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旭，袁旭梅，魏福丽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一、引 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后的2018年两会进一步强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标志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其中，经济规模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支撑，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县(市)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战略单元，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末梢神经”和关键环节，经济增长、发展质量、创新驱动三者的良性协调对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关于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论内涵与水平评价方面。金碚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1]；朱启贵从动力变革、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民生发展六个方面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2]；魏敏采用熵权TOPSIS法量化测度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3]；师博、任保平构建了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对中国1992年—2016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4]；黄敏构建了包括收入、健康、教育、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6个维度的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5]。在与高质量发展相关因素的关系方面，国内外学者亦进行了研究，Islam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6]；Wu提出了能够分析三维面板数据的灰色凸关联度模型，并应用于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中能源、生态等的关联性[7]；Park通过回归分析马尔科夫开关模型探讨了1991年—2001年韩国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之间的相关性[8]；张彩霞从人均经济成果占有量、经济运行效益、质量、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评价[9]；华坚对中国30个省(市)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评价研究[10]；李翔基于地理空间的视角，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技术，探讨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1]；化祥雨等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分析了浙江省县域创新、绿色、开放、共享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12]。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多为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两两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多个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常见。此外，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是以省域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县域特别是创新型县(市)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在以中小企业占大多数的县域经济中，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其个性化需求与特点，各区域相关研究并不能完全适用。本文在分析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基于2016年33个典型创新型县(市)的数据，分析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与县域差异特征，诊断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以期为创新型县(市)建设与发展的政策研究提供支持与参考，更好地推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机理

相较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关注经济规模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发展活力、效率、质量和民生等的全面发展。据此，本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分为“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是指彼此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产生的大于独立作业的整体协同效应，不仅包括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活动对于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的推动作用、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的良性协调，也包括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对于创新的拉动作用。高质量发展内部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机理如下。

(一)创新对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的推动作用

1.创新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关键

创新驱动是由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要素的创新组合，驱动经济快速稳步发展，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具体而言，创新对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发展等过程促进劳动工具、对象和劳动力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效率变革促进经济的增长，是经济规模扩大的基础与关键[11]。

2.创新是提升发展质量的助推器

一方面，创新能够促进劳动工具、对象和劳动力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有利于社会产业化的分工与整合，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能够推进主导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改进、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13]；另一方面，科技进步通过提高各生产要素的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积累，人民收入水平也因此得以提升，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除此之外，将新能源开发、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推广、新工艺发展等应用于节能减排、废气处理、污染治理、提高能源利用率等节能环保事业，能够为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素质”齐头并进提供动力支撑[14]。

(二)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的良性协调

经济规模与发展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之间的良性协调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5]。一方面，经济规模关系到人民的收入、就业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助于稳定市场需求，提升人民信心与获得感，为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环境保障，因此经济发展需要保证一定的数量与规模；另一方面，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规模扩大的高速低质发展，严重制约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从而减少污染、节约能源、改善民生，打造强劲的经济竞争力。

(三)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对创新的拉动作用

科技创新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过程中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新工艺的推广与应用、新能源的开发、新市场的开辟、新经济活动的开展等均离不开科技创新活动及其产出[16]。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上。

(1)经济增长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保证，科技创新投入及其产出效果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率和动力；

(2)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能够创造需求，激发企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改善工艺流程、增加产品、改善服务等活动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3)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能够通过对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具有内生决定作用[11]；

(4)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民生发展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各个方面，其通过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与规范，指引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三、研究设计

(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指标体系构建

相较于国外研究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注，中国语境下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上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也包括制度、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要求[17]。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科学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中建立的评价指标，构建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内部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如表1，其中，创新驱动子系统由研发能力、高新区建设2个一级指标和4个二级指标构成；发展规模子系统由规模效应一级指标和与之对应的3个二级指标构成；发展质量子系统由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民生发展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构成。

表1中，经济发展含金量、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收入差距四项指标的具体含义与计算方法如下。

(1)经济发展含金量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重要体现，揭示了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含义，具体到县(市)领域，以地区居民收入与人均GDP比值表示。

(2)合理化与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的关键特征，前者是指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等资源配置结构的匹配程度，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的偏离系数予以衡量，即通过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及各产业从业人员数计算，其值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后者是指产业结构中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产业的占比程度，即产业结构升级，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

(3)收入差距是民生发展的具体衡量指标，民生发展会通过收入差距间接影响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也会通过收入差距反作用于民生发展。本文以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示收入差距指标。

表1 县域经济高质量内部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1.熵权法

熵权法能够对指标进行较为客观的赋权和计算，其值越大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与之相对应的指标权重越高。以县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为例，熵权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8]。

Step1：考虑到各指标性质、量纲的不一致性，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Step2：为了满足对数运算中对底数的要求，对指标数据做以下平移处理：

(1)

Step3：确定指标权重：

(2)

式(2)中，n表示样本中县(市)的个数。

Step4：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

式(3)中，k>0，k=ln(n)，ej≥0。

Step5：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4)

Step6：计算各个县(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5)

