工作，组织上同意了，安排懂日语的庄涛担任其秘书。时隔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招来很多人的非议。这种没有名分的婚姻，如其说是组织安排，倒不如说是个人选择。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他们以美国军方观察员身份，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到这个共产党主政的地方。在一次晚会上，观察组成员瓦·格雷斯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周恩来告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我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得离开观察组。

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是有原则，讲纪律，论立场的。

与阿洛夫同时来到延安的孙平，就是一个道德完善的典型。据当时延安俄文学校学员郁兰回忆：“孙平常驻中国工作，正需要学习中文。由于当时我在学习俄文，俄文学校的党组织就让我在课业之余去教孙平学中文，同时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过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选派我，组织上说因为我年纪小，单身的外国人不会对我有越轨动机。还嘱咐我，如果他有什么不轨行为可以告诉组织来处理。从1943年至1945年期间，我和孙平之间互教互学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接触到的孙平这个苏联人很和蔼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待我，没有丝毫的不礼貌举动。”4孙平住在“文化沟”（大砭沟），俄文学校位于清凉山北麓的丁泉砭，秋冬时节，他们相互教学结束后，天色已晚，遇到延河涨水，孙平就同马夫一起护送郁兰骑马过河。此情此景，郁兰终身难忘。

革命队伍里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确有安排男女搭档，尤其是女同志协助男领导工作生活的情况，但涉及恋爱婚姻关系，始终遵循着双方自由自愿的原则。1937年初，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王定国，说谢觉哉同志身肩重担，工作繁忙，身边没人照顾，“希望你能过去，同谢老一起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谢老的身体” 5。22岁的王定国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来到54岁的谢老身边，由同志到夫妻。1938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护理人员，最后选中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中共党员于若木（于陆华）。三个月后，他们宣布结婚。对此，于若木致信远在国外的长兄说：“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6

组织安排，工作需要，是为革命队伍里男女恋爱婚姻牵线搭桥，是否恋爱结婚，还要尊重本人意愿。结婚之后，婚姻是否幸福持久，白头偕老，则取决于双方德行操守和忠诚维护程度。

林彪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期间，组织安排帮助解决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女学员以为是校长找她谈工作，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7此事就此作罢。

1937年10月，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与学员刘茜恋爱后，强迫婚姻不成，枪杀女方。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开宣判黄克功死刑，震惊延安上下。黄克功公审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讲话，强调“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意识的作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 。8在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希望青年们不谈恋爱最好，如果恋爱不能避免，就必须遵循正確的恋爱观去发展。随后，毛泽东在抗大专门讲述革命队伍里的恋爱问题，进一步强调恋爱必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政治一致，二是双方自愿，三是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9

所以，“临时夫人”一说，实际上是革命队伍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于个别外国专家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嘲讽，也是对个别涉外工作女同志处事不周，行为不检的一种惋惜，表达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恨怨怼情绪。

“杯水主义”是一种猎奇的误读

所谓“杯水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在革命的旗号下，鼓吹消灭家庭，妇女国有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曾经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乱，并导致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性生活的放纵。列宁曾经指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10苏维埃政府曾经采用严厉的手段，对这种“杯水主义”思潮及其行为进行批判和弹压。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也曾一度被曲解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11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进入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队伍就逐渐建立起婚姻制度、结婚纪律、恋爱条件，强调革命道德，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也很注重结婚仪式。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12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度沿用该婚姻制度。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该条例依据“民权主义之根本精神与陕甘宁边区之实际情况”而制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男女结婚须双方自愿，及有二人之证婚。”“结婚之双方得向当地政府或市政府请求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有配偶者，未经离婚，不得重为结婚。”13 1944年3月，该婚姻条例经修订归并为15条，重新颁布，增加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加生产劳动内容。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16条。

处在战争环境，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提高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对革命同志的恋爱婚姻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里，有比法律更坚硬的恋爱结婚条件，形成不可逾越的恋爱政治规矩。主要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团级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这些具体的组织规定，是各地各部门自行拟订的，执行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芦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案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对恋爱结婚的纪律要求更加严格。

