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慧

内容摘要：“读者”一词在司各特的小说评论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个文学群体出入的两个公共场所（流通图书馆和温泉胜地）证明小说的主流读者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读者对小说的批判使得司各特不得不直面、承认其虚构性。但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论使他得以维护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司各特的独特和创新之处在于他在小说评论中所塑造的理想读者的形象提升、甚至完善了他的小说虚构观。这使得他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西方传统的文学虚构论。

关键词：读者群体;司各特;虚构观

Abstract： Scotts criticism of the novel features the frequent appearance of the phrase “the reader”. The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watering place popular among this literary community prove that the main-stream readers of the novel were the middle and the upper classes of Britain. The readers criticism of the novel compelled Scott to face and recognize the novel as fiction. But borrowing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defined as fiction and better than history enabled him to defend the novel. His originality and creativ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image of the ideal reader in his criticism improved and almost perfected his defense of the novel as fiction. This makes him innovate as well as inherit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about literature as fiction.

Key words： the reader community; Scott; fiction

在司各特的文学批评中，读者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他不但认真、严肃地考察、思考了当时读者对小说的看法，而且以读者的感受为基础构建他自己的小说观。他一方面直面读者对小说的质疑和批判，比如小说缺乏现实性和真实性，坦然承认小说的确是虚构，但为了维护小说的地位又从概然性的视角肯定了这种虚构性。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中的虚构一词并非当时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原创。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文学评论中。当时小说还没有出现，评论家关注的对象是诗歌和戏剧。亚里士多德以对概然性的倡导而肯定了诗歌的虚构性。但这并不能维护所有后世虚构作品的地位。在18世纪的英国，由于现代哲学对真理的推崇，虚构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历史被推至至高的地位。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主要是受了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才在英国流行开来，没有悠久的历史，不注重对现实社会的描述，缺少文学批评的理论支撑。它的地位极为低下，亟需赢得读者的認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早期的英国小说家，如笛福、理查德森、菲尔丁等，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来证明小说是真实的。以菲尔丁为例，他极力评判虚构性，不承认他的作品是小说，甚至声明它们是历史，并要求读者遵从小说家的创作理念。但司各特并没有满目地追随这些作家的上述态度，甚至以虚构一词为核心，倡导理想虚构性，提出了与上述作家截然相反的小说观。这种差异和转变的出现、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本文探究司各特小说评论中读者群体的特性，分析他的小说虚构观以及读者在其中的支点作用，讨论他对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虚构观的新发展。

一、读者群体的特性及其对小说的整体影响力

尽管读者一词在司各特的文学评论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他对小说群体的构成很少有直接的描述。不过他对这个群体出入的场所、诉求、品味等方面的描绘可以清晰地揭示它的特征。其中小说流行的场所尤其值得关注。司各特特意提到两个公共场所——流通图书馆和温泉胜地（Scott， “Emma， A Novel” 188），也由此揭示了当时小说的主流读者——英国社会的中上层阶级。

首先，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流通图书馆的主要顾客是有钱又有闲的中上层阶级。这些图书馆提供先收费后租书的服务;只有足够富裕的人才能每年向图书馆资助一笔钱（也就是所谓的年费），由此成为可以借书的捐助人。根据爱德华·雅各布的研究，“从1730到1842， 通行的年费相当于当时一部三卷本小说的两倍的价钱”（Jacobs 11）。此后的年费有所降低;到了1842年以后，年费减半。除了年费，顾客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可能的费用。如果逾期还书或者书籍被毁坏，顾客要支付罚款。其数额与相关书籍的购入价不相上下。这降低了下层阶级光顾流通图书馆的可能性。

先交费后租借的方式让中上层阶级得以阅读大量的书籍。“即使对于这些有钱人来说，书籍的价格也很昂贵，他们不可能大量购买。但只要向流通图书馆缴纳一年的费用，他们就可以借阅许多书籍”（Erickson 577）。最重要的是，流通图书馆的年费在他们的支付能力之内，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合理的价格。流通图书馆不但是借书的地方，后来还变成了中上层阶级可以购物、抽采的流行休闲场所。就下层阶级来说，从流通图书馆出现到逐渐消失，年费都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他们不可能成为流通图书馆的顾客。因此，尽管流通图书馆提高了富裕顾客可阅读的图书的数量，但并没有向下层阶级敞开大门。

