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经济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期、贸易结构调整的缓冲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摸索期三期叠加的局面，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加大了中国克服该困境的难度，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成为各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中国也尝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构思，寻找新的合作机遇和合作伙伴，一部分学者率先关注到国内价值链(NVC)，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带来的增加值收益远高于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带来的收益(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1]；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2])。因此，国内价值链中，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问题引起重视。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技术追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阻碍中国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追赶。而推动核心技术的发展、追赶国际领先技术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对标达标。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核心指标，其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本质，然而201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201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落后国家追赶技术领先国家，需要加强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减少对国外核心零部件的依赖。Vandenbussche et al.(2006)[3]从人力资本视角讨论了高技能劳动者与技术追赶的关系，发现拥有高技能劳动者的国家其距离国际前沿技术的距离越近。Ha et al.(2010)[4]将基础创新纳入到技术追赶的一体分析框架，例如增加受教育率和职工技能培训都是促进一国技术追赶的重要因素。孙早和许薛璐(2017)[5]认为中国产业发展正处于历史的拐点，得出国家科研投入偏基础应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的结论。技术追赶的衡量方法包括专利、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而本文也关注到在讨论技术追赶的同时，仅从国家特定行业(企业)的特征变量出发，显然无法反映其在国际前沿技术中的相对位置，因此，本文参考Aghion et al.(2009)[6]的方法，以国际前沿技术水平作为标准，用来刻画中国与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学界就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立足于国内价值链(NVC)，分析如何依靠区域内部的经济联动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可能创新之处：第一，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删除)的总流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增加值，利用非参数模型估计了省际间增加值流动对各省人均GDP的带动系数，将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第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23个二分位制造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构建了“企业-年份”层面制造企业技术水平指标，据此分析中国制造企业技术与国际领先技术的差距。第三，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拓展有关技术追赶的分析框架，探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技术追赶的关系，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技术追赶具有溢出作用，无论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还是国内区域经济联动协同发展都是推动中国技术追赶的重要力量。这一结论对新时代下中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典型事实、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地区流出增加值的分解框架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日益加深，关于中国国内分工体系的相关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1]发现中国在嵌入全球分工体系过程中，国内区域间的增加值流动与内陆地区经由沿海地区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当前，扩大内需与“走出去”同样重要，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内价值链(苏庆义，2016[7]；邵朝对等，2018[8]；李跟强和潘文卿，2019[9])。同样，国内生产价值链体系下，产品的生产、组装不再由某一地区或企业独立完成，而是通过分工协作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这样区域间就形成了内部的贸易生产链。本文考察的双边经济需要厘清增加值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情况，因此借鉴Koopman et al.(2014)[10]国家层面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将其运用到国内省域间增加值分解的框架中。

根据Koopman et al.(2014)[10]的研究，假设有G个省域(1)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相对应，这里的省域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每个省域有N个行业，且省域间的投入产出表为非竞争型MRIO(包含进口和出口)，则有：

(1)

其中，X为GN×1的产出矩阵，Y为GN×1的最终需求矩阵，Ysg为N×1的最终需求向量，EX为GN×1的出口矩阵，I为单位矩阵，A为GN×GN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为GN×GN的里昂惕夫矩阵。

令V为增加值系数矩阵，Vs(1×N)为省域s各行业的直接增加值比重，假设Vs为N×N的矩阵，可以表示为：

(2)

其中，V为GN×GN的对角矩阵，对角元素为各省域r不同行业的直接增加值系数，再乘以里昂惕夫矩阵B，可以得到增加值份额矩阵VB：

(3)

本文立足国内价值链，考虑各省域经济联系总流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分解框架。与邵朝对等(2018)[8]不同，为了区分总流出增加值在不同省域间流动分配的情况，参考程大中(2015)[11]的方法，可以将各省域s对应的总流出矩阵沿对角线组合成新的总流出(非对角)矩阵，假设省域s的总流出为N×G的矩阵Zs。则新的总流出矩阵可以表示为：

(4)