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晋察冀地区，在与日伪军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严酷环境中，执行严格的恋爱婚姻“二五八团”条件管控，平时的民主生活会，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清洁、组织审查，开展广泛的批评自我批评，对照检查，人人过关。早已进入青春期后的大龄青年，普遍都经历过性压抑的集体生活。“在军区规定那种所谓‘团级以上干部才准结婚，因此一般青年在未达到团级干部而进行恋爱则认为是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良的，被批评。纵或两人情投意合也不能解决，这样引起许多同志差不多普遍的不满，影响到情绪的不安、工作的消极，甚至发展到动摇地步。曾有过因恋爱不能解决而自杀的，有一个指导员（平遥的，系高中学生），估计自己不能升到团级干部，而永无结婚的可能，因而提出退党……” 任何规章制度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制度执行起来只能一视同仁。通过思想疏导，纪律教育，整风运动，以及自我修养，革命队伍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都能够接受战争现实，遵守恋爱婚姻制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会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

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到山西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团员之间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周一次集体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1937年5月，驻留延安作深入采访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尼姆·威尔斯）发现，“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无论男女，鲁莽、放肆，也属禁忌之列，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如此。对女性来说，试图引人注目的言行，都被看作‘政治上的不可靠。在这支道德上极端拘谨、纪律非常严明、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军队里，一切罗曼蒂克式的风流韵事，不得不尽量避免。”14延安革命队伍集体生活的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周末时间，男女青年有交际舞会，但男女交往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规矩。

有研究者认为，1938年以前，“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科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显然是一种误解和误读。

亚历山德拉·米·柯伦泰（1872～1952），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1920年担任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1922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苏联政府驻瑞典大使，被称为世界第一位女大使、女权主义者先驱。她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的“杯水主义”现象，被中国读者误解为作者的生活主张。其实，柯伦泰本人不是提倡“杯水主义”，相反，她是在自己的革命生涯里，切身感受着革命所带来的婚姻迷乱，并提出深刻的批评和反省。造成“杯水主义”的原因，一则革命生涯常分手，生死未卜，朝不知夕；二则革命侵占了几乎所有的个人生命空间，个体性欲的解决，“我们只是利用所许给我们的那极短的几个钟头内的自由——（丝）毫没有束缚，也没有责任……当然的，时常总有传染病的危险”。她惊叹的不只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真实情感的流失，幸福爱情的沦丧。她忧患的是革命对人性的异化，集体行为对个人情感的挤轧与扭曲。如果科伦泰夫人是一位倡导“杯水主义”者，那么，列宁在抨击并弹压“杯水主义”现象时，怎么可能容许她留在苏联政府担任要职呢。

1937年4月，学校春假期间，北平燕京大学十位同学结伴，沿着埃德加·斯诺走过的路线到访延安。当初陪同斯诺到陕北，然后留在革命队伍里，改名为黄华的同学王汝梅，热情接待他们，安排他们白天遍访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名流，晚上与新朋故旧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其中涉及泛化“打游击”的话题。在窑洞里昏暗跳动的蜡烛光影中，大家自由自在地坐在土炕上。外交部负责接待的王友平介绍说：“结婚，这里是再也自由不过的事，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必换戒指、登报启事，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同居了。虽然结婚容易，但是结婚以后彼此要负责任，不能再与别人谈恋爱。已婚者在没有离婚前，若是再爱别人，法律要处分他的。有些男女为了要多享受几次恋爱的滋味，今天和这个好一阵，明天又和那个好一阵，老是不结婚，这样一来，这个为之不安，那个为之彷徨，这是恋爱场中的游击战。”这种恋爱阶段在所难免的忧虑不决、游移不定现象，不违规，没犯法，可能影响不好。“这种恋爱场中的游击，是一种毛病，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共产党不能允许毛病侵犯到自己的身上来，勇敢地打退这不良的风气了。” 15当时，陈赓、温涛等都在场，大家有问有答，其乐融融。

青年学生初次进入革命队伍，在学习生活中对于“游击战”这个军事概念感觉很新奇，于是活学活用，泛用化用到几乎所有生活工作领域。

至于个别男女之间出现的婚外通奸行为，是个人道德败坏，生活腐化，革命队伍始终坚决批判之，惩罚之，清除之。

“扔孩子”是一种不敬的妄议

革命婚姻中的健康男女，在不具备有效节育手段的情况下，自然就有怀孕、生育现象。战争环境，行军途中，遇到妇女生产，无法抚养孩子的时候，只有把孩子托付给当地老乡。这种令人揪心的情景，被有些学者称为中共有组织安排的“扔孩子”的传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也有违于学术良知的。