其次，光顾温泉或者浴场的主流人群也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根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watering place”一词有三个意思， 其中一个是用于保健或者休闲的温泉或者浴场。这正是司各特在文中所表达的意义。威廉·康贝特1912所写的《乡间游记》描述了19世纪光顾英国温泉的、形形色色的顾客们，还揭示了温泉的文化内涵：“所谓温泉胜地是也。这地方充满了东印度的劫掠者，西印度的奴隶主，英国的税吏……威廉司各特爵士在1802年演讲，主张牧师不必定居教区，而应携眷到温泉游览。据说这样反而能得到他们教区子民的尊敬。查此人作此语时，官任代表牛津城的国会议员！”（Cobbet 126-127）“东印度的劫掠者”“西印度的奴隶主”“税吏”“牧师”显然属于英国的中层生活。更重要的是，“代表牛津城的国会议员”甚至认为出入温泉的牧师可以赢得“教区子民的尊敬”。尽管康贝特本人可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它证明温泉的确是中上层人士频繁出入的场所。

以中上层阶级为主导的小说读者群体影响了小说创作。司各特总结了这种影响力，认为小说是“依赖读者的喜好才能存在的文学领域”（Scott， “Emma， A Novel” 192）。尽管他用了“读者”这个宽泛的词汇，事实上它指向小说的主流读者群体。也就是说，小说的存在和小说家的生存依赖于英国中上层阶级的喜好。这种依赖性揭示了读者群体的极大影响力。这种影响主要涉及小说的内容和道德。

首先，中产阶级对小说新型“素材”和“乐趣”的要求影响了小说创作（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09）。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是 “新”。司各特认为小说要不停地创新，因为“为先前的小说家们和读者们提供创作素材和阅读乐趣的“矿山”已经被开采殆尽;作家们必须另辟蹊径，以满足读者对小说多样化的内在需求”（309-310）。“开采殆尽”“另辟蹊径”揭示了新小说代替旧小说的现象。这种更替和变迁的原因是读者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仍然扎根于当时的图书馆制度对读者的影响。图书馆有关新书的支付制度貌似限制了新书阅读的数量和时间，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带来了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即对新书的偏爱和追求。在18世纪早期，支付年费的顾客并不能无限制的借书。通行的做法是每人每次只能借两本，其中只有一本是新书;普通书的借阅期限是一个月，而新书必须在2到6天内归还。“但大约从1790年起，图书馆引进了一种全新的收费体系。支付更多的费用就可以享有常规顾客所没有的特权：借阅更多的新书”（Jacobs 20）。阅读新书慢慢地成了中上层阶级可以炫耀身份和财富的标志。从这种意义来说，图书馆成了塑造18世纪末期新型阅读文化的核心力量。阅读新书成了中产阶级的一种常规的休闲活动。如果人们只能购买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他们一定会选择读后得到更多回报的书籍。对他们来说，这些书堪比圣经。他们会在多次的阅读中细细品味。但当他们每年可以借阅近百本新书，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从熟知的词汇、思想和人物中一而再地获取快乐，而是每次都从全新的书籍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其次，中产阶级，特别是卫道士们，还对小说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诉求。一方面，旨在保护青年人的卫道士们把小说“作为批判的对象”（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09-313），认为它们只会让年轻人的头脑充斥着浪漫的爱情故事，导致他们不再关心和留意其他的事情。从小说对理想世界的描绘来看，沉迷于这些作品的读者们无法接受和面对乏味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社会责任，甚至对现实心生厌恶。另一方面，从小说对放荡、邪恶的生活的描述来看，它们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卫道士们认为小说家们以色情描写煽动青年人对情爱的欲望。在他们的笔下，小说中的放荡生活具备某种迷人的特性，种种恶行散发着魅力。这可能会降低青年人对放荡、邪恶生活的厌恶。小说家们表面上倡导善有善报，但事实上诱导了堕落的生活。

