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志军

(龙门石窟研究院 副研究员，河南 洛阳 471000)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的姓氏资料为今人研究姓氏延续、民族融合提供了族系线索。如果说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是漫天飘忽的“风筝”，那么，将这些“风筝”与祖国紧紧维系起来的“线”就是“姓氏”。正因为如此，姓氏学随着海外华人多角度、多层面的沟通、交流而不断升温。“姓氏”以其独有的人文向心力矗立起一座吸引华夏儿女认祖归宗、沟通亲情的精神天坛，并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丰富的文化风俗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中华民族特质的姓氏文化。笔者在多年搜集、研究的基础上，将洛阳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部分姓氏资料整理成篇，钩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姓氏文化成因，以为研究者参考。

目前已发现的洛阳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刊刻的姓氏多达300余个，复姓50余个(包括3字姓)。因类别繁杂，特分述之。

一、以国为姓氏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古封国姓氏有： 高、蔡、霍、吴、纪、程、杜、戈、殷、晋、倪、项、竹、黄、谷、阳、米、洪、郑、邢、元、陈、韩、虞、许、吕、阮、魏、邓、朱、齐、卫、田、申、杨、沈、苏、宋、蒋、何、于、耿、楚、倪等。较为罕见的有： 葙、浑、暴、贵、寻、载、戎、敦、采、枚、覃、思、里、目、荆、过、黑、徹、土、昉等。

我国历史上有商代“八百诸侯”和“西周七十一国”之说。商代的“八百诸侯”虽不能认定是“八百之姓”，但也不是同姓。已知商代约有300余姓，所以《尚书·盘庚》等文献中统称为“百姓”或“百姓王人”(甲骨文中称“百生”，其意大体相同)。当然，《尚书》等古籍及甲骨、金文中记载的姓氏，均为具有较高政治身份或社会地位的贵族。西周历三次分封，先后封邑71地，同姓者40余国，“71国”之说包括封国和采邑。周武王弟康叔被封于卫，后世称为卫康叔，统辖陶、施、繁、锜、樊、饥、终葵等“殷民七族”。周公旦长子伯禽受封于鲁，管理条、徐、萧、索、长尾、长勺“殷民六族”。既然商代被管制的贵族姓氏得以保留，那么，民众的“氏”也同样得以继承，只是文献及文物载之甚少。

二、受封郡国诸侯王及后人以郡国为姓氏

“以郡国为姓氏”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所谓“胙土命氏”“裂土封侯”，正是由于分封制度的严苛，食邑的诸侯王不甘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便以“宗主国”的身份对采邑实行“天子权威”下的“国体统治”。由于支系众多，天子以古封国、郡国实施大而化之的赐土统治，而郡国诸侯王及其后人就以此为姓氏，产生了众多郡国姓。郡国姓氏是先秦时代政治权力衍化的产物，是各地诸侯王从国家权力中分出的专制机构。随着郡国权力的不断膨胀，出现了郡国恃势而立的分庭抗礼的局面。常见的郡国姓有： 丰、潘、黎、彭、施、罗、胡、赵、张、梁、章、宿等。较为少见的有景、岑、牟、柏、冀、崇等。

以郡国为姓氏的另一种情况是异域他邦之人定居中国，他们以本国名为姓氏，作为在华的姓。如西域康国的康氏、安息国的安氏、米国的米氏、天竺国的竺氏、月支国的支氏、鄯善国的鄯氏等。

三、以邑、地为姓氏

西周之后出现的“五等之封”是指封土较小、人口较少的采邑。在姓尊贵、氏卑贱的时代，贵族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和体现庶民的卑微，以邑取姓氏就应运而生了。洛阳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以邑、地为姓的有178氏，如柳、元(与拓跋改姓之“元”非一族)、卢、冯、邵、邹、荣、段、聂、莫、常、樊、原、卞、尹、郎、费、毛、单、刘、祁、苏、栾、匡、藏、巩、曲、荀、苗、白、来、崔、戚、闾、屈、马、兰、宁、范、任、艾、丘、劳、涂、闫等。罕见邑姓约70余氏，如邰、郧、邴、郄、郜、邳、邽、邛、郴、祭、郓、缑、春、檀、汲、鹿、仪、阴、信、门、毋、郇等。