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曾经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手段，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双方所消耗的人口资源都是巨大的。于是，尽快补充兵源，保护儿童，就显得非常重要。早在1930年12月，江西中央苏区就颁布了保育儿童的决定。1938年7月4日，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分支机构，负责收容流亡儿童，以及抗日将士子女。按总会规定，所有被收容的孩子每月发给生活津贴5元，到1939年5月增至6元 16。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新的保育儿童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批准，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 17每月10元的概念，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就账面数字而言，是八路军师长的双倍标准。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貼也是每月5元。

“儿童是民族的后代，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是我们妇女的快乐和幸福。” 18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儿童都可以享受保育和免费教育的权利，但限于条件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寄托在托儿所或幼儿园。

不能堕胎，只有生育。战争环境，条件简陋，知识女性接受革命婚姻后，几乎都要经历血淋淋的生产事实，有的甚至是生死考验。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为人类繁衍生育所经受的苦难与折磨，流血与伤心，是男同志们和其他非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象的。作为女人，她们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作为母亲，她们付出了别人不能付出的慈爱。

1928年5月至1937年8月，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婚姻，是在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度过的。九年婚姻，贺子珍怀孕生育六次，只有李敏一个孩子养大成人，其他都夭折或托付给老乡了。“她生孩子生怕了！” 19不仅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患上贫血症，晕倒在抗大厕所里；而且被迫抱送给老乡托养的孩子，一次次撕扯著她的母爱之心。1949年11月，贺子珍委托妹妹贺怡到赣南寻找曾经托付失联的孩子，不料贺怡遭遇车祸去世，此后贺子珍不愿再提往事。

1937年1月23日深夜，西路军后勤部队从甘肃临泽守卫战中突围出来，向倪家营子方向转移，靠拢红三十军驻地。部队走到一个叫三沙里嘴子的地方，又遭到马家军的袭击。农历寒冬腊月，河西走廊滴水成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远处隐约传来敌人骑兵纷至沓来的嘶喊声，张琴秋却要临产了。情急之中，战友们纷纷打开自己的背包，用双手举起被子，如同一顶帐篷，将产妇围在里边。医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接生任务。“婴儿降生后，尽管卫生员马上脱下自己的衣服，并把药箱里所有的棉花都抓出来，迅速地包裹婴儿，但婴儿始终没有发出啼哭声。” 20摸着渐渐失去热量的新生儿，医生无法挽救这个小生命，来不及征求产妇意见，就吩咐身边的人，就近扒一个小坑，将死婴埋葬了。军情紧张之极，这个小生命是男是女都没顾得上看。没有担架，刚分娩后的张琴秋只好由大家搀扶着走。拂晓前，当突围部队快要抵达目的地时，张琴秋因产后失血过多，又没有休息而昏迷过去。从此她就再也不能生育了。

这些为人之母的革命女性，不是没有母爱之心，而是陷于母性与革命性的两难矛盾困境。但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这更成了年轻母亲们的心痛，因为孩子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呀。

石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送走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 21当她强忍着心痛，整理好行装，却并非要上前线，而是被怀疑是特务，将她隔离审查。

在战争中分娩，在斗争中送走孩子，所有这些无可选择的经历，无可奈何的经验，在消耗革命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更煎熬着她们的母爱之心。“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22戎马倥偬，旷日持久的中国革命战争，使得每一段革命婚姻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辛酸血泪；每一个被送养托付给老乡的孩子背后，都饱含着革命母亲撕心裂肺的不忍和疼痛。在这样一个特殊而敏感的学术话题面前，任何寻章摘句的戏说难免不是一种亵渎，任何猎奇涉艳的调侃难免不是一种轻狂不敬，任何不负责任的指责都难免不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崖丽娟王岚

注释：

1.沈容：《红色记忆》，第9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周幼马：《我的叔叔阿洛夫》，《纵横》（京），2013年第2期、第3期。

3.萧军日记1943年5月14日。《萧军全集》第19卷第103页。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

4.郁兰：《我在延安生活时期那些难忘的往事》，http：//www.sinotimes.com/487/up_art/p21.htm。

5.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第171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6.于若木致其长兄于道泉信，1939年5月28日。见《陈云年谱》，上卷第219～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349～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参见舒湮《战斗中的陕北 · 延安行》，第40～41页。文缘出版社，1939年版。

9.参见何启君《情系延安》，第53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