二、司各特笔下理想虚构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内涵

当时小说读者的群体特性及其极强的影响力决定了作为小说评论家的司各特的困境。一方面，司各特非常尊重读者。他把读者的需求当作小说批评的出发点，而不是像菲尔丁那样积极、直接地、霸道地要求读者服从小说家。司各特从内心深处尊重读者对小说的接受，比如他知道中上层阶级对小说不屑一顾，也因此担心小说批评会降低他在讀者心目中的身份和颜面。读者的影响力和司各特对这种影响力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司各特以小说评论家自居，担负起来维护小说的重任，直面当时小说的困境，为小说的接受寻求出路。为了维护小说，提升其地位，司各特综合考虑读者的批判态度，分析小说在道德、人物、情节等方面的问题。

就读者对小说的指责、抱怨、不满和批判而言，脱离现实的小说的虚构性是司各特关注的焦点。他坦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虚构的文学作品怨声不断，认为它们虽然声称要忠实于生活，却言不由衷”（309-311）。司各特总结了小说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人物和事件都远离读者的日常所见;超自然力量、绮丽的仙境都可能出现。读者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与他阅读的内容没有任何关联，甚至与小说里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他由此对小说创作极为焦虑：“我们担心许多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各不相同、但又都违背了可能性的描述定然会让这种欣喜大打折扣。这些小说也因此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不能被当作现实生活应该模仿的蓝本”（309-311）。司各特显然想让小说摆脱这种困境，维护小说的地位和价值。

正是出于这样的焦虑和考虑，司各特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分析他们批判小说虚构性的两个原因。其一是读者感受到小说在情节和情感等方面的套路化和模式化。就情节而言， “男主人公会艰难地跨越高山和大海，品尝贫穷的味道，力拒邪恶的诱惑，还会经受顺境和逆境的磨砺。但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会给主人公的余生安排一个平静、幸福的生活。流行的做法是直到故事的最后几章才让他脱离最骇人的终极困境”（Scott， “Emma， A Novel” 190）。女主人公同样也会在作者笔下遭受困苦和危险。但与男人不同，她总是“被疯狂的爱慕者强行劫走。即使她从恶贯满盈的流氓或者恶棍身边逃走，……她仍然要四处流浪，身无分文。在最后一刻，作家终于拯救了她，安排她免受折磨” （190）。既然这些事件都超出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历，它们定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和兴趣，进而让他们对身处这些险境的人物产生同情之心。但是他们渐渐地了解小说彼此相似，有某种套路和模式。这种模式化让他们不再相信小说的真实性。就小说人物的情感而言，尽管小说家声称要模仿自然，但正如法国人所说，这是被美化的自然。此处的自然即现实或者生活。“被美化”意味着小说丧失了真实性。他们确实塑造了人的形象，但却是最多愁善感的人。他们的心灵被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情感所净化。在严肃小说里，男主人公总是一位“从不违背誓言、一生忠于爱情的骑士”（192）。女主人公更加纯洁;“如果在男女主人公初次会面的时候，读者就认定他们会相爱，作家绝不会让她移情别恋”（192）。这种被美化的情感显然让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化，缺少生活气息。司各特进而试图找出这种虚构产生的根源。“按照旧的小说创作规则，任何谨慎的作家都不会描写不忠诚的男人或者不忠贞的女人”（192）。否则，他就在“感情描写方面犯下了极大的罪行”（192）。司各特笔下所谓的“旧”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或者其他修饰词。但他对此的否定态度却一目了然。这证实了司各特对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新型小说的推崇和鼓励。

其二是读者认识到小说仅仅叙述了偶然的事件，缺乏概然性，并不真实。司各特认为读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他们一开始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以为小说就是现实。由于没有区分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读了这些小说后，“读者傻傻地期望他日日读到的那些美妙的好运和巧合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1）。既然小说的主人公人们就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显然忽视了这些期望的虚幻性、困难度和不现实性。如果这些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那么他们开始明白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渐渐地了解了小说王国的虚构性，认识到那里的故事与现实无关。①

