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发

□历史、文化研究

吴孟复学术论略

曹金发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吴孟复学术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指导思想、学术旨趣和学术理路。他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治学指导思想；以爱国为民、实事求是、疑古创新、民主民本为学术旨趣；其学术理路则是以传统国学为基础，以桐城派为宗，以目录版本学和语言文字学为基点，以文献学和小学为手段，致力于经史诗词之学，秉着疑古创新精神，求义理，讲考据，通词章，遵循着确立指导思想—确定学术旨趣—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施路径，其间始终贯穿着“读书—思考”一线。其学术境界始于“博”而返于“约”，再由“约”而至于“通”。

吴孟复；指导思想；学术旨趣；学术理路

吴孟复（1919—1995），安徽庐江人，著名学者、教授，在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古籍整理、诗文创作以及语文教学等方面，皆有突出成就，代表作有《古书读校法》《古籍研究整理通论》《唐宋八大家概述》《吴山萝诗存》《桐城文派述论》等，被誉为安徽传统学术的领军人物；王达敏先生称他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认为：“海内并世的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不能与其并驾，海外当代的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同样难以与其偶驰。”[1]39关于吴孟复学术的研究，学界已有成果问世，但是由于吴先生学术成就高，涵盖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很多问题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鉴于此，本文拟从学术分析的层面进行探讨，以求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大致说来，对吴孟复学术的认识，可以从指导思想、学术旨趣和学术理路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指导思想是行动指南，是其学术活动的最高指导和根本依据，学术旨趣是其学术活动的直接指归和价值取向，学术理路则是其学术活动的实现路径，这三者犹如一个状态良好的系统中的三个要素，彼此协调，有机配合，共同构建起吴孟复的学术大厦。

一、指导思想

吴孟复先生治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无论是他对前人的评价，还是他本人观点的直接表达，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1985年，吴先生的《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积极肯定了柳宗元和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柳宗元“认真读书，并进行了分析批评，从而树立了唯物的哲学思想与进步的历史观”。并评论柳宗元的《非国语》：“这部书中指出‘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对天地鬼神之类‘渺茫荒惑’之说的挑战，发挥了他的‘无神论’的历史观。”“以元气为宇宙之始，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等神学史观和政权神授思想，给予系统的批判，提出了人的祸福、社会的治乱，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神这样的言论。”“具有唯物的思想与进步的历史观。”[2]49-51在同一部著作中，他评价王安石：“作为思想家来说，王安石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这是他与韩愈、欧阳修不同，而与柳宗元相近的地方。”“他（王安石）认为自然天道是‘可视而知，可听而思’，亦即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必须使自己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相适应，做到‘与时推移，与物运转’；……‘新故相除’就是新陈代谢。这种思想使得他能够站到革新的进步立场，也就成为他变法革新的理论依据。”[2]96对柳宗元、王安石唯物论思想的赞扬，表明了吴孟复先生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他对戴震、刘大魁、程瑶田等人的评价体现出来。

清朝著名的学术大家戴震，不仅在考据学、训诂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同时在哲学领域也有过人的识见。吴孟复先生认为：“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追求真理、勤勉专精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至今还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3]171可以看出，吴先生对戴震的推崇，实际表明他本人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他对刘大櫆的评论同样揭示了这个立场，刘大魁被称为“桐城派三祖”之一，以诗文著称，同时在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例如，在天道问题上，刘大櫆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人之穷通寿夭”以及家之“殃”与“庆”皆与天无关，并且批判了当时盛行的风水迷信。吴孟复评论说：“这是荀卿、王充、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朴素唯物论思想的继续，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4]前言4在关于理与欲的问题上，刘大櫆认为“人不能无欲而相聚以生”，主张“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吴孟复指出：“这与宋儒‘唯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之说相反，而与戴震‘理在欲中’，主张‘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基本相同。戴说在当时具有启蒙意义，已为思想史家所公认；刘大櫆先戴而提出这个见解，自然值得重视。”[5]18在肯定刘大櫆、戴震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否定了宋儒的唯心主义说法。他在《程瑶田论略》中评论程瑶田：“戴震论‘理’、‘欲’，现在哲学史研究者几乎都认为是，即是以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程先生亦复如此，他也说过：‘人性万万不能无可欲。’……而与戴震同声相应。这在当时，确是卓识。”[6]109-110同样是从唯物主义出发的由衷言论。

