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姝玮

我们在戛纳的海边野餐。冬日的暖阳低垂在地中海上，雾气散去了，只剩下一道道粼粼的波光。这是典型的“得体的”一天，我们坐在海边，谈论着里维埃拉，和我们正在延续着的传统。

“在维多利亚时期，我们这样地位和身份的人也是来蓝色海岸度假的。”我对大家说，“150年前，可能也有贵族正坐在这里野餐。”

蹒跚学步的孩子们跌跌撞撞地往海滨大道冲去，豪华轿车可是不长眼的，大人们赶紧追上去，平静和混乱便这样交织着。

治愈肺病的蓝色海岸

对于英国人来说，冬季前往蓝色海岸度假，的确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地中海的灼热阳光，给北部的旅客带来了新鲜和刺激。英国诗人托比亚斯·斯摩莱特说：“自从来到尼斯，我的呼吸更加自由了……浑身上下都更加有活力，精力充沛。”

因此，尽管冬日里的蓝色海岸到处都是“肮脏的无赖”，人们依然把这里当作重拾活力、促进健康的场所。这一观念在消费阶层中迅速传播开来，还受到医生的推崇和鼓励，尤其是在曼彻斯特出生的詹姆斯·亨利·贝内特。他自己就患有肺结核，但一趟芒通之行后，病就神奇地好了。在他的畅销书《地中海沿岸的冬天和春天》里，贝内特着重描述了芒通和法国南部对治疗肺病的益处：“……自然之美，阳光之绚丽……不断变化的大海让人陶醉……”

这本书仿佛施了魔法似的，把富人和咳疾患者吸引到了整个里维埃拉，尤其是芒通。贝内特小诊所的顾客，就包括英国新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史蒂文森为了寻找适合治疗结核病的气候，花了好些时间四处旅行，最终被贝内特所描述的“里维埃拉炎热干燥的气候以及适当饮食治疗”吸引到了法国南部。

因此，一到冬天，法国南部就到处都是肺病患者。正如书中所写，尼斯充满着“一群面色苍白、无精打采的英国女人，和奄奄一息的贵族子弟”。和其他地方一样，芒通的墓地里也住着许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客人，其中就包括橄榄球创始人威廉·韦伯·埃利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和英国插画艺术家奥伯利·比亚兹莱。

女王的度假胜地

与此同时，健康的人们也出现在了里维埃拉的街头巷尾，毕竟这里的冬天格外宜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前大法官、反奴隶制活动家亨利·布鲁厄姆勋爵在戛纳建起了自己的别墅，一住就是34年。他的这个决定引起了欧洲上流社会的广泛好奇，雨果、毕加索、维多利亚女王都慕名而至。

一幅描绘维多利亚女王前往蓝色海岸度假的版画

尼斯充满着“一群面色苍白、无精打采的英国女人，和奄奄一息的贵族子弟”。

从那时起，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的上流人士在戛纳相互攀比，并逐漸带动戛纳的发展。今天，仍然可以在皮考德大街24号找到亨利的别墅。勋爵的雕像静静地站在港口对面的自由巷，身旁的鸽子飞来飞去，向他汇报着这个小城的变迁。

英国人在这里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高傲，绝不入乡随俗。他们带来了高尔夫、英式弓形的窗户、槌球、草地网球、下午茶舞会，还有他们对豪华别墅和精致小花园的高标准。他们常常光顾赌场，也经常互相串门。若是看到英国人与本地人打交道，那这个人只有可能是商人、家政人员或赌场管理员。

19世纪20年代，英国牧师刘易斯·韦发起了众筹项目，在当地的英国社区兴建长廊。这既为贫穷的原住民提供了工作，也为来自英国的太太和小姐们提供了散步的好地方。

从1882年开始，维多利亚女王定期前往蓝色海岸度过漫长的冬天。她会带上自己的食物、100多名工作人员、高地士兵，以及她的印度随从阿卜杜勒·卡里姆—一个除了女王本人以外所有人都讨厌的胖家伙。

她在这里与前来度假的权贵们谈天说地，包括她那灾难般的表兄—被称为“刚果屠夫”的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脾气暴躁的法国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据说，一次在耶尔斯，维多利亚女王听到一个有点下流的故事，她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并不觉得好笑。”

女王经常骑马外出，有时坐马车，有时让雅柯特拉着板车。雅柯特是女王从一位农民手中救下的驴。当年，只要有人需要，女王都会伸出援手。为了带动普通百姓的生意，她还会去很偏僻的乡村旅馆喝杯茶。

1899年冬天，维多利亚最后一次前往蓝色海岸度假时，她已经在南法成为了空前绝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人。她的施舍与帮助，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女王的出现也被视为该地区最好的公关宣传，其他皇室成员和欧洲贵族也紧随其后。为了表达对女王的感激，尼斯为女王造了一座别具一格的雕像，就矗立在西米埃兹大道和维多利亚女王大街的拐角处。

这座雕像和许多其他的建筑、痕迹，构成了英国留在里维埃拉的遗产。每一个来到蓝色海岸的英国人，都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亲切感。因此，蓝色海岸之于英国人，成为了一种比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在加勒比海巡航，或在1月戒酒，更加根深蒂固、更灿烂的冬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