为了解决读者提出的问题，维护小说的地位，促进小说的进步，司各特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小说的历史，倡导以奥斯丁的小说为代表的理想虚构性，贬抑了过去小说中的低劣虚构性。司各特认为完美的小说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虚构性。“它们向我们呈现的内容不是具体的、真实的，而是一般的、概然的。它们摒弃了不符合一般性规律、偶然的、不规则变化和例外的情况。正是这些构成了真实性叙事中许多不符合概然性的地方”（314）。司各特事实上批判了一种低级、劣质的真实性。尽管这种真实表面上很具体，但却因为无所不包、不加筛选、不经提炼，而不能排除偶然状况、例外等。司各特认为理想的虚构性高于这种低级的真实性。它向读者展示了一般性規律所具有的清晰、抽象的面貌。具备这种理想虚构性的小说“也因此成为源自广泛经验的、精纯的浓缩体和提取物”（314）。司各特坦然承认如果小说要成为这样的“浓缩体和提取物”，前提是它扎根于“广泛的经验”（314）。

司各特的理想虚构性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对诗歌的评价方法，并把它应用到小说批评中。他认为“如今的小说与真实生活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314）。司各特对小说的评价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为基础。这位文学批评之父曾说过，“诗歌（叙事诗和戏剧诗）比历史更有哲性”（310）。后者详细描述了真实发生的事情，但其中许多部分可能并不符合也就不能阐释可能性的一般规律。而前者向读者描绘了特定情境下自然而然并且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因此全面地展示了人性，揭示了在生活中可用的那些智慧的总体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历史更真实，但揭示一般规律和总体原则的诗歌高于历史。司各特认为，与诗歌一样，揭示概然性规律的小说也优于历史;理想的小说家能展现出比历史学家更优秀的品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借鉴和挪用的确说明司各特本人的确认可和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和地位。这与18世纪其他小说家和评论家轻小说、重历史的作法完全不同。

但小说毕竟与诗歌不同。前者出现晚、地位低;后者出现早，地位高。简单的概念挪用解决不了小说虚构的问题。司各特的深刻在于他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没有止步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本身，而是把虚构性放进当时小说所在的文化大环境中，根据英国小说的创作、阅读和接受来具体地分析其虚构性的特点。司各特认为完美的小说要求作家具备极高的创作水平，比如“判断力和写作技巧”（310）、“高深的知识和精心的描述”（Scott， “Emma， A Novel” 193）等，也因此提出“那些为了刻画人性、描绘人类行为而追随虚构作家而非历史学家的人必须万万不可忽视这些虚构作家的判断力和写作技巧，而且还要确保他们具备远比准确性和真实性（即历史的两大重要特性）更宝贵的品质”（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4）。

就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而言，司各特把奥斯丁的小说当做完美小说的典范。司各特认为她的小说是“新型小说”（Scott， “Emma， A Novel” 192）、“无可挑剔”（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7）、“独树一帜，无人能及”（Scott， “Emma， A Novel” 193），充分肯定了奥斯丁的原创性。她的小说“不再讲述令人头晕目眩、错综复杂的事件，也不再描述浪漫超凡的感情和感受”（192），而是转向“对自然的模仿和再现”（193）。司各特笔下的“自然”是“真实地存在于各行各业日常生活中的自然”（193）。奥斯丁忠实、形象地再现大部分普通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日常事件。她笔下的人物主要是英国社会的中层阶级。小说中“最杰出的人物的地位并不高于有教养的乡绅和淑女;最富原创性、塑造最精准的人物甚至低于上述阶层”（193）。小说的整体设计紧凑、人物的行动统一，所有事件与主要情节紧密相关。这些往往以牺牲概然性为代价，但奥斯丁的小说却不包括任何不符合概然性的地方。小说的进展不依赖任何超凡或者偶然的事件。后面的事件与前面的事件之间存在必然的、自然的因果关系，但读者却很难从小说的开头预见到故事的大结局（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7）。

三、读者在司各特小说虚构性中的支点地位

以理想虚构性的定义为基础，以读者的感受为分析和判断的支点，司各特分析了小说创作的艰巨性，对小说提出了自然性和概然性这两个要求，以期达到提高小说质量的目的，并在他的小说批评（如对奥斯丁的评论）中把读者对上述两个标准的感受做为评判的基石。

