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陈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后，2020年成为全球经济急需的一个喘息之年，这一年还是我国“全面小康”实现之年、“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以及“三大攻坚战”的攻关之年，保持一定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势日趋严峻，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全球性流行病”，给中国产业经济运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我国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已经显现。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看作2020年度“黑天鹅”，这是一种罕见且难以预测的事件，具有全球性后果。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经济造成严峻的影响

截至2020年2月底，中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超过7万人，爆发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000多人。目前，新冠肺炎在中国的感染人数已超过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爆发期间在中国感染的人数。SARS致死649人，感染7000多人。根据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李钟和等人估算，2003年SARS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为400亿美元，全球GDP减损 0.1%。相比SARS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更为严重，中国2020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将从预测的5.9%降至5.4%。鉴于201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17%，估计疫情会使全球经济损失高达3600亿美元。那么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目前的6.1%下滑至2020年的4%～5%，即使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也是如此。

新冠肺炎传播的总体经济影响可以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损失相提并论。中美贸易战针对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活动的限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实力，据美联储研究报告，至2020年年初，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约为8500亿美元。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后，贸易战至少要“暂停”到2020年11月，但随之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提振市场的双边贸易乐观情绪，与地缘政治一起给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经济带来连环打击。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供应链的影响

相比产业安全，产业供应链安全除了要体现本国资本对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核心关键环节、支柱产业核心掌控能力，还要体现在开放环境下，或者是突发事件发生时，降低供应中断风险，确保延伸到国外的产业链的安全，具有较强的层次性、系统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对我国产业供应链造成了以下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受到考验

当前，产业全球化导致产业处于统一体系下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产业结构在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同时，已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出口中间产品的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经济的任何破坏都可能会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因为受到中美贸易纠纷影响，中国在不断增加其中间产品出口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在中国积累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而我国却减少了对外国投入的依赖。也就是说，随着其他地方的工厂越来越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中国价值链的任何破坏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震荡。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全球进口产品中有20%来自中国，中国经济与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链紧密结合。据彭博社报道，自2020年1月初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了2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了2%。中国被新冠肺炎疫情拖累越久，其他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影响越大。尤其是亚洲国家如柬埔寨、越南、韩国和日本，其消费产品链条中有40%来自中国。

在中美贸易战的长期影响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影响下，中国产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供应链中断造成的产能外迁风险、高新技术产业错失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的布局先机等。依据表1中数据，计算机通讯产品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风险最大。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第二产业在疫情的影响下，其产业供应链已经具有了中长期的安全隐患，中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峻考验。

表1 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份额

（二）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造成产业供应链外迁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明显的可能是汽车制造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19年生产了2570万辆汽车，而2001年为230万辆，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1倍。中国已成为汽车大国，也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中断，会引发全球汽车产业震荡。湖北省作为我国汽车大省，仅武汉市，就有600余家车企和零部件公司，其中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黄冈市、襄阳市、十堰市等都是重要的汽车企业基地，除了有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整车厂，同时还是德尔福、法雷奥、弗吉亚、伟世通、安波福等大批国际主流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基地。由于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2019年中国汽车销量下降2.8%，这是近20年来的首次下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将迫使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第一季度将产量削减约15%。全球贸易的持续低迷以及疫情的突发可能会导致零件储备不足和供应链中断，全球多家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汽车企业只能选择停工，或者开始研究从中国境外采购零部件。尤其是亚太地区，包括韩国现代和日本日产，已经开始出现零部件短缺现象，菲亚特·克莱斯勒可能因供应链中断而暂停欧洲生产工厂的生产。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汽车制造业出现产业供应链外迁，在其他国家产生备用制造基地替代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即使疫情过后，中国企业逐步恢复生产也很难把订单抢回来，那么这次疫情带来的连带影响将变成长期性的经济冲击，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体系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目前来看，芯片产业一定程度上暂时经受住了考验。武汉三大晶圆厂（长江存储、武汉新芯、武汉弘芯）是全球3D NAND、NOR Flash、CIS的主要供货商，全球的闪存芯片大厂三星、SK海力士、美光、西部数据、铠侠等都与其有紧密的商业合作。疫情突发时，外国媒体曾预测武汉晶圆厂将关闭，或是供给中断，可能使中国芯片产业供应链外迁。但长江存储和武汉新芯在武汉疫情封城下，已经藉由特殊申报的管道程序，让芯片维持正常生产和出货。