其中，Z为GN×GG的总流出矩阵，则国内价值链中各省域间的总流出增加值分解框架可以表示为：

(5)

(6)

将总流出的省内增加值分为4大类，V1为省域s最终(中间)产品流出中被流入省域g吸收，蕴含省域s的增加值；V2为省域s中间产品流出到省域g被省域g吸收，蕴含省域s的增加值；V3为省域s中间产品流出到省域g再流出到省域t，蕴含省域s的增加值；V4为省域s中间产品流出到省域g再回流，蕴含省域s的增加值。

表1 2010年各地区增加值细分情况 单位：亿元

由于本文涉及的是双边总流出的增加值研究，而从省域s流出到省域g再流出到省域t的增加值不在本文考虑的双边经济范畴内，所以本文考虑的双边总流出增加值包括V1、V2、V4，定义为Voutflow。本文试图分析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总流出的增加值对各省人均GDP的带动程度，借鉴Henderson et al.(2008)[14]和Zhou et al.(2011)[15]的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省际流出型增加值对流入省域GDP的带动系数：

(7)

(8)

根据图1可知，在NVC中，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7-2010年的经济带动系数整体呈增长趋势，平均经济带动系数由2007年的13.6%上涨到2010年的14.3%。其中，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省份的带动系数增幅最为明显，反映了随着NVC经贸规模的扩大，其对双边人均GDP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增强。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等省份的带动系数较高，都有融入NVC规模较大的特征，说明随着NVC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些省份能够发挥其核心带动作用，帮助其它省份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带动系数较低的多为西南、西北及东北地区省份，其都有共同的特征——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属于“边缘化”地区，对于这些地区更应抓紧区域内部经济联动发展的历史机遇，加紧区域内部与区域发达省份的产能对接和产业合作，为自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总体来看，NVC中区域内部的合作已成为确保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不可忽视力量，关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是新时代平稳渡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可靠路径。

图1 2007年和2010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带动系数

(二)技术进步

各省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是本研究另一个核心变量。现有文献多以科研投入、专利数量等指标衡量一省或企业的技术水平。此外，也有研究直接使用生产率指标刻画企业技术水平，但会因为不同行业的固有差异而产生测量偏误。本研究参照Aghion et al.(2009)[6]对企业技术水平的度量方法，用行业(企业)与同行业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即技术距离，来衡量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水平。首先将美国各行业技术水平视为世界领先水平，结合中国30个省级区域各行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测算中国各行业(企业)同世界领先水平的距离。美国各行业技术水平的数据来源于WIOD(2016)社会经济账户，中国各行业技术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WIOD(2016)社会经济账户的增加值是以2010年为基期的，在使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同样将其对齐到2010年为基期再进行平减，其中美元价值按照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使用实际工业增加值与各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LP_ct来表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率计算，需要实际工业增加值数据，先将名义工业增加值基期调整至2010年后进行平减，然后用企业实际工业增加值比上该企业全年平均就业人数来表示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中国各行业(企业)距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为：

Technologyct=LPct/LP_USAut,Technologyjit=LPjit=LPjit/LP_USAit

(9)

其中，LPct和LPjit分别表示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和中国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LP_USAut和LP_USAit分别表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美国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该指标反映了中国30个省级区域及其制造企业与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距离。其值越大，表明越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中国30个省级区域和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

图2显示了中国2005-2014年与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由图可知，中国近年来与国际前沿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差距依然巨大。截止2014年，中国与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为8.24%，表明中国的人均生产力较国际领先国家依然是低下的，目前整体而言，中国仍然处于低水平、粗犷的生产加工方式阶段。由此，提出本文分析的核心问题：国内价值链中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能否加速中国各省级区域及其制造企业的技术追赶？

图2 2005-2014年中美技术距离

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考察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与各省技术追赶的关系，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Techit=α+α1Accumulateit+γZ+εit，Techjt=α+α1Accumulateit+γZ+εjt

(10)