读者的感受是理想虚构性的判断标准。为了创作完美的小说，司各特认为作家需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他在作品里描述的场景和感情应该与符合概然性规律的日常生活统一起来”（Scott， “Emma， A Novel” 193）。司各特特意用“艰巨”一词来强调这些任务极高的难度。其难度源于以下两点：一、作家应该描绘日常发生的场景，并遵循其概然性规律。二、由于小说的创作和接受受到读者的极大影响，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必须面对读者的考验，也由此把自己置于被广泛批判的境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是前者价值的评判者。小说的素材来自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位读者都经历着作家描写的生活。小说与生活的紧密性和相似性让读者觉得他们有批判小说的权力。“只有艺术家才能判断赫拉克勒斯的雕像是否栩栩如生”（193），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生活中见过这种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但每个人都可以对周围朋友或者邻居的画像发表自己的见解”（193），因为他们天天在生活中见到这些人。读者不但要看到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形似，还希望作家“传达出这个人的精神和性情”（193），即神似。从读者的评判这一点来看，司各特的确揭示了当时小说的难度。

以读者阅读时的感受和判断为基础，司各特对小说提出自然性和概然性这两个标准。司各特认为“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理由来证明书中的事件不该如此发生，这个小说就不符合自然规律”（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2）;“如果小说中不自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我们仍称之为不自然、不可解释的事情”（312）。此处的“我们”显然指小说的读者（包括评论者等特殊的读者）。司各特所谓的“某种理由”非常模糊，也导致他对自然性的定义不够严谨、缜密，但他为自然性所举的例子间接地揭示了自然性的特点和特性。司各特给出了两种例子：一种是“人物的行为有悖于作家赋予他们的性情或者普通意义上的人性”（311）;另一种是“一位17岁的少女在安逸、奢侈、平静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身边的人大都目光狭隘、目不识丁，但她却在最严苛的情势下展现出（正如女主人公经常所为）超凡的智慧、坚毅和对世事的了解”（311）。前者显然是性情与行为的不一致;从“人性”一词来看，读者做出这种判断的基础是对人和社会的了解。从这一点来看，自然性的根基是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规律。后者是人物行为与以往家庭背景的不一致;这显然也以读者对世事和社会的了解为基础，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从词源来看，17和18世纪的文学评论中自然一词颇为普遍。不同于现在的意思，当时的自然并不指森林、樹木、河流等，而是指社会和生活，并强调其规律性、一般性。这也证实了司各特笔下“自然性”一词的现实主义特色。

除了自然性，司各特为理想虚构性提供的另一个标准是概然性。这从本文第二部分中他对虚构性的定义可以看出，此处不再赘述。但他并没有详细解释概然性的意义，只是认为概然性与可能性的程度紧密相关。以小说中不可能的事件为基础，他间接地揭示概然性的内涵。他认为“如果我们只能说过多的偶然事件证明一本小说不可信，但却找不出特定的理由来解释事件不该如此被呈现，那么这部小说就并非不自然，而只是不可能”（311）;“如果小说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涉及太多偶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我们称之为幸事或者不幸的事情、不凡的巧合、怪事等”（312）。“偶然事件”“幸事”“不幸的事情”“巧合”显然是缺乏概然性的标志和表现。“不可信”再次强调了读者感受的重要性;可信是小说概然性的重要体现。

司各特还比较了自然性和概然性，指出其差异性，以期揭示概然性的本质性特征。与自然性相比，概然性的难度更高。任何了解人性的作家都不可能把不自然的事件引入他的小说，但不可能的事件对志在写出新奇故事的作家们很有吸引力，因为新奇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既然概然性与可能性紧密相关，那么不可能事件的存在显然有损小说的概然性，也因此经常导致低劣虚构的出现。从这一点来看，对作家来说，读者的需求要大于概然性的要求。这证明了读者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力。司各特总结了许多作家的惯常做法：他会通过巧合把他笔下的人物安排在特殊的形势下，然后引导他们去经历一系列不平凡的冒险。“巧合”“不平凡”都揭示了小说中不可能事件的存在（312）。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让人物始终保持一贯的性格，让他们的行为自然地符合特定的形势和环境。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满足自然性的要求，但却不具备概然性。司各特认为菲尔丁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展示了作家对人的了解，不违反自然性。但是“作者描述的这些环境不具备任何的可能性，绝不会在现实中存在;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几个事件一个个单独来分析，我们可以说它们不具备很强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我们只能说它们几乎不具备任何的可能性”（313）。菲尔丁的小说所描绘的环境和叙述的事件都没有展示小说应有的概然性，只是低劣的虚构。

