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条“国道”从丹东方向奔来，跨过一条河，要上老庙岭。它的左边望着是山，路边是铝合金加工、汽车维修之类的杂乱店铺。右边，是一片稻田，风吹过像起伏的绿锦缎。田边照例会有一条放水的水沟，就叫它小河吧，毕竟两岸也杂草丛生。百川归大海，小河流向大河，大河跟这个县城同名，叫庄河。

就在稻田这一边，过一座小桥，迎面是一幢四边线条柔和的新楼，颜色很打眼，褐中偏粉红。它孤零零地呈南北向拉开，老照片还帮我恢复了一个记忆：“勤奋认真”四个嵌着白边的巨大繁体红字悬在楼的正门上方，门两旁有水泥砌的方型花坛，记得夏天种过一些蝴蝶花什么的，不过照片里仅有不太高的松树。这就是我读书的庄河第二高级中学。

它独立建制不久，一座新楼之外，其他都是百废待兴的样子。操场高低不平，厕所的水泥似乎刚刚干。学生宿舍漆黑、阴暗、好多人挤在一起，空间不够，两张床要分三个铺位，床上铺着草垫子。食堂在宿舍后面，一座每扇窗都漏风的老房子，狭小，光线不足，只有桌子，没有椅子。站着吃饭也觉得人挨人，大家吵吵闹闹，从未清静过，在炎热的夏天，吃一顿饭就是参加一场战斗。饭菜，永远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土豆。那白菜，软软的，酸酸的，像是从市场上捡回来的烂菜叶。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吃辣酱的习惯，最初见高年级同学的饭钵中都有袋装的蒜蓉辣酱，大为不解。没过几天，便心领神会：辣酱才是对付难吃的饭菜的灵丹妙药。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繁重的学业带给人的精神压力。上课铃声响起后，楼门紧锁，不能自由出入。要想进出，得等下一次“放风”的时间，特殊情况要向值周的老师申请。楼里看管森严，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又跑又跳，不得……不然，不知从什么角落里，就有虎视眈眈的值周老师窜出来。一个个风华正茂精力过剩的少男少女，整天被囚禁于此，最好都是沉默寡言，无形之中令楼内的空气灌了铅一般沉重。我们住校的同学，早晨五点半就要起来进楼早自习，七点早饭，之后开始上课，一课复一课。晚上有晚自习，大概八点半才放学。按班按点，人如机器。我曾记过，有一天遇见一位在庄河高中读书的同学，我们共同感慨：“生活十分枯燥，整天囚在教室中，与外界毫不接触。是的，我看到的只是黄褐色的高高的教学楼，绿色的黑板，白纸黑字……”（1989年10月17日日记）那些年，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我们的老师都是钢铁战士，他们从来不头疼不脑热，从来都按时出现在讲台前，哪怕，你迟到一下啊，他也不。考试前后，气氛更如火山爆发、地球末日一般恐怖，一个学期比一个学期紧张，分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不大有厌学的心理，小学是唱着歌傻呵呵的活泼，初中是朦朦胧胧的踌躇满志，大学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在忙活，研究生是散漫的自由自在，最为黑暗和痛苦的就是高中，用“不堪回首”来概括一点也不过分。正因为如此，毕业后多少年了，回老家经常坐车从学校旁边路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再回去看一看。一次也没有。

记忆也有选择性，偶尔与几位高中同学聊天，我发现，高中时的很多事情，我都忘了。——这大约是我保持心理健康的灵药吧，我总能把痛苦的记忆从生命中剔除。很多老师和同学，我忘了他们的长相，提到名字都感到陌生。要说时间过得太久，奇怪的是比这更久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我记得很清楚。很多事情，即便有日记作证，我也昏头昏脑。比如，经查证，发现第一学期，我所在的是高一（2）班（后来分文、理科，我才成为一班的学生），还曾发生过更换历史老师事件。1989年10月25日（星期二）的日记中记道：“今天下午第一节，历史，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教师走进屋中，同学各行其是，甚不严肃。课开讲了，讲得娴熟，明白。……同学东倒西歪，喝了迷魂汤似的，在打哈欠，睡觉。历史老师沉默许久，让大家静下来。她说她最不愿意进的班级就是二班，是因为……她没说完就哭了。大家这才安静下来，就在这时居然仍有同学龇牙咧嘴，在讲着无视人类情感的话。历史老师以巨大力量克制住，说她之所以不愿意踏进这个教室，是因为许多同学以鄙夷的眼光看着她，很瞧不起她。……最后，她宣布了令人吃惊的消息：学校将再调一名历史老师来，她以后不在我们班级任课了。说完，低着头，将门关严，走了。我记得她的名字，是第一堂课时写在黑板的右上角：孙××。”

