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晓男，景春梅

（1.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一、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生物安全防御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物种不受人类不当活动的干扰和侵害，其个体总量和物种相对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狭义的生物安全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人类遗传信息流失、传染病爆发等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外来物种入侵、转基因生物蔓延、传染病爆发等狭义生物安全威胁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生物防御旨在排除和减少自然发生、偶然发生和蓄意导致的生物威胁，确保生物体、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安全。生物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构建，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有关国家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博弈冲突对抗的关键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我国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疫病裹挟恐惧，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动荡和国际合作受阻，影响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对中国发展产生一定阻滞效果，甚至达到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所无法达到的“面杀伤”效果。这再次警示我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生物防御，强化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管理，确保国家生物安全。

二、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

随着国内国际环境变化，我国正处于生物安全的高风险期和压力凸显期。生态环境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实验室管理不当等因素是生物威胁风险升高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的生物危害相比，现代生物威胁在形成结构、作用机制、表现形态等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其复杂程度、影响范围远胜以往。

（一）生态环境破坏加重生物威胁

生态环境恶化为病原体提供了温床和流行条件。在工业化时代之前，人类对自然的开发程度有限，生态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类与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或携带此类病原体的生物）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人类并不会频繁地接触新的病原体。工业革命后，人类加大了对自然的攫取力度，原有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人地关系迅速失衡，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中的病原体接触更加紧密、频繁，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加，一些原本没有机会感染人类的病原体，传染至人体的几率急剧增大。在某些扭曲的消费观引导下，一些携带病原体的生物被食用或滥用，更加大了病原体对人类造成的生物威胁。纵观国内外近百年内的重大疫情，新型病原体种类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近年来口蹄疫、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SARS、寨卡病毒、非洲猪瘟以及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层出不穷、不断肆虐，对全球人畜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前一发展阶段所累积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尚未完全纠正。新型病原体的潜在威胁前所未有，一些传染病发病率反弹，传染病暴发事件几乎每年都在发生。近30年来，我国已发现和鉴定超过100种新发传染病或已知传染病的新基因型、新血清型（Liu Q 、Xu W 、Lu S 等，2018）， 生态环境破坏难辞其咎。同2003年SARS爆发时期相比，我国经济总量约是当时的7倍，城镇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人口集聚程度提高、人员流动规模增大，对生物威胁的暴露程度快速增加，生物威胁对我国的损害可能急剧增大。

（二）全球气候变暖将加大传染病疫情威胁

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并导致传染病病原体的存活变异、活动区域变迁、媒介生物孳生范围扩大、病原体活动增强、致病力增高等后果。以虫媒传染病为例，温度升高有利于媒介昆虫的孳生繁殖，扩大了其适宜生存环境的空间范围、延长了其生长繁殖期，病原体（尤其是病毒）将突破其寄生、感染的原始区域并向新区域大幅扩展。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得不到控制，人类将会面临更多传染病发病和死亡的威胁。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传染病扩散可能进一步加剧。以蚊媒传染病为例，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将显著增加我国未来主要媒介蚊虫的数量和时空分布，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因此显著增加（数倍于目前水平）（杨国静,杨坤,周晓农，2010），我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三）生物攻击可能成为遏制我国发展的新手段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之间存在激烈的经济、外交、军事博弈，生物安全领域的攻防战可能成为新的角力点。从历史上看，使用生物战剂打击对手的例子并不鲜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均使用过生物武器，给对方造成严重伤害。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研制生物战剂，并暗中投放或公开攻击的风险并未消除。近年来，生物战剂逐步向多样化、小型化、高技术化、隐蔽化方向发展，已远远超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限制范畴。生物攻击也有可能从“明战”走向“暗战”，利用高科技将恶意攻击伪装成自然灾害，使受害国难以追踪攻击源头。疫病流行期间产生的大量临床样本信息存在流失风险，在不适当的生物安全监管措施下，很可能会促成生物武器的开发。此外，人类遗传资源窃取和恶意使用、实验室管理不当等也成为新的生物威胁来源。

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捍卫领土主权、经济利益而与某些国家发生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不能排除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恶意播撒病原体并将其为伪装成自然灾害的可能。我国需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采用极端生物手段扼制中国发展、阻断中国战略机遇期。

三、加快构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管理体系

主要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已陆续制定了防御生物威胁的战略规划或政策措施。特别是美国于2018年9月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为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制定了系统性方案。相比之下，我国经济社会对生物威胁的韧性较差，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很不成熟，亟待实现生物安全战略的制度化安排。因此，需要明晰生物防御战略目标，及早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治理体系。

一是明晰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目标。立足生物安全国情，顺应生物事件管理规律，借鉴国际，特别是美国经验，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管理的基本目标。这些目标主要包括：强化生物风险意识，明确生物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生物防御决策支持体系，加强信息监管、情报信息分析、风险评估、后续影响评估在内的支持体系；提升生物防御系统防范生物事件的能力，确保生物防御系统有效备战生物事件；确保快速响应以限制生物事件影响，提升生物事件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恢复力。

二是加强生物安全防御法制保障。我国《生物安全法》立法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该法草案已于2019年10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还需认真研究借鉴国外生物安全立法经验，并结合此次疫情暴露出的新问题，加快完善和出台，从而以法律形式明确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总体要求。此外，应围绕《生物安全法》，从国家安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等角度，出台新法、修订旧法，形成完善的生物安全防御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建议成立中央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领导、协调国家生物安全防御工作，统筹实施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委员会的核心任务包括评估生物安全防御需求、建立生物安全快速反应力量、提高生物威胁监测能力、制定生物安全防御预案、调查与反制生物事件、建立迅速响应机制、促进生物事件后经济社会恢复。委员会可由中央军委牵头，成员主要包括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等，形成跨部门协作长效工作机制。应把军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纳入国家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中，中国疾控中心可与军方合作成立并常设“公共卫生特种部队”。

四是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生物防御体制。2003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传染病安全监测、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形成一定基础，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但与此同时，条块分割问题日趋严重，各地在物资调度、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统一协调度严重不足。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对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统一领导，强化对各防御单元的调度能力。以建立中央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委员会为契机，形成统一、协调、有序、高效的管理模式。此外，应完善分级管理体制，各层级均应健全生物防御部门，细化落实责任，增强本级防御能力，应适当给地方防御部门分权，以增强防御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是建立健全生物防御战略规划动态维护机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滚动跟进。应由中央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委员会负责建立动态化、全流程的管理机制。应将生物安全防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当中，认真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生物防御战略的实施进展，并结合最新发生的各类生物事件所暴露出的新问题和新特点，快速识别最新的生物威胁，评估防御的重点方向，形成防御计划的动态评估、更新、修正机制。

六是强化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力度，建设一批国际领先的生物安全防御重点实验室。重点针对人与动植物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生物技术谬用、外来物种入侵、实验室安全监管、生物安全监测、生物事件侦查，以及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生物资源流失等国家生物安全的关键领域，组织力量开展攻关，推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开发实现突破，为我国生物安全防御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体系。

七是提高全民生物安全防御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体现生物安全与生态文明的紧密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理念，倡导健康的消费行为，降低民众对病原体的暴露度。加强生物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宣传载体与途径，提升民众对生物安全的认识，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主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