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泓 刘成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成效显著，并对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关于扶贫研究和探讨，呈现成果数量多、领域广、层次多等特点。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关于扶贫方面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概括。

【关键词】扶贫文献研究法文献综述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2015年，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28亿，这一数字比拉美或欧盟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脱贫人口仅有1.52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12—2018年，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同时，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以及其他福利指标也得到了全面改善（参见史耀疆等，2013；程名望等，2014）。

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关于贫困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研究的主要侧重点，体现在以下这几个点：

一、贫困概念研究

蔡昉（2003）从经济发展角度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产的财富不足以养活所有的人口是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王艳萍（2006）年借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贫困定义。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贫困新思想。蓝红星（2012）在《贫困内涵的动态演进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对贫困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他指出贫困并不是单一的属性，而是涉及了包括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生理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多属性概念。

二、关于政府和市场在扶贫的角色定位研究

我国研究者大多基于政治视角来研究扶贫工作中政府的角色问题。康晓光（1995）指出扶贫只能靠政府来开展，市场难以提供有效服务，本质上来说，扶贫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需要依靠一定的政治程序来开展。扶贫活动的特征决定了只能由政府主导来有效开展，从扶贫的精准识别、帮扶、管理以及效果考核等全过程中，都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因此政府必须是扶贫战略的主体。宫留记（2016）表示扶贫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其取决于国家性质，扶贫工作只有政府才能长期开展下去。杭建镕（2016）的研究也指出扶贫的基本特征和政府的被民众所赋予的特殊使命，都在根本上定性了政府扶贫工作开展中的主体角色，政府这一行政主体通过政策的作用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配置，调动各方主体积极参与扶贫活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各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只能通过政府来进行，市场以及其他社会主体都难以实现。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方面。政府的扶贫理念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中相关措施和方法的采用，以及最终产生的效果。在扶贫实践中，资源整合与配置、资源使用、各方协调以及扶贫监督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徐志明（2008）立足于提升扶贫投资效率的层面为切入点，并表示扶贫效率的提升可由市场机制的引入得意实现，借助市场化达到提升的目的。宫留记（2016）研究了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精准扶贫机制，他认为政府和市场扶贫机制都有各自的弊端，但政府仍应占主导地位，故提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资产收益扶贫及电商扶贫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扶贫新模式。

三、关于扶贫政策发展趋势研究

向德平（2015）则是总结了新中国以来每个时期政府扶贫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指出国家扶贫政策需随顺应时代的变迁，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势。黄承伟（2016）等人对我国贫困治理的转型展开深入分析，其主要研究侧重点是在于扶贫政策的变化历程。郑瑞强（2017）等人的研究则是基于扶贫理论发展变化的视角之上，探寻扶贫工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首先以“贫困是经济问题”为假设，通过研究发现，扶贫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的问题，扶贫基础上的可行能力的形成与提升，应该成为扶贫工作开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四、关于政府主导下扶贫状况的研究

政府主导下的扶贫是集中整合各部门扶贫力量与资源开展一系列扶贫活动，这种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体制优势。郑风田（2018）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总计有7亿多农村人口实现脱贫，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左婷（2015）研究政府作为扶贫主体，致使无论是自资金的运用上，还是扶贫管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数据脱贫”，扶贫考核“形式化”等。

五、扶贫模式不断创新方面研究

丁先存和汪卉卉（2014），总结在与贫困持续抗争中，中国逐渐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扶贫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扶贫模式不断创新，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这一系列扶贫方式的改进，是我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大胆尝试。方迎风（2015）在考察重点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的关系时，发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财富使得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改善，绝对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农村家庭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越来越小，同时贫困也减小了经济增长效应。对此有学者给出了证明，聂伟，龚紫钰通过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显著下降，而开发式扶贫也未能获得理想效果，本该由贫困人口获得的扶贫开发资源却被收入较高的群体占据，农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此时就需要推行新的扶贫战略以破解此类结构性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精准扶贫应运而生。李裕瑞，曹智（2016）等人提出，由于我国地域广博，幅员辽阔，贫困人口存在基数大，地区广，分布散的特点，像以前的“粗放式”扶贫没有针对性，很难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以精准扶贫的提出，使全国的扶贫工作脱离了盲目性。夏海军和范明英在《精準扶贫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一文中提到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期间就“六个精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陈帆（2017）通过对近年来的扶贫政策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不断对精准扶贫进行优化，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例如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我国脱贫工作取得一系列巨大成效。张浩（2019）表示如果要用数据来说明精准扶贫的成效，那么自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大大下降，贫困群众收入大幅度增长，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逐步完善。如贵州省2018年33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贵州省截止到2019年8月，累计异地扶贫搬迁184.5万人，建成安置点943个，住房45.6万套。

六、研究评述

现有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政策解读、政府及市场在扶贫中的作用，扶贫模式演变，扶贫成果、扶贫过程出现问题及对策等方面。不足之处实证分析不深入，扶贫工作的监督和考核方面，2020年后，如何防止返贫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

参考文献：

[1]黄承伟.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

[2]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3]何秀荣.改革40年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J].农村经济，2018，11.

作者简介：吴泓（1967-），女，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成（1995-），女，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