我不清楚学校为什么会中途换老师，对这位老师也没有太多印象，凭文字看，我对她印象还不错。问题出在我们这群同学身上，这群十七八岁的小混蛋也许并非有意要为难老师，懵懂无知也好，少年气盛也罢，总之，精力旺盛，无处发泄，便屡屡作恶——那种不见得有意识的错误，或者对人的伤害。近年，网上经常有少年霸凌的事情出现，冷漠，恶劣，残酷，我看着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再回忆自己读书时，虽然没有遇到过那么极端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班级或校园环境也不是杨柳春风，尤其是高中三年，留给我的不都是美好记忆。同学间的竞争，嘲讽，怨愤，嫉妒，打击，没有缘由的仇恨，无时不在。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对很多事情可能更敏感，这样的环境让我想起简•爱在劳渥德义塾读书时的情形。我向来直率，不会做人，更不喜欢拉帮结伙，明里暗里，没少挨长枪短剑。现在看来，怪不得别人，有些事情，明显是我愚蠢、固执、不会变通。我见日记中记着：老师问，昨天谁在教室里踢球了？别的同学都说：没看见。——不聋不瞎，都在教室，哪里看不见啊。不过人家这叫“心明眼亮”，问到我，答曰：可能是某某某吧。这等于是出卖同学。可是，我一定想：也不能说假话呀，再说了，这等小事，敢做就敢当……结果，结果就可想而知呗。

我做过语文课代表，当时印试卷要向每个同学收试卷费，我按照座次从头到尾收钱，轮到一个同学，他先是阴阳怪气地问：别人都交了吗？按照座位顺序收下来的，哪有不交的？只有几块钱吧，此公大约是看我不顺眼，故意刁难一下。忍辱负重完成任务是根本，我耐心解释，他无话可说，掏出钱，下一个动作，今天看起来我仍然感到匪夷所思：他把钱撕了几段后，交给了我。——这是杨志卖刀遇到的人啊。我当年真是老实、懦弱，换做今天，还不手起刀落？不过，我相信，我们，我的同学们，一切都不是有意为之，一个个都是未经世事的少年，相互间也没有夺妻杀子的苦大深仇。每每回忆起高中生活，只是感觉到阴暗和冰冷。并非所有逝水年华都值得追忆。

二

五点半，起床铃像魔鬼的呼唤，不约而至，我哈欠连天，一百个不情愿起来，用冷水洗把脸，就得赶紧进教室上自习。最初进高中那几天，我很不适应，每天都恍恍惚惚移动着身子进了教室，肚子叽里咕噜中上完的自习。八点钟，正式上课时，我已经迷迷糊糊了。第一堂课，照例是数学课，什么线，什么角，什么数值，差一点都不行。我一直不惑不解，做人犯得上这么斤斤计较吗？因此对数学家总是亲近不起来，觉得这种人不可理喻。于是，就在晕晕乎乎中听老师在搬弄数字。后来，我居然练就一身神功，坐在位子上，抬头面向黑板，不用任何依靠，就可以打瞌睡。这个神功，让我后来开会呀听报告呀面对无聊时光呀受益无穷，当然，当时也受害无边，数学屡屡不及格，让我傻呵呵的美好心情上总是压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从宿舍到教学楼，要过一道河一座石板桥。（这难道是隐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冬天的早晨，呵气成霜，冷风专往脖领子里钻。我们一个个缩头缩脑，无精打采，狼狈不堪，像残兵游勇。教学楼后面没有遮挡，天空就是它的背景。这个时候，要么是泼墨般的浓黑，高天上有几个明亮的星星眨着疲惫的眼；要么，很厚的云层中有一个缝隙，透出一片霞光。我似乎从未好好地欣赏过这些，只是和一些同学默无声息地走着……美好的早晨都在垂头丧气中开始。我在老笔记本中找到写于1989年12月14日题为《黎明》的作文：

我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对黎明的渴望沉睡在床榻上，覆盖在暖衾中。因为我年轻，有年轻的心也想拥抱年轻的天空，让这渴望和热情冲出黑暗走向黎明。