如果说吴先生推崇柳宗元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是间接表达自己唯物主义立场的话，那么，他在自己所著《古书读校法》中，则直接地申明了对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度认可：“使我耳目一新的，还在读了郭沫若同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之时……读了郭书，我才知道：讲义理，就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郭老的成就就是由于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而所造度越前人。”做学问要有基本理论，而“基本理论指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7]1-2。虽然，吴孟复先生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并“以坚韧果决守望着桐城派的壁垒”[1]48，不可避免地具有桐城派情结，而他所推崇的前人也有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但是，推崇唯物主义并不是学术情结问题，而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思想和学术双重历练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坚持唯物主义已经成为了吴孟复先生的学术自觉，他已将唯物主义思想作为自己治学的指导思想，并在学术实践中施行。例如，在谈到故训与新解问题时，吴先生认为古人训释古书的致误原因中有“指导思想问题”，即缺乏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但是到了“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才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读古书，认识不同了，训释也不同。这样对于《尚书》《诗经》等书的内容都作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解释，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历史观点，是不可能正确解释的。“这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才有可能在训诂方面做到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的训释合于古人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历史，以提高训诂工作的质量。”[7]34

二、学术旨趣

吴孟复先生的学术旨趣，由多种成分构成，大致说来，主要包括爱国为民、实事求是、疑古创新、民主民本等内容，正是基于上述旨趣，其学术行为表现为为国为民、求实创新、毕生献身于人民的学术与文化教育事业。

（一）爱国为民

吴孟复先生爱国为民的学术旨趣在他的著述中时有所见，他在《屈原九章新笺》前言中说：“屈原……终于以生命殉国家，光明磊落，大节凛然，‘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8]前言1在后记中又说：“屈原……不愧为爱国的、人民的伟大诗人……屈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洵足与天地同寿，日月齐光。”[8]135显然，吴孟复先生对爱国诗人屈原的高度赞颂其实是其本人爱国主义的自然流露，如果说这是其爱国主义的婉转表达，那么他对祖国家乡的赞美则是直抒胸臆。他在《刘大櫆文选》中赞叹：“我深深地感到我省先民的文化遗产何等丰富！有些人的文章炳耀史册，其著作自应广泛流传……总之，这些遗产犹如地下矿藏，是极可宝贵、亟待开发之财富。”[4]前言11热爱和珍视家乡文献，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对于吴孟复先生来说，爱国与为民正如白璧的正反两面，是须臾不离、相辅相成的。他在《唐宋古文八家概述》中说：“像苏轼这样，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做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确是难能可贵的。”[2]167是赞颂苏轼的为民做事；他为合肥包公墓园所题楹联“廉吏可为，来者是式；故乡更美，公乎其归！”[9]95是赞美包公的清正爱民；他揭示戴震的治学目的是闻道，闻道就是探求和阐扬真理，特别是探求国家、社会的治乱之源，是为了有利于人民[7]171-172。他评价欧阳修：“他一年多中已做了上述许多好事，但他却觉得做的不够，耿耿于怀。……人民爱他不是偶然的。”[10]75皆是其本人利民为民之心的一种表露，不难看出，吴孟复先生在赞扬他人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为民做事、服务百姓。事实上，他爱国为民的学术旨趣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为此，他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研究学术、整理古籍、提携后进，时刻不忘为祖国为家乡的文教事业做贡献，倾尽全力，看淡生死。纪健生先生总结其为人为学可以用“公、勤、实、通”四字概括[9]96，其中“公”意指为公为民，“勤”即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整理编撰《安徽古籍丛书》为例，黄季耕先生撰文称，吴先生负责此事主要是因为：“伟大祖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11]36纪健生先生有言：吴孟复先生对于“《安徽古籍丛书》的整理，呕心沥血……把这一工程视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他废寝忘食，甚至可以说生死以之”[9]91。为了家乡的文化事业，甚至做到了以命系之，其爱国为民的学术旨趣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在吴先生的著述中多次呈现。在《略谈戴东原的治学精神》一文中，他赞颂戴震：“实事求是是戴学的基本精神。刘师培说戴震‘讲学不蹈空虚’，‘学趋实用”，是很对的。他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正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的。’”并认为戴震治学，无论材料和观点都必须站得住脚，反对主观臆测和私自穿凿[3]174-175。言为心声，这些积极评价无疑是吴先生本人坚持实事求是学术旨趣的生动写照，而他本人在谈到积累资料与实事求是问题时，更明确表达了这个理念：“我们研究文史，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就文史研究工作来说，也就是先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这样引出的结论才是合乎实际的‘真是’，而不是‘想当然耳’的主观臆测。”[3]5他在《刘大魁文选·后记》中说：“但推度原意，力求如实，疏理脉络，必使贯通，既实事以求是，又论世而知人。”[4]180在谈到训诂方法的要点时又说：“要发扬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的精神。”“扬雄、许慎、贾逵、郑玄皆古文家。许、郑等人也兼采金文……他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以意为之就不是‘实事’，拘泥故训也就不能求得‘真是’了。”“训诂的内容和方法虽不断发展变化，但实事求是的精神则未变。实事求是是我国训诂学的优良传统。……总的精神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毫无疑义的。”[7]104-105在谈到校雠问题时，古籍经常出现简册错乱或字句错乱的情况，他敬告读者：“既不能不知有这种情况，一味盲从迷信；也不能轻易改动，动辄推之错简。总之，要实事求是。”[7]96吴先生通过对前人学术活动的考察，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实际，将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贯彻于整个学术活动中，不妄言，重资料，讲证据，依据事实，求得真知，因此，实事求是是他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和重要旨趣。

