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 华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03)

一、引 言

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议题。学术界重点关注了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以及对应的治理措施，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以及收入差距等因素对环境污染发挥显著的影响作用[1-3]，上述发现对中国环境治理工作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4-5]。要素价格严重低估可能导致的要素使用数量增加以及利用效率下降等极易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对此，中国现阶段要素扭曲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如何？不同地区要素扭曲的环境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要素扭曲的环境效应是否依赖于区域特征因素？在中国推进市场化进程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关注了要素扭曲的环境效应。其中，林伯强和杜克锐较早地探讨了要素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要素扭曲显著抑制了中国能源效率的提升[6]。阚大学和吕连菊基于2001—2013年行业面板数据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后发现，总体上要素扭曲与地区环境污染正相关，且要素扭曲主要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等渠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7]。潘雄锋等研究发现要素扭曲能够显著作用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只有当要素扭曲程度下降到一定水平时，技术进步才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反之则不然[8]。但上述研究未对本文提出的后两个问题予以回答，也即对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区域性及调节因素未涉及。因此，出于丰富相关研究的目的，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拓展：一是分别引入劳动、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同时考察了两种要素市场扭曲的相对指标对环境的影响。二是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地理区位以及要素扭曲程度的标准分区域重点考察了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异质性。三是采用交叉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人均收入、技术进步等地区特征因素对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三方面梳理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1.规模效应。一方面，要素扭曲将通过增加要素使用量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首先，要素扭曲使得要素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由此导致要素使用量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污染排放。其次，要素的相对扭曲程度也影响环境污染。鉴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污染强度高于劳动密集产品，所以对资本扭曲程度大于劳动扭曲程度的地区而言，其资本配置过度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多，环境质量出现恶化的可能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要素扭曲也将通过经济规模增加对环境产生压力。具体可从以下方面予以理解：(1)要素扭曲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廉价要素，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传统要素价格低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2)要素使用成本低估使得低效率企业和落后产能继续存在，僵尸企业数量也随之上升，从而使得地区经济总量维持在较高水平。(3)不同要素扭曲程度的差异将导致要素错配现象出现，要素配置过度将产生大规模低效率产出，导致产能过剩。

2.技术效应。要素扭曲对环境影响的技术效应也可分别从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两个层面进行考量：对于要素市场而言，一方面，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要素的最优配置比例，要素扭曲现象将拉低要素的总体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导致要素收入低于应有回报，要素提供者极有可能通过降低要素供给质量来予以应对。以劳动要素为例，偏低的劳动工资不仅导致高素质劳动者向高工资地区“流出”，同时给劳动者积极性以及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造成负面影响，这将阻碍人力资本提升。在产品市场上，要素扭曲对技术进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创新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归纳：(1)过低的要素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通过传统要素投入获取利润的可能，从而抑制了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的动力，使得地区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4，6]。(2)在政府掌握要素定价权和分配权的情况下，为了在低价位上尽可能多地获取关键要素，企业通过寻租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的动力增加[9-10]。这不仅削弱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经济利润的动力，而且对企业用于创新研发的投入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5，11]。(3)要素扭曲引起的资源错配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12-13]，同时显著抑制了先进技术通过贸易和投资等途径的溢出效应[14]。

3.结构效应。要素扭曲通过经济结构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渠道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要素扭曲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价格低估刺激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规模，污染强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受阻。其次，消费结构与出口结构优化也因要素扭曲受损。一方面，要素价格低估使得要素所有者与产品生产者之间、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财富向特定群体高度集中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要素扭曲也使得地区出口优势主要建立在低成本要素的基础上，传统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规模增加不利于贸易结构优化升级[15]。最后，从微观层面上考虑，要素扭曲还将对企业类型分布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国有企业受益于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其生产规模将增加，而私有企业的发展将受到抑制。鉴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生产率往往低于其他企业的事实[6，16]，这些都将造成环境质量出现恶化。考虑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提出假说一：

假说一：要素市场扭曲将显著增加中国污染排放。

结合理论分析不难发现，地区要素禀赋在要素扭曲环境效应上发挥关键作用，对此可初步认为要素扭曲对环境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数量的传导，因此，提出假说二：

假说二：区域要素禀赋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环境污染的关键传导途径。具体地，资本扭曲对资本充裕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较强，而劳动扭曲对劳动充裕地区的环境效应亦是如此。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系统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本文将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Pit=c+α1Disit+α2Xit+μi+νt+εit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c为常数项；Dis表示要素市场扭曲，具体为3种指标：分别用Dis_K与Dis_L表示资本扭曲指数与劳动扭曲指数，同时还选取资本错配指数(Dis_KL)做进一步的检验；X为其他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的经济与社会因素；μi和νt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最关注α1，如果α1显著为正，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增加将加剧中国环境污染，假说一得以验证。