在我记忆的镂板中，深深地刻着一个严冬黎明的画面，配着这个情景的是马蹄的音乐。听到那急促的马蹄声，我感到振奋。虽然，那个黎明的寒风剥夺了我们身上的暖气，那个黎明的天空也能让人们以为错了时分，但是，我爱、我思念着那一刻，那在北风劲吹，在黑暗弥布，在静如死寂中生长着的黎明。不仅仅是刚翻开的乐章，更是一种境界，向着光明奔进的境界。

前奏曲的调子有些平缓，向人们展示的画面是一座高楼在黑暗中伫立，还有楼下的我们。楼旁的一条公路，路旁的几家小店铺也被包括进去了。店铺门前的灯放着慵懒的光，用无精打采诉说着自己一夜的辛劳。路面上没有行人，附近的居民楼也没有一户亮着灯。风也寒，天也暗，我们默默地向左右看。

突然，如大幕被拉开，透出光明；也好像在山洞中摸索前行，突然找到洞口；也有饥渴了饮甘泉之感。只听得远处似在天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咯哒咯哒，不是孤单的几声，而是一阵阵，像海潮，似阵风，向我们的耳边涌来，黎明前的宁静被砸碎了。我们静静地谛听这马蹄的音乐，我们的心被征服了，黎明也被唤醒。

是一队，一队的马车在路上通过，马蹄的节奏在我们面前显得更急更快，我们来不及数共有多少辆车，兴奋也不容许我们来数，我们只觉得有人用鼓槌在敲打我们心中的鼓，发出急促、轻快，使人振奋，使人忘记黑暗的声响。我们久久沉浸在兴奋中，直到马车队走远，声音消失了，才有人轻声说：起早赶集的。我在沉思中，我知道他们是在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用这个节奏向光明之处进发。这个时候，在我心中，黑暗已经失去意义。

黎明是静的终点，是喧哗的引爆点，也是希望的起点，我静听黎明的声音，也满怀着对光明的憧憬，在不懈的奋斗中亲自去感受它的节奏。

这个草绿色封面的笔记本，尺幅为175×252mm，我很喜欢它的瘦长。本子有六十面，封面上是大大的英文字母：NOTE BOOK，内页是淡淡的灰色横线，纸很好。三十年前这种很朴素却不鄙陋的笔记本，今天好像不大能买到，现在的笔记本太浮华了，浮华得与人若即若离亲近不起来。这本子是父亲送给我的，我拿它写了一些杂七杂八感想。今天重读，“幼稚”的评语自然免不了，接下来是感觉废话连篇。那个时候，我特别爱写排比句，故作激越状，这很令人讨厌。这篇短文最致命的问题是深深感染学校教育的作文病毒。这个病毒可以概括为：作者可以忽略自己的感受，不可以不高喊口号。每作文，立意要高，要有中心思想，要积极，要……反正，可以漠视真情实感。我们什么也不懂，却每每以天大的词儿去妄言人生、天下。我每天早晨迷迷糊糊地起来，文字中却还高喊：“我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对黎明的渴望沉睡在床榻上。”结尾还高叫：“在不懈的奋斗中……”我真是服了自己。这些学校教育的病毒，我以后不知道要用多少年来排除它，想来真觉悲哀。今天，我读傅雷给朋友的书信，发现他在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反省：“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信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词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傅雷1953年11月9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1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9月版）

不过，上文中写到的黎明中的马蹄声却是真实的，而且多年后，我都忘不了。也许，生活太单调，只有那声声马蹄才踩碎黎明的沉闷，那个时候，庄河东郊的大街上，居然穿梭着马车，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吧。

三

还有一篇短文《雾》，写的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一场雾：

不知道伦敦的雾与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此地的这场大雾相比如何，反正，这里的雾至少让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惊叹。

早晨起床后，我怀疑是不是还待在梦境中，朦胧的世界使一切显得高深莫测。太阳也“旷课”了，雾却坚守岗位。一直到中午，还没有退去的意思，一切朦胧如初。这更令人惊叹了，人们纷纷在议论着这多少年来不曾见到过的大雾。

晚饭时，走在操场上看这周围，苍穹似盛雾的锅灶。没几步远就辨不清人的面目，再远些，只有人影在晃动，更前边是白茫茫的一片，像是挂着白幔，所有的东西都融化在里边了。学校附近有几盏灯，离得我们并不远，它们拼命瞪大眼睛，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朦胧的一团红雾。公路上的汽车，都在焦急地嘶鸣，它们举步维艰。

雾在空间缓缓地流淌着，我处在雾的包围之中，独自仰望天空，平素漫天繁星，或一轮弯月，与我们多么亲近啊，我们仿佛能够互相攀谈。可是今天，什么都看不见了，天有多高，雾就有多厚。处在浓雾的囚笼中，我感觉好闷啊。