以地为姓氏者主要指小的封土、水名和处所，如姚、母、邱、肥、陆、姜、伊、洛、河、江、西、南，以及西门、闾丘、淳于、贺兰等复姓。

以邑、地为姓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得姓来源，它是原始社会某族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是当时贵族或官吏的姓氏。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封邑、封地消亡了，有些地名在朝代更迭中并入他地或弃置不用了，但因此而产生的姓氏却延续下来。所以我们搜集和研究古代的邑、地姓氏，不仅仅为了了解某一姓氏的得姓之源，更重要的是整理、挖掘某一历史时段的地域、乡域、城域等区划及其历史沿革，有些姓氏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内在联系。

四、以官为姓氏

以官为姓氏多取官职的名称、大小或职能，如钱姓，该姓之祖是钱孚，其为周代的钱府上士，故以官为姓氏。春秋时管理市场的褚师，子孙以褚为姓； 相传皋陶时负责刑狱的理官子孙以理为姓氏； 还有管理典籍的董氏，专营冶陶的陶氏，司禄的禄氏、逯氏，掌管宫门的宫氏，负责藏冰的凌氏等。洛阳古代石刻中还有司马、司徒、单于、云、史、山、库、士、师、帅、席、褚、衡、阿、寇、庾、符、李、里、相里、上官、阳城等因官取姓氏的。

五、以王父字或名为姓氏和以爵为姓氏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有以王父字或名为姓氏的。王、万、牛、孙、鱼、祖、季、伍、国、方、白、明、蹇、林、家、骞、石、南、游、庆、尚、明、占、桑、大、伍、伏、汪、稽、龙、容、格、昌、皮、要、廉、莫、鞠、展、晁、仓、舆、边、皇甫等姓比较有代表性。上述姓氏又往往派生出新的姓氏，反映出同姓不同源、同源不同流，一族多支、一支多流的家族发展脉络。现代的有氏、禹氏、汤氏分别以有巢、大禹、商汤之名为姓氏。而宋国大司马公孙嘉的子孙以其字(孔父)为姓氏即以孔为姓氏； 蹇丙，字白，其后人以白为姓氏。再如王姓，历史上有姬姓之王(王子晋之后)，有子姓之王(商臣比干之后)，有妫姓之王(帝舜之后)。

六、以序为姓氏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地位的尊卑、上下的职阶、年龄的长幼、辈分的高低，都潜移默化地遵循着一个“序”。这个序是远古的遗绪，是礼的核心内容之一，“序”是一条有形的观念和无形的行为规范。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表序和由序衍化的姓氏有： 长孙、公孙、孟、仲、季、伯、乙、甲、丙、丁、伍、陆等。

七、以动植物和金属为姓氏

远古时代，人们以动物为图腾，至今石刻中仍有许多以动物为姓氏的。如牛、羊、熊、马、凤、虎、龙、燕、翟、鱼等。以植物为姓氏的有花、叶、麻、木、李、麦、柏、栗、粟、菊、兰、梅、竹、梁、谷、芦等。另有金属类姓氏，如铜、铁、锡、金、银、锜、钱、锺等。

八、少数民族复姓

相对于人口庞大、聚居密集的汉族而言，周边人口较少的匈奴、羯、鲜卑、氐、羌、高丽、越移、吴移、傣、苗、藏等族属被后世称为“少数民族”，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继建立过以本族或族属为主体的政权，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族是我国西北方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贵族姓氏主要有呼衍氏(后世写为呼延氏)、须卜氏(在汉代后期与华族融合过程中改为卜氏)、乔氏、兰氏、呼韩氏(后改为韩氏)等。至东汉末期，原来19姓匈奴贵族仅剩下卜、乔、兰、呼延四姓，余者或改为汉族姓氏，或归属鲜卑等姓氏，或并入关西复姓其他族属。少数民族姓氏中也有国姓、赐姓、改姓等。