下标i、j、t分别表示省份、企业和年份，Tech表示技术追赶，Accumulate表示流出省份对流入省份经济的带动系数，Z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干扰项。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就业人数(Lnwork)、工资总额(Lnwage)、科研投入(Lnrd)、省际间距离总和(Lndist)、工业总产值(Lny)、全年平均从业人数(Lnwork)、工业增加值(Lnrevenue)、固定资产合计(Lncapital)和企业存续年限(Lnage)。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OD(2016)的社会经济账户、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技术追赶(Tech_lp)时需要将WIOD(2016)ISIC Rev.4标准分类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CIC标准分类对齐，由于WIOD(2016)的行业增加值是以2010年为基期，本文对中国30省的工业增加值同样调整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各省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包括就业人数(Lnwork)、工资总额(Lnwage)、科研投入(Lnrd)和省际间距离总和(Lndist)。微观制造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括工业总产值(Lny)、全年平均从业人数(Lnwork)、工业增加值(Lnrevenue)、固定资产合计(Lncapital)和企业存续年限(Lnage)。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异常的企业数据，如全年平均从业人数小于10、工业销售值小于100万元、固定资产小于1、工业增加值小于1、工业总产值小于500万元且工业总产值小于固定资产的异常制造企业，共得到2007年和2010年的557111组观测值。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均表明带动效应与技术追赶显著正相关，说明省际间带动效应越强的省份其技术水平越靠近国际前沿水平，这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时，虽然省际经济带动效应(Accumulate)的影响系数发生了细微变化但变化程度不大，说明省份个体因素会影响省际经济带动效应对其技术追赶的发挥。模型(1.2)引入了从业人数(Lnwork)，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各省从业人数对追赶国际前沿技术有一定负向影响，提高就业的同时也要培育就业者的专业素养。模型(1.3)和模型(1.4)加入了工资总额(Lnwage)和研发投入(Lnrd)，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各省工资水平和研发投入的提高能够缩短其与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模型(1.5)控制了各省的距离因素(Lndist)，其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传统的地理距离因素对地区经济维度的影响正变得不再明显。

表3 基本计量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5-表7同。

(二)内生性和稳健性

下文考察双边经济带动效应与技术追赶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问题。实际上，各省在NVC中的总流出(Lnz)可以反映一省在NVC分工协作中的参与程度和规模，并且各省在NVC中的经贸水平与其经济周期具有协同性(Ng，2010[16]；邵朝对等，2018[8])。苏庆义(2016)[7]设计了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其中国内垂直专业化(Dvss)能够反映各省在NVC中的经济关联。总流出和国内垂直专业化作为衡量NVC中省际间经济分工协作程度和规模的有效指标，显然与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是有关联的。一般而言，总流出和国内垂直专业化均与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具有正相关关系，且与各省技术追赶水平尚无直接关联。因此，本文选用总流出(Lnz)和国内垂直专业化(Dvss)作为双边经济带动效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

表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中的大括号为Stock-Yogo检验10%水平以上的临界值。

根据表4，模型(2.2)和模型(2.3)的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Cragg-Donald Wald F检验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设，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理的，而且模型(2.3)的Hansen过度识别检验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结果表明，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参照Fare et al.(1994)[17]的非参数方法计算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TFP增长率作为技术追赶的替代指标。结果表明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三)制造企业的检验

下面，进一步检验双边经济带动效应与各省规模以上制造企业技术追赶的关系。表5模型(3.1)表明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Accumulate)与各省制造企业的技术追赶(Tech_lp)显著正相关，说明经济带动效应越强的省份其制造企业技术水平越接近国际前沿技术水平，NVC中经济“辐射”能力越强的省份其制造企业技术水平更靠近国际尖端。接着，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工业总产值(Lny)、工业增加值(Lnrevenue)和存续年限(Lnage)均与技术追赶显著正相关，说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总量越大和存续年限越长的制造企业，其技术水平越接近国际前沿技术水平；全年平均从业人数(Lnwork)和固定资产合计(Lncapital)均与技术追赶显著负相关，说明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与国际前沿技术距离越远。