在这样的夜里行走，只能凭感觉摸索前行，方向只有在每个人心中。有人报告公路上有汽车钻进沟里了！突如其来的雾，让世界晕头转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是不是也会有浓雾呢？我会迷茫吗？我该怎样穿过它呢？望着眼前的浓雾，我的脚步并未停，我在寻找答案。

我“寻找”什么“答案”啊，纯属胡扯，我记得那个傍晚只有狂欢。同学们在操场上，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又喊又叫，群魔乱舞。我默默地在人群中穿行，小心地躲闪着别人。那一刻，不觉得烦闷，而是另有一种快意，很享受。我不喜欢集体生活，而是得意于这种你看不见我、我也不想看见你的境地，想不到，大雾，让我的心愿暂时得以实现。

在关于二高的回忆中，每个晚上，晚自习结束时，还有一个热闹而隆重的场面。那是我们欢欣期待的时刻，犹如普鲁斯特小说里那位主人公，在小时候每天睡觉前盼望妈妈来吻他跟他道晚安的时刻。长长的铃声宣告着一天的苦难学习结束。操场上喧闹如夜市。家住县城的同学，找自己的自行车胜利大逃亡，住校的同学则向操场奔宿舍的那一头走去。操场上没有灯，漆黑一片，然而，不用指引，我们都自动奔向操场中间的一排人。他们拿一个小凳子，凳子上面有箱子，打开箱子是热气腾腾的包子。什么馅儿的，我都忘了，总而言之，这一辈子，我从未吃过那么好的包子。普鲁斯特不是描述过，主人公吃下第一口小玛德莱娜蛋糕那种“美妙的愉悦感”吗？“这种愉悦感，顿时使我觉得人生的悲欢离合算不了什么，人生的苦难也无须萦怀，人生的短促更是幻觉而已。我就像坠入情网，周身上下充盈着一股精气神……”（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去斯万家那边》第45页，周克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不要笑，包子怎么一定就比蛋糕矮一头，就没有温暖就没有诗意？一切事物只要它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就是最珍贵的。晚自习结束，包子华丽登场，正当其时。

卖包子的都是学校周围的居民，他们知道学校的伙食很差，这群年轻人饥肠辘辘，就自发地到学校操场卖包子。——我请一位老同学审阅本文，他补充说，操场上的包子，主要是卖给他们走读生的，他们没有饭票，不能到食堂吃饭。是吗，是吗？我只记得自己狼吞虎咽的样子，至于包子多少钱一个，我每天晚上会吃几个，为什么过来卖，都说不大清。必须肯定的：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包子！走遍千山万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么好吃的包子，我至今还忘不了，咬一口，里面馅儿中绿叶菜是那么透明的绿，还有捧在手里的暖。那是我高中时代难得的幸福记忆。现在，二高已经迁址他处，学生们的条件跟我们那个时候比是天上地下吧，不知道二高操场上卖包子的历史到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细节将来一定要写到校史中。

顺便说一句，现在我基本上不吃饼干，无论哪个国家和什么口味的饼干，我都没有兴趣，就是在高中读书时，爸爸妈妈总是捎饼干来给我充饥，吃够了，吃伤了。

四

每一个年轻人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吧？踌躇满志，激情满怀，可是，这个世界连瞥你一眼没不瞥——还远远轮不到你呢。你为赋新词强说愁，没有一个人认真倾听过，父母、老师和朋友，谁都不理解你。你少年不识愁滋味，大家却认为，好好学习才是最甜蜜的滋味，为此，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不管。人会成为学习机器吗？不容易做到。学习像一座大山压过来时，人反而会反抗，而不是顺从、屈服。进入高中的最初一个月，我兴奋地在庄河城里“游山玩水”，不久，就发现，学习已经让人无法喘息，如排山倒海的巨浪迎面扑来。我非常努力，认真反省，严重自责，计划、总结、行动……然而，大考小考，越考越糟糕。

从教室后门的那个小窗（这的确也是班主任老师经常出现、窥视或监视我们的窗口），看坐在教室靠后一点某个座位上瘦长的我，一幅疲惫的样子，或是眯着眼在看数学老师演算，或是埋头一遍遍地写英语单词，或是闭着眼在背历史大事记，或者歪着头对某道物理题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忍心多看一眼当年的自己和那种生活，现在想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浪费生命。人生大好时光，最有活力的岁月，浪费在循规蹈矩的学习、考试中。但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是必须要承受的，是为了“美好人生”购买门票。（什么是“美好人生”？谁的人生是“美好人生”？这也像考试一样，有唯一答案，还是它本来就是一道多项选择题呢？可惜，当我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时，已经韶华不再。）在当时，我只是本能地抗拒，矛盾地抗拒。我安于这样的角色，又带着负疚努力、真诚地迎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考不好，都觉得对不起父母、家庭。其他同学也是这样吧，一位老兄，每到考试不是肚子痛就是满嘴起燎泡。