进一步，为考察要素禀赋的传导作用，同时对假说二加以检验，我们引进要素市场扭曲与资源禀赋的交叉项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Pit=c+α1Disit+βDisit×Factorit+α2Xit+

μi+νt+εit

(2)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工业二氧化硫为衡量污染状况的具体指标，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近年来中国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而作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自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二是现阶段各地对工业二氧化硫的统计体系较为成熟，有关统计数据可信度较高，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各地的空气污染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工业废水与二氧化碳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重新检验，所得结论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从而验证了所选指标的代表性。

2.控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人均GDP(y)。以1997年为基期换算成实际人均GDP，同时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其平方项。(2)技术进步(tfp)。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分析模型，具体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得到各地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3)资本劳动比(kl)。本文以资本劳动比衡量各地的资源禀赋，且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劳动比的平方项来考察资源禀赋对环境污染有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4)经济开放(open)。分别以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tra)和FDI强度(实际利用FDI额/GDP，fdi)来衡量该指标。(5)产业结构(str)。一般而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大，地区污染排放越高，本文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衡量各地产业结构。(6)能源消费(en)。污染物排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本文采用人均能源消费量予以衡量。(7)城市化水平(urb)。为控制城市化进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各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上述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由于西藏的数据统计不全，故将其舍弃，本文最终分析样本为1997—2016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为减少异方差，表1中除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与比例型变量外，其他变量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四、要素市场扭曲的测算与分析

(一)要素市场扭曲计算方法

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假设市场上有N家企业，企业i用资本Ki与劳动Li进行生产，且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均为价格接受者。同时假定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存在资本和劳动价格的扭曲，且分别用τK与τL的从价税方式表示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的扭曲“税”。以资本为例，如若τK>0，要素市场上资本的价格存在高估，说明资本配置不足；若τK<0，则表示资本价格被低估，资本配置过度。进一步假定经济体中总产出为Y，资本与劳动总量分别为K和L，则有：

(3)

进一步假设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规模报酬不变，即在以αi与βi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时，存在αi+βi=1，企业i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4)

其中TFPi为技术指标，在存在要素扭曲的情况下，企业在要素市场上面临的价格与竞争性均衡价格存在偏差，用扭曲“税”加以度量时，企业面临的资本与劳动的价格分别为pKi(1+τKi)和pLi(1+τLi)。其中，pK、pL分别为资本与劳动要素的竞争性均衡价格水平。此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πi=piYi-pK(1+τKi)Ki-pL(1+τLi)Li

(5)

分别求利润函数关于Ki与Li的偏导，并令其为0可求出企业利润最大化时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最优需求量：

(6)

(7)

(8)

根据式(7)和式(8)求出的资本及劳动相对扭曲系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的要素扭曲程度，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上述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忽视了要素间的非完全替代性，故无法衡量资本与劳动间的相对配置情况。考虑到资本扭曲与劳动扭曲难以完全剥离的现实情况，本文将继续构建如下资本错配指数来反映要素相对扭曲程度：

(9)

(二)测算结果分析

由上式可知，要计算各地的资本及劳动扭曲指数，必须先对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进行估算，具体数据直接采用许捷和柏培文的估计数值。各地的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其具体计算公式为Kt=Kt-1(1-δt)+It。其中，Kt、Kt-1分别为当期和上一期的资本存量，It为当期新增投资，δt为折旧率。就业人员是以三大产业口径统计的就业人数。

观察图1可以发现，资本相对扭曲系数超过0.5的地区占总样本的90%，且大部分地区(16个)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大于1，说明这些地区资本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存在较大差距。其中，资本扭曲程度最为严重的5个省份为青海、宁夏、重庆、广西和江西，这些省份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都超过了2.5，海南、江苏、安徽及广东等地的资本扭曲程度较小。同时，有18个省份的劳动相对扭曲指数超过了1，且只有上海、北京以及天津3个省份的劳动相对扭曲指数小于0.5。这说明与资本要素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价格扭曲现象更为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远小于资本占比。进一步观察图2，中国历年资本错配系数平均值均为正，说明中国资本扭曲程度超过了劳动扭曲程度，也即现阶段中国总体上资本配置相对过度。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历年资本一直处于过度配置状态，但呈现出逐步改善的趋势。中部地区在2008年前处于资本配置相对不足的状态，2008年至今一直保持资本配置过度状态。西部地区一直处于资本过度状态，其历年资本错配系数远超全国平均值，基本上维持在0.75的高水平上。

