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语霏（万星计划产业发展联盟副理事长）

一、新闻分析

近日有新闻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宣布将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规划建设一个千亿级的空天产业集群。项目命名为“星谷”计划，包括建设卫星互联网源头创新区、北斗及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升级区、场景应用示范区等三大功能区。同时，海淀区将为入驻的企业及人才提供一系列配套和优惠条件。

应该说，北京市的这项举措正当其时。过去几年以来，国内的商业航天得到了积极的发展，相当多体制内的航天专业人士放下铁饭碗，创办了自己的商业航天企业，而且政府、资本和社会舆论等，都对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给出了乐观的预期，可以预见的爆发式成长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到来。

但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同样也须依赖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往往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具体到我国的商业航天来说，需要有一个城市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优势：能够抓住与时俱进的时机，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条件合适，拥有足够的人才和丰富的产业资源，因此而具有充当整个商业航天产业龙头的能力。

然而，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虽然有相当多的行政区域把发展商业航天作为本地经济突破升级和成长的抓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成果，但是，目前这些地区的工作都还没有给整个产业带来主力决战、破门得分的决定性效应。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航天从地理因素上来讲，还缺乏一个龙头。

就像当年中国的信息产业从中关村发祥一样，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行政区划站出来充当龙头，承载中国商业航天的主力企业和主力资源，承载商业航天的主干性活动。应该说这样的角色，非北京市莫属。

反之，如果北京市不充当商业航天的中心城市，产业必须经历一个更长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中心。会不会因此而错过一些宝贵的产业机遇，从而最终影响整个商业航天的未来？答案是肯定的。

二、商业航天是需要产业中心的

任何一个完善的产业都需要一些地理意义上的产业中心，商业航天同样如此。航天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生态中存在着大量不同模式的企业，相对集中有利于生态优化和效率提高。

如果我们从产业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商业航天中至少要包括这样几种类型的产业：第一类是重资产的制造型企业，其中包括火箭、卫星及其零部件的制造商，以及地面应用设备的制造商；第二类是资产比较重的企业，主要是从事卫星运营的企业，包括卫星通信服务商、卫星遥感服务商和卫星导航增强网服务商等等；第三类是从事天基信息服务的企业；第四类是相关的投资和法律服务企业；第五类是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型企业；第六类是航天文化发展企业。而这才构成了完整的生态。

在产业初创时期，上述几种企业之间必须有良好的互动机会，简单说，就是要能够非常便捷地实施线下交流。这是由商业航天本身的高技术特征和产业形态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从完全的工程技术角度来说，商业航天在基础研发活动中，对于组织活动的需求和传统航天的大会战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是相互之间从行政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而已。

因此，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产业中心，将极大地有利于上述活动的展开，有利于商业航天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商业航天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中心。风头最劲的马斯克把公司设在了加利福尼亚；波音公司、洛马公司和诺格公司的主要生产设施分布在全美各地；美国航天发射的圣地——卡纳维拉尔角——坐落于美国本土的东南角。形成这样的格局并不是有什么好处，而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政府职责、土地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决定的。至少，土地私有制就让企业的选址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美国的地方政务服务绝没有可能像中国的地方政府那样投入巨大的资源来开辟产业园区，让大量的企业集中进来。更没有能力，像北京市在政策中所承诺的，为航天产业园提供一揽子社会服务解决方案。

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期望能够建立起一个集中的商业航天产业中心。在美国国会关于商业航天的讨论当中，经常会出现航天海岸这个词，这指的是围绕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海岸线。从理论上说，如果能够把商业火箭和商业卫星的制造设施都集中到这里，并且吸引各种分系统零部件的制造商进驻，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产业基地。然而，由于种种问题的制约，这个想法目前推进迟缓。

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维航空航天港也力图成为一个新的商业航天产业中心，这个航天港制定了相当优惠而合理的产业政策，并且吸引到了一部分企业。但是由于莫哈维沙漠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有些板块缺失，因此，产业园的规模至今未能扩大……总体来说，打造商业航天产业中心，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中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那么，如果能够成功地建立产业中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

在近代史上，德国鲁尔区的煤铁联合体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面案例，这里不仅成为德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近现代德国强大国力的主要源头之一。信息时代来临之后，美国硅谷的大学、软硬件企业彼此支撑，成为世界知名的信息产业中心，至今引领着信息产业的进步。