（三）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干扰我国企业在新兴产业领域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不同的高新科技产业面临的风险不同。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服务、互联网服务等产业，对其业务模式的直接影响较小，员工可通过线上办公的方式完成工作；对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技术密集型企业，需要集中在实验室或厂房中完成工作，可能会由于短期内无法复工而受到影响。在发达国家扼杀我国高新科技崛起的关键时期，我国许多高新科技企业正忙于应付美国及其盟国的供应链封杀。以5G产品为例，美国正筹划与微软、戴尔等合作开发华为的5G替代产品。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日韩等国对华为的零部件供货，在华为与美国抢占全球5G市场的关键“窗口期”，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导致华为5G产品在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布局。

三、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推进数字经济模式加速转变，加快产业价值链升级

在新技术革命发展及欧美等国寻求制造业回归等因素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一直在变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就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要的中间品生产和高技术制造品组装产业转变。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会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一定影响，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向数字经济转型、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带来发展机遇。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的产业链条也将受到剧烈冲击，新兴技术的应用会加速产业变革。疫情发生后，许多传统制造业开始向数字经济模式转变。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和民用机器人、5G相关技术应用、智慧医疗技术等高新科技的产业化转型必然成为发展趋势，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会使制造业运营更灵活、成本更低，也更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疫情的突发不但增加了投资人对高新技术的投资热情，也增加了用户的应用需求。例如：学校延迟开学转变为在线授课，国内短视频巨头字节跳动加快布局在线教育领域等；高新科技与医疗的结合，“AI+”“5G+”“机器人+”加速了智能导诊、影像辅助诊断、疾病筛查、远程诊疗、无人机配送、机器人医疗等智慧医疗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了疫情动态更新、查询、追踪、分析等功能，促进了我国更为透明的社会治理模式，为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提供了重要手段；受到疫情复工影响，部分企业加速了机器人、自动化等手段的应用，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增加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

因此在疫情期间，需要进一步发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作用，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需求为契机，以基础研究突破带动引领原创技术、关键技术、战略性技术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

（二）加速弹性供应链的发展，防范供应链断供风险

在全球化分工的产业格局下，新冠肺炎疫情使供应链中断，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迫切地需要从供应链弹性管理的视角，防范供应链断供风险，确保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中国产业供应链在全球中的地位。弹性是组织的一种抵御风险时的动态能力，而弹性供应链是供应链的稳健性和可恢复性的综合体现，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因素：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

一是推动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建设。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状况下，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被认为是供应链弹性形成的重要手段，数字化技术有利于企业形成动态能力，以抵御供应链风险、恢复产业供应能力。目前，部分机械、家电、钢铁、煤炭等行业企业已经构建了供应链平台，协同上下游伙伴企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供需精准匹配，推进供应链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为近几年中国供应链创新发展的亮点。根据IDC发布的2020年全球制造业预测，到2023年年底，50%的制造业供应链环节将投资于供应链弹性和人工智能，疫情的突发必然加速这一进程。建议充分依托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平台以及产业集群，建立供应链弹性体系，更好地服务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这既是平台和地方产业集群的责任，也是政府落实供应链弹性建设的抓手。

二是促进产业供应链向分布式、多元化转变。中国企业在应对疫情日益严峻之际，应该促进产业供应链由集中式供应链向分布式供应链转变，由单一供应链向多元化供应链转变。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企业过于依赖一两个主要供应来源，在中美贸易纠纷和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供应链断供风险巨大。中国企业应学习并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条，着力拓宽供应渠道，与多个国家的供应商保持合作关系，促进产业供应链向分布式、多元化转变，降低停产和断供风险。

（三）建立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业安全问题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加强我国产业供应链风险管理，关键是建立产业安全预警体系。

