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 喻佳

摘要：民国时期，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难以满足城市发展和民众生活需要，加之党政力量的介入，兴办公园之风盛行。宁波中山公园即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而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当时宁波多方力量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经费得到了商界人士的赞助，从而使公园得以顺利建成。作为新兴公共空间，公园的出现也对市民生活、地方管理、城市发展等产生了诸多影响。

关键词：中山公园 民国 宁波

中图分类号：K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4-0207-02

公园的兴办是民国时期许多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更掀起了公园建设的潮流。这一时期的宁波也建有多座公园，最为有名的是位于城区的宁波中山公园。

一、宁波中山公园兴办的背景

宁波近代公园始于清末新政，但大规模的公园建设要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此前，市民主要还是在茶馆、街道、庙宇等处开展休闲娱乐活动，但其弊端与不足在近代文明体系下日益凸显。刘延陵将自己的生活比作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没有一点生活滋味。[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政建设的实施，特别是西方思想的传播，有关公园的建设引起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关注。如从公园与人心道德、地方风俗、社会发展等关系上，强调建设公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奉化、慈溪、镇海等地也相继开始筹办公园，在城区建设公园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公园为公馀游憩之所，以普遍为主，应于市区适中处所设立模范公园一处，以资提倡。”[3]宁波工商友谊会即提议建造公园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但终因多种原因终未能如愿。[4]不过，在城区建设公园的呼声越来越高。童爱楼、虬公、邬一蝶等人纷纷在报刊上发文讨论有关公园的建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党政军极力通过城市空间向民众灌输其政治意识，塑造新政权合法性和认同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民党政府在将意识形态向社会广泛传输时，将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等各个向度的空间，动员一切资源进行国民教育，公园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教育空间”[5]。中山公园的建设便是当时全国各地最为典型的举措。时任宁绍台防守司令的王达天即向宁波地方各界提议建设“宁波中山公园”。

二、宁波中山公园兴办概况

1927年6月1日，王达天在司令部召集各筹备员会议。各界对此非常重视，军方除王氏外，还有章总参谋长、韩秘书、副官长等，政府方面有县长代表、公安局局长、工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海关监督代表等，商界领袖一百三十余人。王氏致开会词，并呼吁广大商人积极参与建设，称“建设中山公园，同人等觉得此种大工作，必须请求全体市民之援助，方克成功”[4]。会上确定公园筹备之组织问题、地点问题、经费问题等内容。会议共选举出筹备委员35人，选出相关机构，制定了简章，确定建设经费20万。[4]筹备会下设总务、财务、工务3科，分别由陈如馨、陈南琴、王玉川任科长。两天后，召开了中山公园第一次筹备会，到会四十余人，由王司令主持，会上各筹备员认募者颇称踊跃。[6]后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情况。

经费问题直接关系着公园建设的进程与发展，为各方力量关注的焦点和公园建设的首要问题。早在5月21日，王达天就在司令部宴请宁波各绅商商谈筹款事宜。到会人员人数达一百三十余人，可谓规模甚大。从参与人员来源看，可谓涉及当时宁波打党政军及各社会团体，其中商界人数达六十余人，“银行业大小钱庄等亦各有代表数十人”[7]。由此可见，社会资金，特别是商界人士在地方建设上的重要性。经筹备大会商议决定，最终推举出35人筹备此事。宁波宗教界人士对捐款之事同样表现的非常踊跃。为了尽快且较多的筹集到资金，筹备处决定参照前工商友谊会纪念方式采取行动，最终制定出《宁波中山公园筹备处捐助纪念条例》。事实证明，此条例的实施效果明显，商界人士对此举颇感兴趣，纷纷踊跃捐资，筹款活动也得到了旅沪甬人的关注。筹备处也有专门所设的筹备队，定期向社会募捐。

为保障公园建设的顺利实施，筹建中山公园筹备会制订了详细的施工计划和方案。据资料显示当时初步设定有围墙工程、博物院工程、棕榈屋工程等25项及整个公园的围墙工程，每项工程均制定相关合同，筹备处以招工承筑包工不包料方式就建筑进行。[3]公园的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委托泥木作坊来完成，在建筑材料上以传统为主，大多数匠人还是依靠传统技术，但西方建筑技术和材料也已经在公园建筑中出现。在各方努力下历经两年，耗资十一万余元的宁波中山公园于1929年正式建成开放。公园建成后，园内有相继建成了其他设施。由此，宁波中山公园成为当时整个宁波规模最大、设施最为齐全的公共活动空间。

三、宁波中山公园兴办的影响

公园的建成无疑给广大市民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好去处。相比于传统活动空间，公园具有开阔、美丽、清净等优势，且强调开放、平等，原本“民众娱乐集中之地，为城隍庙”，“今遂改其辙以至中山公园，是以万众心理，不约而同”[8]。人们在此闲逛、交友、观景、喝茶，等等，自由自在。正因为公园内人多，才吸引了商贩的目光，电影院、咖啡厅、理发厅等纷纷在园内出现，进而丰富了游客的公园生活。各种社会团体和政府也在公园内开展各种活动，但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即通过各种活动启发民智，引导民众。

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公园的出现对地方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传统时代，地方的管理更主要的還是依赖社会自身，但近代城市体系中，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力图下达到社会底层;而公园作为社会各方聚集活动的场所，自然成为政府管理不可忽视的地方。公园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还制定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国家和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也同样适用于公园。不过，公园的管理时常遭到挑战，常见随地乱扔、损毁财物、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因此，公园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塑造人们公德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开放式空间。

宁波中山公园的兴办也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公园建设的思考。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式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限，公园建设绝非易事，如何展开公园建设便成为时人关注的问题。如对于整个宁波城区来说，“地方上既有大公园，复须有多数小公园”[9]。而这些小公园的建设就要避免一些问题，如“中山公园之缺点，在缺乏天然之风景点缀”，今公园建设“不必多设建筑物”，可“仿美国之郊外公园式，藉资市民之休息”[3]。

总之，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权力对地方事务干预的加强，公园建设成为地方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宁波中山公园因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在各方的关注下得以辟设，成为市民、团体和政府展开各种活动的场所，并被纳入政府管理范围之内，也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公园建设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刘延陵.从宁波想到中国与人生[N].四明日报（新年增刊），1925-01-01.

[2]天鸣.宁波市政中之三事[N].时事公报，1925-01-01.

[3]张传保，陈训正.鄞县通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3.

[4]筹筑中山公园委员会成立[N].宁波民国日报，1927-06-02.

[5]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J].史林，2006（1）：2.

[6]宁波快信[N].申报，1927-06-03.

[7]中山公园筹备会记[N].时事公报，1927-06-30.

[8]徐文明.现代转型与民国时期宁波市民的文化娱乐[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170.

[9]宁波快览编辑所.遍设小公园[M].宁波快览编辑所，1930：10.

责任编辑：张正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