同理，可以计算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子系统的综合水平。

2.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了分析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作用关系以及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县域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程度与阶段，具体步骤如下[19-20]。

(1)耦合度计算

在上述县域各子系统综合水平评价的基础上，计算三者之间的耦合度：

(6)

式(6)中，ki为发展规模子系统综合水平，hi为创新驱动子系统综合水平，fi为发展质量子系统综合水平，C为耦合度，取值在0到1之间，其值越大说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越良好，运作状态越有序。

(2)耦合协调度计算

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如式(7)，进一步计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7)

式(7)中，C为耦合度，T为综合评价指数，用于反映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子系统的整体水平，α、β和φ为待定权重系数，本文取α=β=φ=1/3；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在区间[0，1]内，参考现有相关研究，以0.2、0.4、0.6、0.8、1为分隔点，将其分为“失调”“拮抗”“磨合”“耦合”“协调”五种状态[20]。

3.障碍度模型

为了进一步明确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的改进方向，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各县(市)经济高质量内部耦合协调的障碍因子，具体模型如式(8)和(9)。

(8)

Oi=∑Oij

(9)

四、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国家创新型县(市)是以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拥有满足自身产业发展的创新资源、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高效的创新服务和政府治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对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省份发挥显著支撑引领作用的县(市、区)，是贯彻县域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核心与试点[21]。2018年11月科技部公布了首批52个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以此为基础，本文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大于100亿元)、财政收入(大于10亿元)、企业发展(工业企业个数超过50家)等标准，筛选出33个满足条件的国家创新型县(市)，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关系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其中河北包括正定县和固安县2个、内蒙古为准格尔旗、黑龙江为宾县、江苏有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海安市5个、浙江包括长兴县、新昌县、慈溪市、乐清市、安吉县5个、安徽为界首市、宁国市和巢湖市3个、福建包括晋江市和福清市2个、山东包括邹城市、荣成市和龙口市3个、河南为新郑市、湖北大冶市、宜都市仙桃市3个、湖南有浏阳市、资兴市2个、广东包括四会市、廉江市和台山市3个、四川的创新型县(市)包括金堂县和什邡市。除了浙江安吉、湖南资兴、广东台山以科技支撑生态文明为主题外，其余县(市)均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为创新型县(市)建设主题。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保障数据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年各县(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发展和改革局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与资料，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全。此外，经济发展含金量、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收入差距四个指标需要在公开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前述公式和方法，通过计算与整理后得到。

五、结果分析

(一)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前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2016年33个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得分

由表2可以看出，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不大，标准差为0.068。16个县域单元评价值超过平均水平0.427，占比48.5%；江苏张家港评价值(0.559)最高，动力变革对其推动作用明显，山东荣成(0.433)、湖北大冶(0.432)、江苏海安(0.425)评价次之，内蒙古准格尔旗评价值(0.305)最低，发展质量欠佳、创新投入短缺等是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各子系统来看，各县(市)呈现“发展质量”>“发展规模”>“创新驱动”，平均值分别为0.502、0.284和0.270，具体表现如下：

(1)发展质量方面，33个国家级创新型县(市)差异不大，标准差为0.050，近55%的县(市)超过平均水平，这与近年来国家及各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其中，排名首位的浙江乐清(0.596)，在结构优化和质量变革方面表现突出；其次为浙江安吉、江苏昆山和河北正定，处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中间阵营，最后为内蒙古准格尔旗(0.452)，结构优化和质量变革是其制约因素。

(2)发展规模上，各县(市)呈现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为0.249，说明各创新型县(市)在经济规模上实力悬殊，高值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县(市)，如江苏的昆山、江阴、常熟、乐清等，并向西部内陆递减，如四川什邡、内蒙古准格尔旗等。

(3)创新驱动方面，各县(市)存在一定差异，标准差为0.141，排名首位的浙江新昌县，研发能力是其最大优势，处于中间地带的为河北固安县、正定县，江苏海安县等，最后为广东廉江县，研发能力较弱、高新区数量较少是制约其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水平与分类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6年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内部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体结果见表3。

(1)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不高，均值为0.496，呈“中间水平县(市)多，高低水平县(市)少”的“橄榄核”模式，与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按照前述划分标准，以(0.4，0.6]的磨合型为主，占比76%；耦合型县(市)4个，均位于江苏省；拮抗型县(市)4个，分别为广东廉江市(0.341)、黑龙江宾县(0.385)、四川什邡市(0.392)、广东台山市(0.399)，与其较低的综合协调系数一致；各县(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较小，标准差为0.075，33个国家级创新型县(市)中，高于平均水平的县域单元为16个，占比48%，昆山市三者耦合协调度(0.630)最高，是廉江市耦合协调度的1.85倍。

(2)对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要素两两之间的耦合方面，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创新驱动—发展质量”>“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创新驱动—发展规模”的关系，说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面效果显著。