三年的“万里长征”，我是怎么走过那段岁月啊。

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有文学，有它载浮着我脆弱的心灵，才会穿过暗夜里的惊涛骇浪。这犹如罗曼•罗兰在小说里写到音乐：“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欢乐，——恢复了我的爱，恢复了我的财富；——音乐，我吻着你纯洁的嘴，我把我的脸埋在你蜜也似的头发里，我把我滚热的眼皮放在你柔和的手掌中。咱们都不作声，闭着眼睛，可是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我蹲在你的心头听着永恒的生命跳功。”（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4册第186-187页，傅雷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我感谢古今中外的那些大师们，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荣幸，有他们站在身后，我的孤独感默默地被融化了。我带着惊叹的目光进入到他们的文字世界中，这里有苦难，悲伤，泪水，却给我心灵的自由，灵魂的飞翔，想象的伸展。是他们完成了我真正的人生教育，他们教我如何与自我相处，跟这个世界相处，以至我看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都深受影响。我是多么幸运啊，居然能够与他们相遇。它们不是别人打入我人生的楔子，而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不论学习多么紧张，我从未放弃阅读。记得老师曾跟我爸爸提过意见，你那个孩子，课间十分钟，他都能拿出课外书来……是的，我要争分夺秒，不然，怎么会有时间，每一天功课密密麻麻的。

课间迫不及待地看课外书，我记得有一次是《莫迫桑短篇小说全集》（李青崖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听同学说，书店上新书，我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上自习课时跑去买回来。全新的四大卷，刚得新欢，岂能藏之深闺？我心神不定地等待着下课，只要铃声一响，立刻从课桌里掏出书，根本顾不上老师怒气冲冲的眼神，自顾自地看起来。今天的孩子，是不会理解，为什么一部老而又老的小说集，能够让我神魂颠倒。那时，书店里多是武打、言情之类的小说，我这等自负的文青自然嗤之以鼻，我想读的现代文学书、古典名著却不容易得到，要借书，也并没有方便的图书馆（后来我倒是大大利用了庄河图书馆，这等以后再讲）。当时，我就像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猎物的北极熊，倘若还能看到一个活物出现，拼了命也要逮住。无奈，穷学生常常英雄气短，有一次，我借同学的自行车兴冲冲地赶到书店，看到新来了《巴黎圣母院》。翻了半天，居然没有买，悻悻而归。过了两天，心病未除，又去了，书卖完了。第一次没有下决心买，因为钱。我不记得每个月有多少零花钱，反正都来自父母，总也不能大手大脚。更何况，在父母眼里，“课外书”肯定不是必需品。

庄河城里有几个地方，是我读书三年去的最多的。向阳桥的新华书店，文化馆对面老街上的一家书店，还有就是庄河大厦对面邮局的报刊零售部。文化馆对面那家书店，后来好像关门了。邮局的报刊零售部，几乎每一周都要去看一看，不然，新来的刊物就卖完了。当时买的是《收获》《随笔》《红楼梦学刊》等等，除了星期天去之外，午间有一个多小时的午休，借城里同学的自行车去转一趟。推过老庙岭的大坡，沿着延安路直奔，路口右转，再左转，在车声和人声的喧闹中，我直奔目标。那是我单调的高中生活的简单路线，在那之外，庄河城的很多地方，我居然都没有去过，也没有想到去过，一枚多么单纯的少年啊。