（三）疑古创新

疑古创新也是吴孟复先生的学术旨趣，这里的古，泛指一切过往的学术观点。他在《刘大櫆文选中》中指出：刘大櫆“反对‘好古而失之愚’，显示出与迂儒的崇古、复古思想不同。……对历史上相沿已久、习为当然的各种论调，如‘儒者以治生为急’等等，刘大櫆皆大胆怀疑，提出了不同看法。经过他的分析论证，不仅使人信其言之有理，而且看出他的逻辑严密，锋颖精锐”[4]前言6。对刘大櫆怀疑精神的肯定，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提倡疑古创新的取向。而在学术实践中，吴孟复先生更是多次提到做学问需要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意识，并本着疑古创新的原则解决了一系列的学术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问题即‘疑’，如果‘疑’所当‘疑’，那就是发现了问题。”[2]3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循此辙途，他解决了安徽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是宋代文献而不是唐代文献的问题[7]11-12；解决了中华书局版《南史》中“一旦草土”的标点错误问题(1)；解决了《古代汉语》将苏轼《前赤壁赋》中“举酒属客”的“属”字错译为“劝”（应当译为“注”）的问题[7]143-14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在《屈原九章新笺》中，他甚至对学术名家王逸、王夫之和郭沫若分别提出了质疑，并有理有据、条分缕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逸是东汉时著名文学家，所著《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后人多从其说，他在注解屈原《思美人》中“独茕茕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一句时，提出了“彭咸水死”的观点，对于此说，吴先生大胆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彭咸水死的说法，是王逸的自创，虽然“注家皆从之”，但是“其实皆非也”，王夫之说湘是彭咸故迹，亦出臆测，并举出钱杲之、王闿运、闻一多、顾颉刚等学者的观点，辅以《尚书》《离骚》等内容，结合古代史和音韵学知识，洋洋洒洒近千字，分列八点，说明了“彭咸水死”之说的讹误之处[8]76-77。其怀疑精神可谓跃然纸上。而对于另一个学术名人郭沫若的观点，吴孟复同样敢于质疑创新，例如关于屈原《橘颂》的写作立意，郭沫若认为“乃称一位年轻的人，此人为谁，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颂，也不得而知”。吴孟复却认为：“此篇当作于使齐之时。当时，各国游士聚集稷下，意必有劝屈原留居齐国者，此屈原赋此明志。”对于《橘颂》中“后皇”一次的解释，郭沫若认为是“辉煌”的意思，而吴孟复先生却认为是“扈皇”的意思[8]90。既有怀疑，亦有创新，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吴孟复先生的怀疑精神，完全出于学术需要，源于研究实际，当疑即疑，不针对任何人，也不回避任何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前辈、亲属。例如，韩愈《祭穆员外文》中有一句“晤言无他，往复其昔”，吴先生认为，这是说亲友别后重逢，谈来谈去（往复）皆是过去的事（其昔），今人老友相见也是这样，可见韩愈善写人情。但是马通伯先生却认为“其”疑为“在”，吴先生认为马先生是“求之过深”了[12]373。马通伯即马其昶，学富五车，享誉学林，是吴先生的学术前辈兼长辈，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吴先生对他的学术观点的怀疑，足以说明其疑古创新精神完全从学术研究出发，有疑当疑，为学术需要服务，是其可贵的学术旨趣。