图1 1997—2016年各省份要素市场扭曲情况

图2 区域资本错配指数变化趋势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首先分别以资本扭曲、劳动扭曲和资本错配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进而在此基础上加入资源禀赋与要素扭曲的交叉项进行回归，以综合考察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相应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1)、(3)、(5)列报告了基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除资本扭曲估计系数不显著外，劳动扭曲和资本错配估计系数均在至少5%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以劳动市场为例，劳动扭曲系数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约0.2%。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污染正相关，也即要素扭曲显著恶化了中国的环境质量，由此假说一得以验证。

表2中(2)、(4)、(6)列为基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在考虑要素扭曲与要素禀赋相互影响后，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说明要素禀赋对要素扭曲的环境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其次，交叉项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素扭曲对其充裕地区的环境污染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虽然Dis估计系数为负，但将Factor指标的平均值代入后得出综合效应依旧为正，进一步证实了要素扭曲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事实，同时说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最后，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不仅资本与劳动扭曲将增加环境压力，两者扭曲程度的不对称也将产生同样的环境效应。具体地，如若资本扭曲程度超过了劳动扭曲程度，抑或是资本相对劳动配置过度，都将加剧中国的环境污染，上述结论对劳动而言亦是如此。至此假说二同样得以验证。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要素禀赋及其平方项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资本劳动比与工业二氧化硫之间的“U型”关系极其明显。具体地，当资本劳动比较低时，资本相对增加对环境有利，一旦越过特定临界值后，资本劳动比继续上升则将增加污染排放。如大部分研究类似，本文也发现了EKC假说成立的证据。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回归结果显示现阶段贸易开放对环境难以发挥促进作用，贸易依存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大多不显著，FDI强度增加却显著增加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二产业占比、人均能源消费量与城市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均在至少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现阶段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城市化进程也是引起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

表2 总样本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对应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分区域回归结果

为考察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拟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检验：一是鉴于经济水平不同使得地区间市场化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各地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影响也不尽相同，故将全国分东、中、西部构建虚拟变量dum予以分别检验(1)当分析东部地区时，属于东部地区的省份dum赋值为1，其他地区为0，按其他标准划分进行回归时采取同样的赋值方法。；二是按资本配置状况将全样本分为资本配置过度、资本配置不足以及资本配置无扭曲这3类地区(2)资本错配系数大于0的地区为资本配置过度地区，小于0的地区则为资本配置不足地区，而绝对值小于0.1的地区可认为不存在资本配置的扭曲。，以考察不同要素扭曲类型地区的环境效应。具体地，在回归过程中引入了资本错配与地区虚拟变量交叉项来考察影响效应异质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区域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对应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出于篇幅考虑，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下表同。

观察表3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以下事实：(1)要素禀赋与资本扭曲的交叉项(Dis_KL×lnkl)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要素扭曲通过地区要素禀赋的传导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发现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2)考虑资本配置情况差异，基于交叉项Dis_KL×dum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可发现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的污染排放有着下降趋势，其他地区则不然。上述发现可作以下解释：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劳动的使用效率相对不足，此时资本的适当增加可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从而在技术条件等给定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而对于资本超配的地区而言，其资本使用效率较低，故含污量较高的资本继续增加势必对环境带来极大压力。由于无扭曲样本同时包含了扭曲方向相反但程度不大的地区，故资本错配增加对环境的影响不甚明确。(3)东部与中部地区资本错配程度上升将显著增加环境污染，西部地区则不然。这主要是因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较高，较多的资本积累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故短期内降低资本错配程度能够改善环境质量。(4)考虑不同地区要素扭曲的综合环境影响，资本配置不足以及西部地区资本错配与污染排放负相关，而其他地区资本扭曲程度增加却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从理论上来讲，上述回归模型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一是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互相影响的现象。一方面，污染排放较高地区传统要素利用规模较大，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极有可能使用行政干预手段将资本与劳动要素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鉴于资本含污量大于劳动要素，故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资本禀赋一般较高，这就使得资本价格极易被低估。二是模型存在的变量遗漏等问题，虽然本文尽可能控制了诸如人均收入、技术进步等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变量，但仍无法将所有环境污染相关因素进行控制。因此，模型存在的上述内生性使得相关结论可能存在偏误，借助大多数研究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以及区域虚拟变量作为对应的工具变量，并利用IV-GMM方法对要素扭曲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重新检验。