想看书，就得有特殊的嗅觉。我发现学校里有一个宝库，近在眼前，就在我们教室对面。一间小屋，是图书室，因为太小，根本不能对外开放，主要给老师借书，而书又太少太旧，老师的利用率也不高。有一位瘦瘦的女老师，一个人在那里收摊，我是从偶尔开了一下的门缝中看到这里有书。饿狼捕食，岂能放过？有一次自习课，佯装去办公室找老师，我偷偷地溜进来，哀求管图书的老师让我看一看，竟然获准。这个宝库最吸引我的，恰恰是它的书的老和旧，它有不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非常吸引人。那时候的出版，还带着新文学的传统，书的设计、开本，都有各自的特点，精装书做得很规整。巴金办的平明出版社，老的人文社等等，它们出的书好多都是我梦寐以求的。记得这里有一套平明出版社印的契诃夫小说集，汝龙译的。我还找到了不少巴金翻译的书，《秋天里的春天》《红花》等等，喜不自胜。问题是，我不可能不上自习课跑出来看书呀，我只好乞求当时的语文老师，我想借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他认为我看不懂，（哼，我念小学时就读过鲁迅！）那么就借别的世界名著吧，挑厚的借。过了几天，他递给我一本词典厚的《唐璜》，朱维基翻译的，精装，好像有插图，印得挺糊。我念诗的热情并不高，这书在我手里放了很久，我也没有读完。后来，我自己买了好几个版本的《唐璜》，没有一本通读过。书与人，跟人与人相处一样，也需要缘分。我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让管图书的老师允许我直接借书的，孺子可教，忠厚可靠？反正我感激不尽，隔三差五，我就来麻烦她，包括放假前。一个不讲原则的老师，让人感到多么温暖啊。

向同学借书，死皮白脸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也是我读书的来源。那些同学真是充满无私与友爱，换了我，才不愿意把书借给别人呢。读初中时，我跟同学王玉晶借过《红楼梦》，念高中时，胡洋、蒋殿国、王宏华等都借过书给我。我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胡洋借给我的，他们家住在延安路食品公司后面的坡下，附近还有一个养鱼池。有人说这地方叫老水塔，也有说叫养鱼池，现在大概都拆迁了吧。当时的庄河很安静，这个区域里都是东北常见的民房，烧炕，有烟囱。后来我经常出入胡洋家混吃混喝，他的父母待人和气，隔壁是他爷爷的家，有一次，晚上我们住在那边，家里有一只老猫，谁进门都得留下买路财，这个“财”啊就是要跟它认真地贴贴脸，否则堵在门口坚决不放行。胡洋家里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当然不知道，一定是他向我炫耀才被我锁定的。这是傅雷译的四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印本，张守义设计的封面，用的是一个蜡烛图案。这书，我从学期中间拿到，一直读到寒假结束才读完。假期里坐在爷爷奶奶的那屋的热炕头上阅读着克利斯朵夫的精神苦难，春节也没有歇着。谈不上有多么喜欢，确实一字一句读完的，小说的情节后来也忘了大半。从现代小说的角度而言，这部大书可能算不上好小说。冗长，啰嗦，好讲大道理，一讲就是长篇大论。可是，年轻人就慑服于大道理啊，你跟他说“日子就是一天天过着的”，他一定鄙夷入骨；你要是说“生活啊，就是咀嚼痛苦的盐”，他立即五体投地。所谓返璞归真，那一定是在历尽沧桑之后，年轻时浅薄，当然喜欢浓墨重彩。《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本青春教科书，大道理正对胃口，它让每一个不安的灵魂相信岁月不会亏待他，只要你咬紧牙关。比如，小说卷二的末尾，写道小克利斯朵夫的爱情被生生掐灭，父亲又结束了随波逐流的一生，小说有一段话：

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他看到自己差点儿堕入深渊，也看到幸福与爱情只是一时的欺罔，为的是教你精神解体，自暴自弃。于是，这十五岁的清教徒听见了他的上帝的声音：

“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册第231页）

这正是我需要的语句，在茫无际涯的黑暗中，这样的句子就是灯塔，尽管它们同样是那么虚妄，可是，虚妄中也需要力量啊。想当年，我以为自己很尽力了，可是一考试，还是落花流水。而我的同学里，总分一百五十分，居然有能考出一百四十八分的人，他是神仙吗？我们这等凡人还有希望吗？希望只有产生于罗曼•罗兰的句子：“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是青春中国的热门读物，不过，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的同时代人宁愿看《笑傲江湖》吧。那是永远也爬不出的江湖、也从来不曾笑傲过的一代人，然而，不妨碍，大家追求的是一种姿态。我是一个“落后分子”，很多流行文化，我几乎一无所知。也难怪，住在学校里，既不听收音机，又不会看电视，我也从不用随身听之类，以致刚进大学时，一位女生问我：你喜欢张学友，还是刘德华？我瞠目结舌，不知道这两位是哪个龙宫的。还有一位同学称赞我是“好同志”，老庙岭上面有那么多台球厅，我从未涉足过。我哭笑不得，其实是笨，我不会打呀。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很多片段充满热情和生命的激情，读起来还是深受感染的。有一个场面，我倒是好久不忘：小克利斯朵夫随高脱弗烈特舅舅到河边，“地下漆黑，天色清明：星都亮了。河上微波拍岸”。（《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册第97页）舅舅随口唱了一首歌，打动了克利斯朵夫，两个人接下来的讨论很有意思，克利斯朵夫说“编歌”，舅舅则认为：“为什么要编？各种各样的歌都有了。”这样的歌在大自然中，在心中。“你心里想唱什么就有什么歌给你唱。干吗还要我编呢？”（同前，第99页）小家伙认为，编歌可以成为“大人物”，舅舅不以为然，干嘛要做大人物呢？他说：“还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的不是比你所能作的更好吗？”（同前，第100页）在舅舅的启发下，他们静静地在听着大自然的音乐：

