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晗

相传，周公刚被封鲁地，其子伯禽代替他去治理，三年才回来上报周公;而姜太公受封于齐，数月便返回了。周公大惊：“何其速也！”细细推究，伯禽三年推行周礼，而姜子牙“简其礼，顺其俗”数月已成。

之后，不出周公所料，齐远胜于鲁。何也？调适的力量推行着。

所以，我以为：调，方可以适;适，方可以成。

从齐鲁之争推广而去，历史精彩处，皆是大调适。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秦皇赢政遍设郡县，国家从中汲取到了新的能量，縱使那些失败的调适，亦打开了新思想、新思路。调适，向未知的领域伸出触角，为旧的制度注入新的活力，“源头活水”也。

可惜，虽不乏调适的成功，但生搬硬套、恪守教条的失败也泛滥成灾。当初苏联还是老大哥时，热心地推广着自己的骄傲：城市建型，工业结构，文学创作……曾几何时，中国年轻时也曾如痴如醉地“学习”着他。北京变成了莫斯科第二，遍地小高炉，一片浓烟黑雾，东北也成了西伯利亚的延伸，建起了一模一样的基地，可最后，北京城被迫再兴土木，东北陷入了转型期的低迷。不经一番调适便全盘接受的弊端，明晰可见了。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结尾处说：“最令我们存信心的，便是任何一种主义，都不能直接套用，总要一番调适，总在那‘柳暗花明处，开辟新境界。”显然，世界的复杂性，不容许我们简简单单地重复。

观当下，人们仿佛不再思考、不再作出自我调适，简单的重复成为主流：毛坦厂中学走红，“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