（四）民主民本

民主民本也是吴孟复先生的学术旨趣。在《刘大櫆文选》中，吴先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民主思想。该文选中有一篇《汪烈女传》，刘大櫆在文中借一位受辱自尽的汪氏女子之事，阐述了君臣关系，他认为：“君臣以义合，故曰‘合则留，不合则去’。”“以臣之食禄为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吾独怪后人儒者混君臣与夫妇，且为之说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适二夫。’不学之徒习闻其说而信之。”[13]96-97吴孟复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评论：“这在当时确实是大胆的议论。我们知道：比他稍晚的黄宗羲已指责‘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唐甄在《潜书》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刘大櫆这类言论是黄、唐等人这种民主思想的继续，自然也是难得而可贵也。”[4]前言6在正文的注释中又说：“本文名为‘烈女传’，实系‘忠臣论’。”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适二夫’，公然提出非议。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议论[4]97”。其实在选文之初，吴孟复先生已有原则，这个原则即有尊崇民主的意味，他说：“就我们所选的四十几篇来看，其立意、布局、遣词、造句皆有独到之处，在清代散文中确属上乘。他的思想上的民主性精华，既是研究清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料。”[4]前言11表明民主思想是吴先生选文的重要标尺，而他本人是认可并意欲弘扬民主思想的。至于他的民本思想，则在《刘大櫆集》《刘大魁文选》中都有明确反映，他在《刘大櫆集》前言中写道：“刘大櫆的思想菁华表现在哪些地方呢？……他认为天地间，‘最贵为斯人（民），讵忍终憔悴’，这是儒家‘民为邦本’‘己饥己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5]17同时在《刘大魁文选》中也有同样的表达，刘大魁在《难言一》里着重驳斥了汉代丞相丙吉“不问民斗问牛喘”是“识大体”的论调：“以宰相之尊，视民之死，诚小事，不当亲，则民固小，而牛之与民又其小者。……民死而尸横于道，独安能恝然而已哉？”“吾未见吉之知大体也。”吴孟复先生在注释中说：这些评论“反映了作者不信神学与重视民事的思想”[14]27-28。将刘大魁的民本思想视为“菁华”，赞赏刘氏以民为本的精神，实际上是在申明自己的民本思想。

