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燕 代海峰

【摘要】山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连接东亚利益共同体的桥梁，是东亚经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推进器，也成为东亚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共同发展的纽带。梳理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流变，探索当代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根基，对于山东半岛立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植根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发掘胶东文化的丰赡内蕴和创新精神，打造胶东文化的国际化品牌，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根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陆路、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文化、艺术交流的和平之路。山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自春秋战国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日本诸岛直至东南亚的海上黄金通道，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连接东亚利益共同体的桥梁，是推动东亚经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助推器，也是东亚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共同发展的纽带。21世纪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探讨胶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根基，进一步重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发掘其现代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开发潜力，续写“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新传奇。

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缘起

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因山而生，因海而兴，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萌芽——新石器时代早期

胶东贝丘文化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贝丘遗址在胶东半岛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且南北呼应，形成了胶东半岛早期的聚落群。在烟台芝罘白石村、牟平蛤堆顶、蓬莱南王绪和大仲家、海阳翁家埠、莱阳泉水头等地均发现有贝丘遗址。贝丘人靠海吃海，这也使之成为最早进行海洋探索的先行者之一，海滩捡拾、逐海而居，长期采食浅海、近海的贝类鱼虾，贝丘人在当时原始农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开始了海上探索新征程的开始。

（二）交流发生——新石器时代晚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随着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获得较大的发展，胶东半岛的贝丘文化在这一时期基本消失。考古发现的网坠、鱼钩等捕捞工具说明了这一时期海洋文明已经从最初的海滩捡拾发展到海洋捕猎。出土个体较大的网坠及深海鱼骨，说明当时网具比较大，而且可以到远深海进行捕捞作业，其捕捞的船具也已经不是简单的独木舟。

众多考古证实，在史前文化时期，胶东半岛经由庙岛群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有了一定的文化关系。1982年在威海松郭家村发掘出土龙山文化时代的密封隔舱独木舟，说明当时造船技术提高，完全可以通过海路达到相隔94海里的辽东半岛，并由辽东半岛与朝鲜的交流往来。但是，由于当时人类交际能力有限，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间接交流，通过中朝间的文化交流、日朝间的文化交流来完成的。

（三）开启——春秋战国

经过早期的不断冒险与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航线于春秋战国已初具雏形，较汉代的陆路丝绸之路开始的更早，持续时间更长。

春秋时期，齐国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的对外政策、强大的国力、先进的纺织业、高超的航海技术等，各方面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管仲主张通过经商使邻国臣服。《管子·轻重甲》记载：“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齐国与朝鲜隔海而望，通过海上联系实现了两国之间的通商。所以，顾颉刚先生称“这是古籍中记及古朝鲜的最早的一条”，也是与朝鲜半岛商业往来的最早记录。韩国出土的“中国式铜剑”证明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从山东半岛东渡朝鲜的路线，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与朝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山东半岛与日本文化交流可以通过日本出土的铜铎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者陈炎教授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胶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

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拓展与繁荣

（一）拓展丰富——秦汉时期

秦汉是开发海上贸易，进行远洋航海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胶东海洋文明中产生的神仙文化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蔚为大观，方士仙道盛行。秦汉方士秉承海洋文明的冒险进取、开拓探索的精神，成为中华海洋探索的先行者和海洋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文化传播的使者。秦汉时期大量方士东渡日韩等国，以及秦汉之际国内战乱，山东半岛居民逃离、移民等，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开端和第一个高峰。秦汉时期的船只从山东琅琊、芝罘、登州一带出发，沿山东海岸北行，途径蓬莱列岛在辽东半岛南侧转航，沿朝鲜西海岸南下到达日本列岛。不但进行纺织品等贸易往来，还给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朝鲜、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生產技术、文明，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二）辉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强盛的国力，开明的国策影响了周边诸国，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向中国朝贡、学习，促成唐初盛世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据资料表明，隋唐时，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沿此路在登州登陆，与我国进行友好往来。

唐朝在烟台地区置登州港（蓬莱），与明州（宁波）、广州、泉州齐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港口。《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七条，而海路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由登州出发，联系新罗和渤海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蓬莱出发，通过长岛岛链，连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条航线被后世称之为“登州水道”。由登州“循海岸水行”的航线，依旧是这一时期中日韩之间最为安全和常用的道路，登州是唐代中国北方唯一的通关口岸和北方第一大港。唐中晚期之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商品如山东高档丝绸大量需求，以及从事海外贸易获取的丰厚利润，大量唐朝商人、日本商人、新罗商人参与海外贸易，促成了唐代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局面。“有唐一代，东方丝路始终繁荣。”