月亮刚从田野后面上升，又圆又亮。地面上，闪烁的水面上，有层银色的雾在那里浮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的蛤蟆像笛子般唱出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岗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同前，第100页）

小克利斯朵夫承认：“这些夜里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听过不知多少次，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还用得着你唱吗？……他觉得心里充满着柔情与哀伤。他真想拥抱草原，河流，天空，和那些可爱的星。”（同前，第100页）这是感官的唤醒，是心灵的觉醒。读这些文字，我感同身受，受其激荡，我盲目地写了很多文字，书中那些道理也都是我人生和写作的辅导老师。我说过，二高的教学楼东面就是一片稻田，中间隔了一个酒厂，东风吹时，酒糟那种特有的味道还会飘入我们的教学楼。最初进校，我们规规矩矩，很少到后面的稻田里走一走。后来，特别是高三那一年，租房子住在稻田中的一个村子里，时常在这里转一转，再走远一点，就到了庄河边上。沿着河岸，四周无人，天地静寂，只有高挑的芦苇随风沙沙摆动，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还有很少的几次，是盛夏的夜晚，三两同学讲着不着边际的话从这里穿过，偶尔会惊起水鸟的美梦，他们长嘶一生，冲天而起，很快就融入夜空，看不见身影了。我停下来，仰着头试图追踪他们的踪迹，而心却似一个流浪者。这时，《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情节既在脑海里，又在眼前。到初秋时节，又有秋虫鸣唱，游荡在这里，无边学海中弄得疲惫又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得到片刻舒缓。

五

我的日记里记了很多这样的场面：周六，就等着中午放学铃打响，我和三五同学连午饭都顾不得吃，就奔往老庙岭乘车回家。还有一次，找老师请假，老师不在，可急坏我们，掘地三尺，还是找到老师。老师不耐烦地问：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回家？他哪能理解，一个最初离家的少年，心无傍依，觉得学校里百般不是，哪里有家里舒服啊。学校离家三十公里，不远，可有规定，一个月只能准假回家一次。不过，经常会冒出一个什么假日，实际上回家比预定得多。有一年，北京办亚运会，还放假让我们回去看电视。这完全是意外之喜，那天，天还下着小雨，老庙岭大坡一片泥泞，我们还是过节似地兴冲冲地举着伞等待回家的车。

现在想一想回家也挺辛苦。周六午后回去，要是周日傍晚返校能从容些，可是，我贪恋在家中多住一个夜晚，非要周一早晨才返回学校。那就意味着，早晨七点半以前必须赶到学校。五点多钟，父亲就用自行车载我，还有接下来半月十天晚上充饥的各种点心、干粮，去公路边上等车，那种小公汽。那一年，雨水好像特别多，挤在狭小的车厢里，我经常看车窗雨痕斑斑，车外朦朦胧胧。一路上我都在担心上课来不及了，会被老师骂。还真有一次，车坏在路上，八点多才到庄河。然而，被骂两句也抵不过回家的诱惑。没有办法，我从小到大，对集体生活，对统一和标准，都没有好感。

无法回家的日子，只能用“熬”来形容，不过，人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不堪忍受也能慢慢适应，更何况还会苦中作乐。晚自习，盯准老师回家了，教室里自动乱成一锅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无非口舌之快。正好，我趁机也开个小差，可以看几眼课外书。我嫌作文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发誓要好好学习语言，当时散文诗很流行，我买了一本《世界散文诗精选365》（吴薇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里面都是精短的文章，我打算每一天背一篇。除了学习语言，还能锻炼自己的记忆力——那个时候，我总是怀疑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有问题，检验的办法就是这样正面强攻。每天晚自习要结束时，我开始练习背诵。这样的事情照例都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不了了之了。年轻时，想法很多，变化也很快。不过，我还是背诵过一些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后来也都忘了。那本书有一篇柯罗连科的《火光》倒是记得。开头是：