从吴孟复先生的学术实践来看，民主民本的旨趣，是贯穿始终的。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解放思想，提倡学术自由，这样才能做到学术繁荣，真正弘扬文化、造福民众。民本就是心系百姓，关心国计民生，服务大众，这两种思想其实是互为表里、相互统一的，如上所述，他评价戴震的治学目的是探求和阐扬真理，特别是探求国家、社会的治乱之源，是为了有利于人民，这其实也是吴先生自己的学术追求。概而言之，爱国为民、实事求是、疑古创新和民主民本，构成了吴孟复先生学术旨趣的主体，其中，爱国为民、民主民本是其价值观的直接反映，实事求是是其学术原则，疑古创新则是其治学方法和理念，这四者构成的学术旨趣，成为他投身学术的核心诉求和价值取向。

三、学术理路

吴孟复先生自幼在私塾受教，稍长进入芜湖广益中学读书，期间接触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1934年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国学专业学习，接受了唐文治、陈衍、柳诒徵等学者的熏陶与指导，之后，拜著名经学家姚永朴先生为师学习经学、诗、古文。1946年秋，吴先生赴上海任暨南大学副教授，期间，他通过别人介绍，了解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特点，特别是与著名学者柳诒徵有了充分的接触，深得教诲，向他学习了目录、版本、图书管理之学。尤为重要的是，柳先生为其指示了治学门径，即以目录版本之学（首选《汉书艺文志》）和语言文字之学（首选《说文解字》）为基础，使其茅塞顿开，受用终生。“多年所学，一旦有以贯穿，如网提纲，如裘挈领，如登高山，如观河源。”[9]80由此而论，吴先生的学术研究，其核心方法是考据，而考据的立足点，便是柳诒徵当年指示的两点：知书与识字[1]42。而其研究诗词的方法，其实是作为学术结构核心的文献学方法与小学方法的结合[15]81。他又强调读书为治学的前提与基础，而认为读书必先识字，掌握语言文字才能读懂文、史、哲等书籍[15]85。同时必须一提的是，作为桐城派的嫡系传人，他与桐城派师友交游切磋，“汲取桐城之学神髓”，早已被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化。因此，在吴孟复的成学过程中，桐城派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从中学得知识、习得方法、淘得技能，从而一生能够游走于义理、考据、辞章之间，在会通中力求创新[1]39-47。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吴先生本人的观点，他在《古书读校法》中说：“做学问要读书，读书要识途。所谓识途，就是掌握途径与方法。近年来，有些青年同志垂询及此。我想起：早年也曾向柳翼谋（诒徵）先生问过；柳先生说他也问过缪筱珊（荃孙），筱珊教他读《说文》与《汉书》，依而行之，颇有效益。经过几十年，我体会到：讲《说文》，意指文字训诂；讲《汉书》，意指目录、校雠与典章制度。这涉及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个方面。”“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与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正是一致的。”基本理论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技能包括目录、版本、校雠、辑佚、辨伪等，还包括文字训诂、历史知识等内容[7]1-2。

由上可知，吴孟复先生的学术理路，是以传统国学为基础，以桐城派为宗，以目录版本学和语言文字学为基点，以文献学和小学为手段，致力于经史诗词之学，秉着疑古创新精神，求义理，讲考据，通词章，广泛开展研究，涉及了语言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几大领域的多个方向，其实施路径是确立指导思想—确定学术旨趣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间始终贯穿着读书—思考一线。具体来说，指导思想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学术旨趣包括爱国为民、实事求是、疑古创新、民主民本等内容，基本理论指的是各个学科的具体理论，如史学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理论，等等；基本知识，指的是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就文史工作者来说，文字训诂为必备的知识；历史知识方面，不仅要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特别要掌握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如食货（经济制度）、兵制（军事制度）、职官、选举（人事制度）与地理沿革等等；基本技能指的是各个学科的基本研究技能，文史类学科的基本技能，包括目录、版本、校雠、辑佚、辨伪等方面的技能，尤其以目录方面的技能最为重要。知识与能力还应包括搜集、阅读、鉴别、使用资料的知识与能力。而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读书，在于掌握学术动态，在于思考分析，然后通过查找、搜集资料进行研究，直至得出正确的结论[7]1-5。