（四）繁荣兴盛——宋元时期

宋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航海通商贸易是当时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北宋时期，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依旧是登州，后为防止契丹海上入侵中元，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等通商口岸被关闭，在山东半岛南部开通了密州板桥镇口岸（今青岛胶州）。当时板桥镇繁华异常，多异国珍货，中国对东亚诸国出口的货物以丝和丝绸织物为主，而且山东当时仍然是中国外出口丝绸织物的主要地区。史载板桥镇口岸的海外贸易量“倍于杭、明二州”。

元朝重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在前代基础上繁荣，商品流通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元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除改善陆路、漕运、内河外，进一步促进了海路交通开拓。元代海运航线的开辟，其中登州就是国内近海航运的重要港口，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

（五）衰微——明清时期

为防倭寇侵扰，明清时期实施严格海禁，禁止沿海百姓出海经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虽然官方的活动被禁止，但沿海百姓以捕鱼、采药等名义出海进行贸易活动并未停止。

明代中朝“商旅之往来云集登海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时常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虽不直接与日本通商，但朝鲜南部成了明朝与日本贸易的中转地。清朝，山东半岛与朝鲜贸易船只空前浩大，“每次渔船或八、九十只，或超百只”，“所载物种，皆是商贩之资”，说明海禁并没有阻挡中日朝的海上民间贸易，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六）涅槃重生——近现代

1858年6月，《天津条约》开辟登州等中国10处通商口岸。1861年5月，清政府改烟台为通商口岸。烟台开埠是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奈之举，但烟台开埠，却意外打开了山东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大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承载着中国人屈辱的同时，也承载着中国人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

烟台开埠，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接踵来到烟台开设洋行，经营进出口、船舶、煤炭、桐木、杂货等业务，促进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开办各种洋行和代理分行，经营土洋货贸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烟台欧美洋行达二十余家，1889年日本开辟了直通烟台的航线，随后日商开始涌入烟台，开设各种行号，烟台海关的进出口额也逐年上升。烟台成为1898年青岛开埠之前，山东省唯一的对外贸易中心，是仅次于天津的北方第二大对外贸易港口。在烟台海关统计的对海外贸易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还是东亚的朝鲜（即今韩国、朝鲜）、日本为主。此后，烟台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迅速发展为中国北方三大貿易港口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烟台人民在历届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港口贸易的优势，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烟台城市经济、城乡面貌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4年5月，烟台成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开放40年，烟台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地区向现代工业城市的宏伟跨越，烟台港成为中国的十大港口之一，与全球一百多个港口通航，烟台正成长为“东北亚未来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交通物流枢纽”。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

（一）历史之鉴

东渡之行，从登州古港起锚那天开始。就注定了日后陶瓷、丝绸贸易的繁荣，农耕、医药技术的推广，异国各色文化的融汇。行道路曲折艰难，但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结果是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纵观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史，实际上就是中外交往的发展交流史，是中华文化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东方海上之路开辟，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杰出成就。丝路的潮起潮落，兴衰荣辱，亦是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发展壮大过程，亦是大国综合实力的显现，期间可以看到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间的竞争，这些对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积极意义。

（二）新发展机遇

2013年9月和10月，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不仅有助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对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最终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实现互利共赢。

山东半岛作为我国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拥有悠久积厚的历史、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岸资源和外贸优势，在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全面实施的战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过程中，山东半岛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快港口资源整合；加强与其他沿海城市和国家的交流，在学习中吸取更多经验。通过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历史积淀，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步伐，将其打造成为海上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新的时代谱写对外文化、经济、交流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刘晓东.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N].光明日报，2015-11-21（011）.

[2]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编.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3]田圣宝.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8（01）：110-116.

[4]毛洪东，杨丁.浅析山东半岛在“早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兼论中国文化对早期日本文化的影响[J].中国港口，2017（S1）：5-9.

作者简介：于洪燕（1981-），女，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产业方向研究。

代海峰（1978-），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及民间艺术的研究。

注：本文为2018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8RB09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