创新驱动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关系中，一半左右的创新型县(市)属于(0.6，0.8]的耦合型协调，处于中高水平，说明国家和各省(市)对于县域创新驱动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其中，江苏张家港市(0.741)排名首位，是广东廉江市(0.282)的2.6倍；对于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各县(市)所属类型相对分散，拮抗型、磨合型、耦合型、协调型县(市)数量分别为4个、16个、11个和2个，占比12.1%、48.5%、33.3%、6.1%，排名较前的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县(市)基本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协调，而河北固安县、安徽界首市、黑龙江宾县仍处于二者关系的探索阶段；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的创新驱动与发展规模的综合耦合协调水平(0.476)属于磨合型，各县(市)差异显著，标准差为0.157，这与各县(市)明显的经济规模差异密切相关，排名首位的江苏昆山(0.788)耦合协调水平是广东廉江的4.1倍。耦合协调度排序方面，各县(市)在“创新-规模”下的排名与在“创新-规模-质量”下具有相似的趋势。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放弃经济增长，在创新驱动县域发展中，创新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3)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上，根据世界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对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可以将各创新型县(市)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①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以廉价劳动力投入或自然资源消耗为主要特征，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均处于较低水平，如台山、宾县、什邡等；②投资驱动发展阶段，以大规模投入支撑经济发展，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之间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如浏阳、晋江、慈溪等；③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能力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如新昌、界首、龙口等；④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县(市)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已积累的财富，无论是发展规模、创新驱动、发展质量三者之间或是两两系统之间均有较高的耦合协调度，如江苏的昆山、张家港、常熟、江阴等等。

(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障碍因子诊断

运用障碍度模型，通过计算各级指标子系统的障碍度，诊断创新型县(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的障碍因子并排序，如图1和表4所示。

(1)各一级指标障碍度情况见图1，具体排序为“民生发展”>“规模效应”>“质量变革”>“高新区建设”>“效率变革”>“研发能力”>“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其中，民生发展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目前在县域发展中尚存在社会保障力度不够、基础教育薄弱、医疗支撑不足等诸多问题亟需改善；生态绿色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是创新型县(市)现状并不理想，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治理投入不足等是未来的主要调整方向。此外，在以中小企业占多数的县域经济中，创新驱动发展主要依托于基于区域特色的企业或产业创新活动，然而现有效果并不理想，专利申请量不足、高新区数量少等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各一级指标障碍度空间差异方面，以规模效应最为明显，标准差为5.11%，障碍度最大的安徽界首市(23.69%)是最小县域昆山市(1.95%)的12倍。

(2)根据式(8)，各单项指标障碍度平均值在[1.65%，7.11%]之间，排名前五位的障碍度指标为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百亿元GDP专利申请量、省级高新开发区、GDP规模、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障碍度分别为7.11%、6.55%、6.34%、5.96%、5.93%，这些障碍因素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内部要素的各个方面。

在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中，前五位障碍因子占比分别为67%、52%、67%、42%、55%。除此之外，各县(市)由于自身特色产业、发展目标等的不同，障碍度因子亦存在差异，例如：在经济发展规模较高的江苏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GDP含金量是其耦合协调的障碍因子，这主要由于江苏重工业发达，企业在做大GDP的同时也会带走大部分利润，使得GDP含金量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相对较小。同时，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质量的因素，如污水排放量是昆山市排名首位的障碍因子；河北固安县依赖其所处的空间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性，发展潜力突出，但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上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广东廉江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22.6%，排名33位，比昆山市高出21%；湖南浏阳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22.6%，比固安县低38%，两者需要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图1 一级指标障碍度情况图

六、结 论

本文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通过构建县域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筛选出的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的耦合协调整体水平、县域差异和障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论如下：

(1)伴随国家和各省(市)对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视与努力，县域发展质量改善效果良好，经济发展质量均有所提升，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不大。然而，各县(市)在不同子系统下的优势因素与薄弱环节差异显著，尤其在发展规模下最为明显，这与各创新型县(市)的区位特点、经济规模、产业特色、资源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

(2)33个国家创新型县(市)整体来看，高质量发展内部发展规模、创新驱动、发展质量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呈现磨合型为主的“橄榄核”分布模式，与协调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两两子系统而言，创新驱动与发展质量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说明对于创新型县(市)，创新驱动经济质量发展效果显著。当然，关注发展质量并不是放弃经济规模，创新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这一点可以从创新驱动与发展规模的耦合协调对整体耦合协调的正向影响得以证实。

(3)基于经济发展相关理论，根据国家级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内部各个子系统整体以及两两之间耦合协调水平的差异，按照迈克尔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各创新型县(市)的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和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四类。

(4)民生发展、规模效应、高新区建设等是制约创新型县(市)高质量发展内部耦合协调的主要一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上，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百亿元GDP专利申请量、省级高新开发区、GDP规模、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但具体到各个县(市)，由于各自特色产业、发展目标等的不同障碍因子亦存在差异。

高质量发展内部各系统之间的良性协调是县域特别是创新型县(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对创新型县(市)创新驱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三个高质量发展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和障碍因子的诊断，可以为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参考方向和重要依据。然而，无论是创新驱动、发展规模或是发展质量，在县域层面均具有丰富的内涵、广泛的外延和突出的区位特征，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层探索和循序渐进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