需要指出的是，吴孟复先生的学术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导向，是读书—研究—实践三者的有机结合，他在合肥教师进修学院鉴定版本的事迹，就是很好的例证。彼时，该校图书馆800元购进一部所谓的“宋版《史记》”，牌记云“淳化壬辰临安余氏万卷堂刊”，吴先生一见即定为赝品，因为淳化为宋太宗年号，当时不可能有“临安”之名，而且余氏在福建的建阳而不是浙江。通过考察该书版本情况，当为明代震泽王氏刊本，以《中国版刻图录》相验，结论正确。又有人持“宋本《易经》”向安徽省图书馆求售，书签上有张謇手书的“宋本周易”四字，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但是吴先生鉴定后，认为是明覆宋本，查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果然如此[9]82。毫不夸张地说，此类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在吴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不胜枚举。

可以说，吴孟复先生的学术理路，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学术规训，这条学术门径的成功探索，源于多位名师的精心指导，源于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源于其勤勉不懈的学术追求，对广大青年学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作用。吴礼权先生评价他：“吴老所著《训诂通论》是当年训诂学方面开风气的学术专著，在训练学生的专业基本功、培养基本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诸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古书读校法》更凝聚着吴老毕生读书破万卷的深厚功力。这部著作……对青年学子读懂古书、学好古文，进入中国古典文献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学术功德。”[16]8

综上所述，指导思想、学术旨趣、学术理路是吴孟复学术的三个重要层面，它们有机统一，造就了吴孟复学术大师的地位，架起了一座学术史上的标杆。基于此，钱仲联先生论称：“吴君孟复……考据、词章，融于一冶，沐皖学之泽，纬以新知，开拓宧穾，……沉浸浓郁，提要钩玄，考订精严，文词尔雅，是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善用以相济者矣。”[17]序纪健生先生亦言，吴孟复先生“终生追求之学术极致在‘通’。昔萧一山先生谓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举三种境界，可以喻为学之‘博’、‘约’、‘通’三个阶段。（吴）先生早年务‘博’，中年返‘约’，而晚年即已臻于‘通’的境界”[9]87。

注释：

（1）原文为：“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吴孟复标点为：“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见吴孟复《古书读校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1]王达敏.吴孟复：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2]吴孟复.唐宋古文八家概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3]吴孟复.略谈戴东原的治学精神[M]//吴孟复.古书读校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4]刘大櫆.刘大櫆文选[M].吴孟复，选注.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83.

[5]吴孟复.《刘大櫆集》前言[M]//吴孟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合肥：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2006.

[6]吴孟复.程瑶田论略[M]//吴孟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合肥：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2006.

[7]吴孟复.古书读校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8]吴孟复.屈原九章新笺[M].合肥：黄山书社,1986.

[9]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J].文献，1996(1).

[10]吴孟复.欧阳修在安徽[C]//吴孟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合肥: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2006.

[11]黄季耕.吴孟复先生的学术评价[J].安徽教育学院学 报，1998(1).

[12]吴孟复.国学典籍阅读要义[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13]刘大魁.汪烈女传[M]//吴孟复，选注.刘大櫆文选.合肥：黄山书社,1985.

[14]刘大魁.难言一[M]//吴孟复，选注.刘大魁文选.合肥：黄山书社,1985.

[15]纪健生.百年文献史 一个读书人山萝学案[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16]余英华.学脉永续，师范长存吴孟复先生百年纪念暨《吴孟复全集》整理出版会议综述[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17]钱仲联.序[M]//吴孟复.吴山萝诗文录存.合肥：黄山书社,1991.

Study on WU Mengfu’s Scholarship

CAO Jin-fa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Wu Mengfu’s scholarship can be analyzed from three angles: guiding ideology, academic purport and academic logic. Persisting Materialism, patriotism, serving the peopl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aking innovations, h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a lot of fields. When he worked, he insisted on reading books and thinking about them.

Wu Mengfu; guiding ideology; academic purport; academic logic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0.06.18

K852

A

1004-4310（2020）06-0111-07

2020-10-11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吴孟复学术研究”（SK2017ZD29）。

曹金发（1971— ），男，安徽泗县人，历史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