产业中心的成功案例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改革开放以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业界自发和政府推动下，形成了传统制造业的两大产业中心，企业间、城市间、区域间分工合作，形成了强大产业竞争力，带动了沿海、沿江、沿湖等经济带的发展。在疫情过后的这段时间里，由于两大中心的供应链基本完整，配套资源没有受到打击。因此，以这两个产业中心为骨干，推动着中国成为了本年度世界上几乎唯一的必需品供应方。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全力打压中美贸易的政策之下，美国商家对中国商品的采购依然热情不减，海运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达到甚至超过贸易战之前的水平。

三、中国商业航天第一中心：北京舍我其谁？

北京的航天实力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屈指可数，特别是海淀区，是全球少有的集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箭（长峰机电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力学所）、应用（中国卫通、中科院遥感所）、技术转移等机构于一体的区级行政区域。海淀区还是中国两大航天集团总部所在地，是中国科学院的总院所在地。

据我们统计，海淀区有大量的商业卫星运营商、商业测控运营商、天基信息服务提供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如，北京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天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以及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商业航天实力企业，更是早早扎根于此。他们和国有企业、国有科研机构一起构成了中国最强大的航天产业实体集群，除了发射场和危化品制造企业之外，海淀区几乎具备航天产业发展的一切资源。这个集群和位于丰台区的火箭产业相结合，使北京市成为全国传统航天事业的龙头，带动了上海、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的航天配套企业发展。

应该说，北京市的航天产业和商业航天资源集中度，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案例。无论是日本的筑波、法国的图卢兹还是德国的不来梅，都不具备北京这样得天独厚的商业航天产业条件。同时，北京又是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和超级大都市，为从事商业航天的高学历高素质产业人才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又是诸如俄罗斯航天城无法相比的。

相较之下，上海也有完整的航天产业资源集群和优良的物质文化生活环境。但是在产业技术实力和资源丰富度方面，还处于追赶阶段。西安虽然已经拥有卫星通信部分关键技术、设备生产能力和火箭发动机研发生产能力，但，还无法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武汉也是类似的情况，即使加上孝感的小型火箭研发能力，尚处于商业航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阶段。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虽然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产业中心，但在商业航天领域，目前刚刚在小型卫星制造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客观地说，距离北京的产业与生态、学术地位还相去甚远。

这样的优越性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海淀区落户的一大批商业航天企业，从初创之时就受到了外地政府的关注，并且承诺提供各种类型的优惠条件，邀请这些企业前去落户。这也成为早一段时间，商业航天去留话题产生的起因之一。的确，有不少商业航天企业，应邀开始频繁奔波于各个城市，进行落户接洽。

因此，具有如此优越条件的北京不但面临着战略性的机遇，也具有历史和现实责任，去承担起中国商业航天产业中心的职责。北京甚至应当把自己视为一个世界性的商业航天产业中心，至少应该为那些不希望受到美国政治控制、又希望能够在航天事业中有所作为的第三世界国家，承担起航天灯塔的职责。

我们甚至应该这样来认识，北京有必要成为世界商业航天第一中心，这是机遇也是历史责任，符合四个中心的定位。

四、“星谷”是谋定而后动，水到渠成的顺势而为

在过去几年里，商业航天的创业热潮在全国遍地涌动。包括武汉、西安、上海、青岛在内的多个城市推出了自己的商业航天产业园发展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大批来自北京的人才参与其中，这是北京丰富航天资源的一种溢出效应，正是由于这些资源的溢出，支撑了上述城市在商业航天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这些城市的前期探索，为北京市如何发展符合自身定位和资源条件的商业航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星谷”的筹建是北京市观察和调研，谋定而后动的结果，它将带动包括两大航天集团、中国科学院诸多高等院校在内的中国航天主力大规模进军商业航天市场。这也是业界期待已久的时刻。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星谷”将不但是北京市海淀区建立的一个高技术产业园，而且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决胜之举。有志于商业航天的个人、企业和资本都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北京市的总体决策框架之下，积极寻求具体的商业模式，推动产业的繁荣和龙头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当记得，正是北京市海淀区和中关村吹响了中国经济进军信息化的号角；正是中关村孕育了宏大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关村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深圳、杭州等互联网产业中心的萌发和成长；也正是因为中关村的存在和带动，北京至今依然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要中心之一。

我们期待，历史的辉煌能够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