表5 制造业企业检验的基本结果

(四)分组检验

将样本按技术和地区异质性分组进行检验。根据表6，高中低技术制造企业的技术追赶均受到各省经济带动效应影响，经济带动水平较高的省份，其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靠近国际前沿技术水平。制造企业基本特征变量工业总产值(Lny)、工业增加值(Lnrevenue)和存续年限(Lnage)均与技术追赶显著正相关，而全年平均从业人数(Lnwork)和固定资产合计(Lncapital)均与技术追赶显著负相关。影响制造企业技术追赶的特征因素较为稳健，规模较大、增加值水平较高和存续时间越长的企业其技术水平同样较高，越靠近国际前沿技术水平。

表6 分组检验

(续上表)

变量分技术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分地区东部中部西部Lncapital-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12.9)(-3.7)(-8.8)(-18.7)(-2.7)(-9.6)Lnage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9.4)(12.4)(9.8)(-3.1)(17.1)(-2.1)R20.31590.22480.29000.27640.23360.3296观测值2013471539911916294222777586748823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造企业，其经济带动效应与技术追赶显著正相关，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在NVC中的经贸活动并没有直接带动其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制造企业基本特征除了存续年限(Lnage)外均较为稳定，中部地区制造企业存续年限对其技术水平有正向带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存续年限均与技术追赶显著负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部地区的存续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缓慢的事实。

五 拓展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技术追赶的影响

前文系统分析了NVC中双边经济带动效应与技术追赶的关系，但在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并行不悖的发展背景下，理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与其技术追赶的关系同样重要。因此，下面着重探讨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技术追赶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Techst=α+α1Fvssst+γZ+εst

(11)

其中，FVSS表示国际垂直专业化，用来反映各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实际上，理解某一地区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表现在其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参照Koopman et al.(2010)[18]国家层面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对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出口国外增加值进行分解如下：

(12)

其中，M为进口系数对角矩阵，表示s地区进口占该地区总投入的比重，E为出口的对角矩阵。矩阵MBE的主对角线元素表示各地区出口中来自本地区的进口增加值，非主对角线元素表示各地区出口中来自国内其它地区的进口增加值。将矩阵MBE的竖列各项元素加总可得到各地区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S)，其占各地区出口的比重可以反映国际垂直专业化：

(13)

表7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基本计量结果

根据表7，模型(4.1)～模型(4.5)均表示国际垂直专业化与技术追赶显著正相关，表明除了区域经济，传统的国际贸易生产网络同样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溢出作用。Burstein et al.(2008)[19]指出垂直专业化是双边互补品贸易的合作，因此会加强双边产出的同一性。国内各地区应积极融入到GVC的生产网络中，学习GVC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并运用到国内NVC的建设中去，以此来提升NVC中的分工协作效率。

六 结论及建议

在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好坏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国内价值链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区域投入产出数据、WIOD(2016)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发现：(1)NVC中，广东、江苏、上海等发达省份流出型增加值较多，而流入型增加值较少；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发展中省份流出型增加值较多，而流入型增加值较少。NVC中，双边经济带动系数同样呈现发达省份的带动系数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带动系数较低的特征。(2)近年来，中国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缩小趋势，但差距依然十分巨大。(3)双边经济的带动缩短了中国及制造企业与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NVC中区域间的协作分工也是实现技术追赶的有效途径。(4)将参与GVC纳入到实现技术追赶的分析框架，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同样显著提升了中国各省的技术水平。

当前，中国的出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拉动经济的“一驾马车”出现问题时，需要转向另外“两驾马车”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扩大内需、加大区域内部的经贸合作是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强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充分利用各区域内“发展极”的经济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有序承接区域外“龙头”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第二，建立更加有效、健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充分挖掘区域内部的优势产业，加强区域合作的有效对接，共创产业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第三，各区域应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利用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带、珠三角经济带的多节点网状分工格局，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走出去，秉持自主创新与有序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推动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