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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贸易新政”演进逻辑及折射出的经贸政策分歧与理论渊源

2020-03-28刘暅之

现代管理科学 2020年2期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摘要: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给中国正在推进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及贸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通过对美国商务部、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及EPS数据库数据平台的最新数据资料汇集整理和翻译,并对Trump上台以来的最新对华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可以窥见,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贸规则、贸易保护、倾销与反倾销、关税壁垒、国际市场、贸易谈判、国际收支、国际投资等经济领域。进一步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进逻辑及其对中国对美贸易的影响,不难发现,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对美贸易出口方面,特别地,美国对华贸易新政还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的出口及区域贸易战略布局,这些是对美贸易中容易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些“贸易新政”一方面是由于发生在2018年,是时间上的“贸易新政”;另一方面,这样的中美贸易争端和摩擦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所采取的这些“贸易新政”的措施几乎在中美贸易历史上都能够找到同类性质的案例,只不过发生的时间和事件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化而已。要想真正解决该类贸易摩擦事件的问题,就必须分析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及理论渊源,从理论上找出问题的本质,才能在此基础上给出针对性举措。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对华贸易新政”;演进逻辑;经贸政策;理论渊源

一、 引言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给正在襁褓中的川南临港自贸区带来了它生命中第一个重大的考验,Trump上台后的单边主义的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的对美贸易进出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世界贸易的主导者和引领者,中国每年对美出口总额不断攀升,这就有必要针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新政策进行系统性分析并给出适应性的政策研究和形成政策建议,以尽可能减小美国单边的贸易政策对川南临港自贸区的影响。

鉴于本文以服务于贸易决策为主要目的,这里就撇去了现代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分析法,“事实上,数理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一种理论推演,但理论所指的范围远超过数理经济学,并且跨越了社会科学领域。”因此,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利用“时间——事件”的分析逻辑,对Trump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可以很清晰地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自Trump上台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对华国际贸易政策、经贸规则、贸易保护、倾销与反倾销、关税壁垒、国际市场、贸易谈判、国际收支、国际投资等经济领域。

二、 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的主要范畴及演进逻辑

1. 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的主要范畴。经过对美国Trump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最新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对华贸易新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或主要从属于以下几个关键的政策范畴:

(1)美国对华进口商品或者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多是因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或者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对华贸易进口产品的“双反”调查,即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裁制决定。“双反”调查的产品多是工业制成品,而对于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则仍是认为中国有“以市场换技术”的“强迫性技术转让”等技术侵权行为。而征收关税和实施“双反”调查的产能过剩类商品有:钢铁、铝产品(包括铝合金板、铝合金片、铝电线电缆)、进口光伏产品、大型洗衣机、铸铁污水管、铸铁土管配件、橡皮筋、工具箱、橱柜、冷拔式机械油管、细涤纶短纤维、塑料装饰、塑料装饰缎带、特殊钢制品、锻造钢配件、聚四氟乙烯树脂、床垫、可再灌装的不锈钢桶、葡萄糖酸钠、大直径焊管、石英产品、葡萄糖酸衍生品、航空航天、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尤其是钢铁和铝产品,美国是全面征税,而不仅仅面向中国。

(2)战略上计划与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国对华贸易新政就积极抢占中国“走出去”的国际市场,非洲是我国基础设施国际投资的重要市场及目的地,尤其是对于输出本国的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机械设备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美国的制造业吸引FDI中,来自中国的FDI增长是最快的。可以看出Trump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新政”仍然是对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曲解,仍然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怀疑,仍然是没有离开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贸易强国的忌惮,仍然秉持“修昔底德”的焦虑性思维。

为此,在余下的篇幅首先会对Trump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新政”的演进逻辑进行归纳和概括,并加以提炼,从具体细分领域透析美国“对华贸易新政”演进逻辑所折射出的中美经贸政策的分歧及政策分歧的理论渊源,从理论的高度提纲挈领地指出美国采取激进的、片面的“对华贸易新政”究竟是在何种错误思潮和理论的指导下做出的错误决策,“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中美贸易争端问题的关键,并据此给出国内对美贸易企业的针对性举措。

2. Trump上台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的演进逻辑。

美国Trump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政策主要集中于贸易宏观政策、经贸规则、贸易保护、倾销与反倾销、关税壁垒、国际市场、贸易谈判、国际收支、国际投资等经济领域。综合概括起来如图1所示。

三、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的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及理论渊源

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及演进逻辑的梳理,可以窥见,中美贸易摩擦各具体事件,多是美国对华贸易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和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为主的贸易政策,这些“贸易新政”一方面是由于发生在2018年,是时间上的“贸易新政”;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贸易由来已久的根本问题——“中美经贸政策分歧”。这里就图1中所列出的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所呈现出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具体事项的理论渊源及问题的本质逐一进行剖析:

一是贸易宏观政策。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朝鲜政策等提出批评,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该經济学派过分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认为市场调节经济的机制是能够让经济运行规制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市场机制的自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在该学派的鼓动下的美国政府自然对中国的宏观调控和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政策加以批评。“市场失灵”是经济发展史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美国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都以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经济危机和市场失灵的周期性爆发,俨然必须要通过适度的国家干预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来治理。

二是国际经贸规则。美国退出TPP协定,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这是违背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和发展浪潮的。须知,在TPP协定框架内,是很容易推进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发展和实现互惠互利的,并且更容易推进FTA谈判的顺利开展,从而构建双边同盟体系。

三是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其理论上来说是违背了在国际上早就公认的“比较优势”原则。