鲜卑族是东汉末期盛于北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鲜卑族以建立代国为崛起标志，从公元304年开始至北魏统一中原在洛阳定鼎立国，先后兼并、融合了匈奴、羯、羌、氐等族，是中华氏族历史上促进北方少数民族融合以及与汉族全面融合的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原统一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到581年隋朝建立的47年间，鲜卑族中的宇文、赫连、慕容等，也先后经历了建国―兼并或被兼并―拥族再立―统一等阶段。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 “至隋以后，名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胡氏所注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至隋代，民族融合是时代的潮流，华夏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大部分少数民族姓氏随之消失在汉族姓氏中； 第二，既然民族融合，姓氏归元，自不必再去分什么华夏正宗、戎狄蛮夷。胡氏之论自有其理由，但作为研究者来说，“命氏”之由还是要“辨”要研究的，因为它曾是民族融合和不同历史的见证，承载着诸多历史事象和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事实。

拓跋氏，源于鲜卑族，世居代北，由于部落众多，便出现宇文、伊娄、那娄、可那、长孙、尉迟、万俟、贺若、贺兰(见图版一)、贺拔、贺娄、叱李、叱罗、叱卢、乞扶、乙娄、纥干、呼延、独孤、孤独、慕容等姓氏。孝文帝迁洛后，除长孙外，大多改为汉族单姓，叱李改为李，叱罗改为罗，万俟改为万，伊娄改为伊，叱卢改为卢，达奚改为奚等。唐代安息国的安菩、安金藏父子留居洛阳为官，以其国为姓氏，是为安姓。其实，早在汉代安息国与中原的交流就已开始了。北魏时期，赐周武王次子于叔之后为万忸于氏。随孝文帝迁洛后，去“万忸”为于氏，是为于叔国姓。在洛阳出土的数方支氏墓志大都援及月支国，以示支姓之源。另有月姓、米姓、吐姓、竺姓、鄯姓均在洛阳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有刊载。当然，代北姓氏并非全改，如洛阳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的豆卢、达奚、贺拔、独孤、叱李、慕容、尉迟、阿史那、郁久闾等。这些姓氏至隋唐时仍在沿用，洛阳出土的隋唐墓志和现存的碑刻可以佐证。

图版一 贺兰汗造像记

九、赐姓和改姓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有许多属于赐姓和改姓者。赐姓在历史上是常见现象，既是朝廷对臣、将功勋或德操的赏赐，也体现了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如北魏拓跋氏迁洛之后执政的皇族改姓氏为元，旁支则改为别姓，如伊娄、长孙、乞扶、乙娄、慕容、叱李、叱罗、贺若、贺拔等姓氏。再如居洛的周摇，原为鲜卑族，居代北时改为普乃氏，迁洛时改为周氏，北周时，又被改为车非氏，至隋复为周氏之后，世代沿袭周姓。元氏一支中的元景安，为北魏昭成皇帝五代孙，北周时因功被赐为高氏，至唐复为元氏。隋代的尉迟义臣被赐为杨氏。他们的后人均沿用赐姓。唐徐世，劳苦功高，李世民赐其为李姓，为避太宗讳去“世”字，改姓名为李，其后人居洛者姓李氏，及徐敬业扬州起兵讨武则天，被诛族。洛阳出土的墓志中有一方贺知章撰文的王氏墓志，是北周王康(《周书》作秉)因功被赐为拓王氏的实证，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拓王氏”文物实证。与王康同族的王盟被赐为拓跋氏(《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载为拓王氏)。另有凶德赐姓，如洛阳出土的《东光县主墓志》载： 则天时赐其父辈虺氏(唐高宗王皇后族则被赐为枭氏)。东光县主即高宗李治之孙、纪王李慎之女、河东裴仲将之妻。其夫妻志及子裴翁庆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误为“裴庆”)已在洛阳出土。武则天称帝后，强命中宗王皇后改姓蟒。洛阳邙山出土的文彦博家族人物墓志，记述了其族由“敬”氏改为“文”姓的历史真相。

避难改姓的有司马氏、慕容氏(也有慕容氏别支为赐姓)。因司马迁受刑，后代改为同姓和冯姓(司字加竖成同、马字加水成冯)。三国名将张辽的先祖本姓聂，为逃避仇家追杀改为张姓。偃师褚姓家谱不敢直书其姓，便拆字分体为单画。洛阳石刻中此类改姓、赐姓的实例很多。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三字姓有丘穆陵(见图版二)、郁久闾、步大汗、阿史那等。较为罕见的有俟文、奚莫、郎阿、萨孤等。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刊载的复姓是十分珍贵的古代姓氏研究资料。

图版二 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