表4 工具变量GMM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对回归结果造成的负面影响，表4报告了采用广义矩回归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前两列全样本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表2中基准回归结果保持高度一致，不仅如此，计算得出要素扭曲对环境的总体影响程度大体相当。同样，分区域回归时资本错配相关项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很好地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除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外，为了保证本文所得结论的可信度，我们继续从以下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工业废水、二氧化碳以及人均二氧化硫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对基准回归进行重新估计。表5中(1)、(2)、(3)列为相应回归结果，所得结论与前述回归高度一致，较好地说明了指标选取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适用性。第二，考虑到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影响存在滞后的可能，我们把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及其交叉项分别替换成各自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项纳入回归模型。对应结果均显示在考虑交叉项后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依旧为正。第三，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遵循控制变量不受因变量影响的原则，对所有的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值进行回归。上述稳健性估计表明了要素扭曲很大程度上将恶化中国环境质量，从而说明本文所得结论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地区特征变量的调节作用检验

前文详细探讨了要素扭曲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特征，发现了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以下问题产生了兴趣：除上述地理区位以及要素扭曲程度等因素外，地区其他特征是否影响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即地区特征是否在要素扭曲环境效应上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完善对中国要素扭曲环境效应地区异质性的认识，故本节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针对性回归。具体将构建如下模型：

lPit=c+α1Disit+βDisit×Factorit+λDisit×regioni+α2Xit+μi+νt+εit

(10)

其中，region为区域特征变量，我们认为地区人均收入(y)、技术进步(tfp)、产业结构(str)和贸易依存度(tra)等能够在要素扭曲环境效应上发挥调节影响，其他变量的界定相同。本部分将基于公式(10)分别引入地区特征变量与要素扭曲的交叉项(Dis×region)进行估计，以重点考察上述因素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对应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中(1)、(2)、(3)、(4)列为固定模型回归结果，而后4列是IV-GMM回归结果。观察可以发现，考虑到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两种回归结果高度一致。其中，要素市场扭曲与人均收入的交叉项为正，说明在要素扭曲程度既定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将更为严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各地经济增长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要素投入，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依旧聚集大量资本及劳动要素，故同等程度的要素错配将导致无效率的超额要素量增多，势必对环境污染产生较大压力。

如人均收入影响类似，技术进步与要素扭曲的交叉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就意味着地区技术水平增加能够加剧要素扭曲对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能够显著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在资本超配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地区超额的实际资本数量也越多，故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

表6中产业结构与资本错配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在资本错配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更为严重。众所周知，第二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要显著高于第三产业，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与污染排放正相关。在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其他进入渠道，过度配置的要素也将依旧在第二产业内“游走”，从而在降低要素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将引起工业生产增加，不可避免地增加污染排放。

外贸依存度与资本错配的交叉项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地区贸易依存度越高，要素扭曲将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排放。上述现象与中国现阶段贸易产品结构息息相关，在各地贸易产品以污染密集度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背景下，超配的资本被大量被动用来实现粗放型贸易的发展，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表6 地区特征变量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要素市场化推进背景下，明确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特征有利于全面认识环境污染的原因与对策。为了检验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假说，进而利用中国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予以实证检验。同时为了识别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分别按地理区域以及要素扭曲程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并探讨了人均收入等地区特征变量对要素扭曲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要素市场扭曲显著增加了中国污染排放，无论是以资本扭曲、劳动扭曲还是资本错配等指标衡量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增加，都将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要素禀赋在要素扭曲对环境影响上发挥主要作用。上述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后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可靠。

第二，不同区域要素扭曲对环境的影响不尽相同。按地理区位划分时，东部与中部地区要素扭曲的环境效应与全样本分析结论相同，西部地区要素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对于不同要素扭曲程度的地区而言，资本配置过度地区资本错配与污染排放正相关，资本配置不足地区却反之，要素错配程度不高地区要素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人均收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以及贸易开放等地区特征变量能够对要素市场扭曲环境效应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上述因素与要素扭曲环境效应显著正相关，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要素扭曲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越为严重。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要素扭曲程度增加将显著加剧中国环境污染，且相关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上述研究发现对当前兼顾要素市场化推进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主要表现：(1)要素市场扭曲不仅对资源合理配置无益，而且也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故逐步缩小产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之间的差距能够提高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成效。只有在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完善要素市场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目标。(2)总体来看，为抑制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各级政府应基于市场导向构建要素价格的合理形成机制，使要素价格能够合理反映地区要素禀赋、需求程度以及使用效率等。同时也需尽快减少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壁垒，借助市场手段将要素引至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或地区。(3)各地在处理要素扭曲与环境污染关系上要避免采取盲目跟风的做法，尽可能根据各地具体经济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以规避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