一是建立一套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产业安全预警指标。2018年10月份发布的《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脆弱性》报告中将供应链安全量化，指出了十种产业供应链风险（唯一供应商、单一供应商、脆弱的供应商、脆弱的市场、产能受限于市场供应、外国依赖性、减少制造来源和材料短缺、人力资本缺口、基础设施的侵蚀和产品安全性），并通过量化分析，逐一列举出近300种供应链漏洞。2019年，美国就开始采取积极措施弥补这些漏洞，提前防范产业风险。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该抓紧研究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发展道路的产业安全预警指标。

二是根据供应链的脆弱性程度建立重点产业监测范围。特别是对于出口影响较大的产业，如汽车、机械、纺织等产业，需要建立全球范围的关键监测指标，委托第三方智库或者相关机构进一步实时监测我国企业出口数量、价格等情况，密切关注重大事件发展趋势和国外针对我国设置的贸易壁垒情况，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从而为决策提供坚实的依据。

三是建立预警信息的共享机制。为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应建立全覆盖的产业链安全数据库，向产业管理部门和产业相关利益人开放预警信息，产业链条达成应急互助与信息共享协议，便于决策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四）与多国签署《供应链安全协议》，实现供应链替代解决方案

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和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合作范围，通过贸易自由化创造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实现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国为了加强国防装备的供应链安全，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供应链安全约定》（SOSA），以保障突发情况下的供应链安全。以国家之间协议的形式保障供应链安全是切实可行的方式。随着产业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区域内部的产业供应链合作就成为了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建议我国依托区域经济体系，与多国签署《供应链安全协议》，挖掘国家之间供应链互相依赖的潜力，呼吁各方探索实现供应链保障的解决方案，并保障在和平时期和紧急状况下的产业供应链安全。

（五）制定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产业资源优先配置机制和绿色通行证机制

一是研究制定产业资源优先配置机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确定产业资源优先分配的等级，企业可以根据资源优先配置机制，向政府提出申请，根据产业的重要程度，由国家决定配置资源，保障关键产业供应链的畅通。

二是研究制定运营绿色通行证机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企业在面临停产断供的情况下，可以向政府提出运营绿色通行证的申请，降低战略性产业重大风险，保障国家利益。

三是加强战略性产业供应链物资储备。中国当前在战略物资储备方面还需形成战略性、长远性、预见性的规划，综合考量国民经济发展、政治战略、国防建设、突发事件等因素，设立多元化的战略物资供给链，加速军民融合式发展，建立完善的物资储备体系，维护、提升中国战略产业安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

（六）注重顶层设计和规划牵引，完善我国产业链安全相关立法和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和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导致我国产业链遭受重创，此时的国家力量就成为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保障，而完善产业链安全相关立法和政策就是重要的手段。

一是抓紧制定产业安全法和配套法规规章。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关键技术转移、特定产品和服务输出、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产业安全法和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

二是加快推进国际投资协定谈判。增强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准入机会，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争取更大利益空间。

（七）进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帮扶政策，激发产业供应链活力

受此次疫情影响严重的供应链主体正面临较大生存压力，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地方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财政部、央行、证监会等多部委快速出台应对方案，释放稳定预期信号，对冲疫情影响，为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行业、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保证企业资金链、现金流的接续，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市场稳定，全力支持企业平稳度过疫情期。但当前政策仍然存在一些细则不清、落地困难的问题。

一是细化落实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措施。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但却是产业供应链的主力军。2020年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30条措施中提出帮扶中小微和民企，强调不得抽贷断贷，鼓励续期、下调利率。建议继续跟进细化执行措施，保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便利和顺畅，拓展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同时，应尽快出台并落实针对疫区和重灾行业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社保减免和延期收缴政策，缓解企业生存压力。

二是强化政策落实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执行和服务能力。政策落地首先需要将扶持政策与扶持对象精准对接，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在执行帮扶政策时，应针对疫情特殊情况，建设在线审批平台，增加政策落实的透明度，推动政策落地的准确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