读者的感受是司各特小说批评实践的基石。他用读者的反应来证明奥斯丁对人物的塑造和对事件的描述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总是很优雅，从来都不伟大”，但作家对他们的塑造让读者觉得“很自然、很精准、很怡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Scott， “Emma， A Novel” 197）。读者意识到这些主人公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同样支配着他们自己和他们认识的人，这些小说所揭示的教训同样适用于普通生活里的悲欢离合（193）。以栩栩如生的描写、细致入微的细节和不露任何人为雕琢痕迹的场景设计为基础，符合概然性的事件“唤起读者对小说的想象力，让虚构的故事完美地呈现出真实现实的样子” （Scott，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317）。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奥斯丁主要塑造了不同行业的普通人物，讲述了平凡的事件，但它们带给“我们的兴奋丝毫不输给那些完全依赖不凡事件以及异于常人的情感的小说”（Scott， “Emma， A Novel” 193）。司各特认为这一切源自奥斯丁对“世事的丰富认识”（197），强调了广泛的现实经验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在上述分析中，司各特用三个不同的词语来描述阅读小说的人，塑造了一种理想的读者的形象，有力地支撑了他的小说虚构观。它们分别是 “他们”、“读者”和“我们”。从人称的角度来看，不同于第三个，前两个词语都是第三人称。司各特显然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描绘、分析小说阅读者的感受。从“对周围朋友或者邻居的画像发表自己的见解”（193），“天天在生活中见到这些人”等表述来看（193），他强调了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性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熟悉度。当司各特谈及自然性和概然性，他使用了“我们”一词。此处的“我们”不但包括司各特等评论家，也囊括了普通的读者。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之间有重叠和交叉。这赋予读者的感受一种来自评论家的理性和合理性，但评论家的判断依然以读者的感受为基础。这三个词语分别从自身体验和理性判断两个方面塑造了一种理想的读者的形象。他们不但从生活之中了解生活，还可以基于生活和小说之间的相似性，对后者的艺术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分析。这种理想读者的形象并非司各特的无中生有。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它扎根于当时小说主流读者（即中上层阶级）本身所具有的较高文学和文化修养。总之，不论作为虚构观的基础还是支点，理想读者的形象都支撑了司各特的小说虚构观。

司各特笔下理想的虚构性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和思路捍卫了小说。由于小说地位低下，17-18世纪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小说的历史性和真实性来维护小说。但司各特却另辟蹊径。他不怯于面对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质疑，并直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正因为更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持与司各特相反的观点，虚构性使司各特在小说批评史中独树一帜。司各特勇于承认虚构性的原因有两点：一、亚里士多德有关诗歌虚构性的概念在司各特小说批评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和迁移。基于当时小说具体的内容和风格，司各特对小说虚构性的分析并没有生搬硬套的嫌疑，甚至让人觉得具体、理性、可以信服，发展了文学虚构观。二、基于读者对新书的期待和作家对创新的渴望，司各特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小说虚构性，区分了低级虚构性和理想虚构性。这种视角使读者可以期待完美的小说，大大降低了虚构性对小说的负面影响。小说是历史还是虚构是不同时代的作家和评论家总会关注的话题。后世能够接受小说是虚构的观点的人并不多。1867年《英国评论季刊》第45卷所刊登的“乔治·艾略特”一文认为“虚构一词不应该引起任何不信任，因为与小说一样，诗歌和戏剧也是虚构的作品”（Anonymous 142）。也就是说，19世纪下半叶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已经认为虚构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许多文学体裁的共性。但是詹姆斯在19世纪末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否认小说是历史”，“这不但是对他的神圣职责的背叛，更是一项罪行”（James 55）。这样的作家抹杀了小说本身的存在，也因此“被剥夺了任何立足之地”（56）。從整体来看，更多的人支持小说是历史这个观点。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司各特的分析开辟了为小说辩护的另一个思路，并且为小说是虚构这个观点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注释【Notes】

① 司各特对低劣的小说的批判与上述读者的观点颇为一致。他认为它们会导致读者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如果读者仅仅读了这些小说，还没有为认识和进入现实世界而做任何其他的准备，他很可能对事情的真相产生不确切的认识。司各特此处所谈论的读者显然是未经世事的青年人。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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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