首先,对于中国企业“倾销”低价商品的说法就是歪曲贸易事实的说法。在中美贸易过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普遍存在着美国依靠高科技技术攫取高额产品利润,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而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窘境。也正是为此,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打压中国的对美贸易,其实并非单纯损害中国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美国民众的消费需求,是不得民心的做法。

其次,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并非是中国政府单边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中国政府补贴更倾向于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方行明、张蓓、杨万东(2019)等通过对中国商务部数据的搜集整理,绘制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比例的走势图,很好的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是中国的非国有企业。正是持续不断的在税收、融资等问题上扶持中小微企业才有如此成绩。

四是关税政策。201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较以往更为频繁且力度更大,这归根结底仍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片面理解。征收关税的这些产品均具有一定程度的高质量,多数是中国的新技术或者说产品改良的結果。美方认为中国的做法是强迫性技术转让,不尊重他国的知识产权。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确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强迫性技术转让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在中美深层次的博弈中,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阶段,表现在特区建设层面,由过去1978年的深圳、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建设,演进为20世纪90年代的以浦东新区为主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区建设,再进一步推进为21世纪的当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尤其是新时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更是积极推进关税减免,降低税率等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改革。是新时期中国高标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新时期改革的风向标。

五是国际市场。美国批评中国未采用市场机制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只不过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2017年9月美国商务部公开发布了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高低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该备忘录中反复地指责中国市场经济存在“政府干预”式的“扭曲”行为。看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高低及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采取计划与市场的经济手段。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的宏观干预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的论断,从美国的经济史的角度可以解释,在中国同样也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的经济发展格局。当前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中国正以前所未有之力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均有序、优质地推行市场自由化改革。

六是贸易谈判、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政策。美国为进口商品关税豁免而谈判、针对中国的中兴集团征收罚款及与中国在非洲争夺投资市场,其理论本质仍然是贸易保护,并且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对潜在的国际贸易竞争对手的“经济崛起”而产生的焦虑,这被学术界形象地成为“修昔底德”思维。“修昔底德”思维的破解其实在美国本土已有开明人士给出了答案,如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于2018年访华期间,发表声明称“我们反对对抗,我不想成为特朗普与中国对抗的牺牲品,我不想成为一个棋子”,该著名论断是美国有识之士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有力抗议,反映出了美国民众对多边国际贸易和合作竞争、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发展的渴望。虽然美国对中国的中兴集团征收罚款,但不可否认,与中国在非洲争夺投资市场,却不能算作破坏合作竞争的恶意行为。中国企业应积极抵制征收关税、征收罚款、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恶意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竞争合作的行为,但也须以欢迎的姿态与美国企业积极竞争在包括非洲在内的他国市场,“与狼共舞”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福音,也必须“与狼共舞”才能以更加昂立的姿态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采取的“贸易新政”是非常不利于国际经贸合作和有损美国企业利益的,就国内对美出口贸易型企业而言,应该针对美国的具体措施采取适应性对策,多方把控,寻求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四、 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的针对性举措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内对美贸易型企业应适时调整对美贸易政策,积极调控出口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合理引导产品流向,尽最大程度降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等措施多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以美国对华贸易新政为导向,兼顾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对美贸易进出口。针对这些Trump对华贸易新政,考虑到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是全域性的,不仅仅是对中国某个地区有影响,国内对美贸易企业应积极开展应对策略,以稳固进出口的市场价值。“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处理好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正确实现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功能”,才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一是出口方面,据目前美国启动征收的反倾销调查情况来看,可以在中美贸易战胶着的情况下,转移出口目的国,转向鼓励取消反倾销及反补贴"双反"调查的欧盟和东盟国家。

二是进口方面,这里主要是学习和借鉴美国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的有益经验,在当前我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情形下,在美国及德国重返实体制造业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应着手推进实体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美国制造业利用FDI的数据显示,化工业是美国最易接受外资的行业,其次是医药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电子类制造业、食品制造业,这一方面可以提示我们可以根据美国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及时安排企业出口策略调整,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美国作为当今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国家,其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发挥制度创新核心优势,促进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

(1)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职能边界。落实行政权责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放宽企业准入,为来自国际市场的国际资本、劳动力、技术、创新等要素集聚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

(2)应建立健全国际仲裁、商事调解机制,构建基于申诉的全环节的引导和委派委托调解机制,积极促进ADR诉讼协调与整合,不断引进国际先进的商事仲裁和调借机构,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立与外事仲裁相适应的专家库和服务机制。积极配合商务部开展外国市场主体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强化企业责任,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欠薪应急周转制度。

(3)贸易保护及贸易谈判的争端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争议导致的,建议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将知识产权的细分范畴纳入综合管理体制内,并辅以全链条式创新管理和服务,集知识发明创造、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知识产权对口服务于管理于一体的高效的综合管理,让创新驱动活力竞相迸发和涌现。设立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及多元化调解平台,加快专利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重点突出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的搭建。

(4)国际投资方面,事中事后监管、自贸区“负面清单”“双随机、一公开”、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服务、综合监管平台等制度体制建设,都要积极与国际贸易新规则对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参考文献:

[1] 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s://www.commerce.gov/ne- ws/press-releases.

[2] 美國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s://www.bea.gov.

[3] EPS数据库数据平台:http://olap.eps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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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明.市场研究定量分析(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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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2019年度泸州市重点社科课题“自贸试验区深化税务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LZ19A004)。作者系该课题项目负责人。

作者简介:刘暅之(1991-),男,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委会“高层次人才”特聘博士、政策研究局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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