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亚的一条阴森森的河上。船到一个转弯处，只见前面黑黢黢的山峰下面，一星火光蓦地一闪。

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好啦，谢天谢地！”我高兴地说，“马上就到过夜的地方啦！”

船夫扭头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又不以为然地划起来。

“远着呢！”

作者起初不相信船夫的话，后来才证实，“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划了很久。一个个峡谷和悬崖迎面驶来，又向后移去，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而火光却依然停在前头，闪闪发亮，令人神往——依然是这么近，又依然是这么远……”最后，作者感慨：

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崖峭壁的阴影笼罩的漆黑的河流，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不止使我一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因此，必须加劲划浆……

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该书上册第201页）

这篇短文，我不止一次地背诵过它。晚自习时，坐在二高的教学楼里，尤其是靠窗坐，向外望去，操场上一片黑暗，远处也没有几家灯火，恍惚间，我就有一种“泛舟在西伯利亚的一条阴森森的河上”的感觉。同时，我也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航行”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就是这种感觉！很多文学作品令我印象深刻，往往都是文字与现实中间的屏障被打通，文字即现实，而现实又增强了对文字的感受，让我身临其境。当然，大多时候，我都乐观或盲目地相信：“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考试就是这阴森森的无边的河吧，幸好，黑暗尽头有黎明，与期末考试连在一起的是可爱的假期，有一两个月的美好时光可以任意挥霍，至少，生活不是课程表。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在颤动。考试结束当天，平常像军营一样严格的学校，仿佛突然遭受袭击，一团混乱，是兴奋的混乱。有一年冬天，最后一科考试一交卷，同学都作鸟兽散。平时拥挤的宿舍变得空空荡荡了，我不安地站在宿舍前的院子里，身边的人唱着歌，吆吆喝喝，来来往往。没有人理我，我焦急地等爸爸找车来接我，因为拿东西多。可是，那么晚，他还没有来。天有点冷，月亮的清辉投射着寒气。

我有丝丝的兴奋，考完试，我就去图书室借了几本书。有一本《高尔基选集•短篇小说集》（巴金、瞿秋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版），深灰色的精装本，封面有压印的高尔基凹凸头像，下面是烫金字的书名，我急着回家大快朵颐。然而，这种兴奋很虚弱，总觉得背后有看不见的深渊，在那里寄存着我丝丝隐忧。不用说，刚刚结束的考试还惊魂未定。考砸了，怎么见江东父老？我也没有偷懒耍滑啊，一个学期也算勤勤恳恳，可就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人们应当心花怒放，可是又是痛苦的，那朵苦苦追寻的花却在悬崖边。

等了很久，父亲的车才来，已经很晚了，喧闹的宿舍区早已疲惫而变得冷清无声。出了这里，上了国道，一路向东，车子跑开了，严冬腊月的夜晚，这条路上的车很少，路面上时不时还有一点薄薄的积雪，也有融成一小块薄冰，车灯光和月光照在上面亮晶晶的。路两旁稻田里的积雪很厚，月光下，杨树的影子拓印在雪地上，车在树影中穿行，像是哪一部话剧的舞台布景，有一种疏离感，又很现实。我想到背包中的那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里面写到的在大海边，有星星的夜晚，那些流浪的热爱自由的人们在讲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文学的浸染，使得我常常思维、情绪都很文学化，水乳交融时分不清彼此，因此，在人生的很多难忘时刻的回忆中，想到的不仅是现实场景，还是那些读过的书。多少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白雪，树影，还有高高大大的杨树，以及可能太晚了，父亲，我，还有司机，我们谁都不说一句话……天有些冷，心里有些凄凉，更有一些对前途把捉不定的茫然。

2019年冬天，访问俄罗斯，我看到工作日程中居然有拜访高尔基文学院。临别时，我送了两本巴金先生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给院长先生，一本是短篇小说集《草原集》，另外一本是《文学写照》。我没有多跟院长说太多，没有说高尔基的小说，高中时代期末考试后的心情，公路上的白杨树影。不过，在临别那一刻，我看到文学院后院的大树，是白桦树吗？我立即想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雪地行车，美丽的树影，忧郁的少年心情。高尔基在俄罗斯已经是过时的作家吧，哪怕在以它命名的文学院也不是我抒情的地方。我们的情感，或许与时代总是错位的。

我默默地穿上外套，走出文学院那道狭窄的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