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奇岭

□文学研究

鲁迅“印经”考辨

尹奇岭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鲁迅之名成为无形的巨大精神资产，随着其辞世，更是不断被各种力量争夺。鲁迅早年曾于1914年捐钱刻过经书《百喻经》和《地藏十轮经》，佛学界人士在解读这件事的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将鲁迅“佛化”了，将其阐释为佛学中人，使之成为佛学界的精神资产。

鲁迅；刻经；“佛化”

有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历史建构的后设性。人们习惯于将历史结果理解为历史开端，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一系列历史力量博弈的结果，许多学者经常性地将其人为定性成一个“断裂”式的开端。具体到鲁迅研究，也会发现类似现象，当周树人成为鲁迅时，一个普通学生时期的周树人往往被“鲁迅”化。当鲁迅被命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时，鲁迅就成为巨大无形精神资产，尤其在其去世后（因为无论如何他不会自己站出来争辩了），成为思想文化各个部类争夺的对象。本文要考辨的是鲁迅早年在南京读书时捐钱刻经与鲁迅被“佛化”的问题。

一、鲁迅“刻经”

1949年5月1日出版的《觉有情》杂志第10卷第5期中，刊载了一篇名为《鲁迅先生的印经功德》的文章，作者为理素。该文虽然讲述的是鲁迅捐资刻印《百喻经》以及《地藏十轮经》的事，但是却明显带有了将鲁迅“佛化”的倾向。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现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巨匠故鲁迅（周树人）先生，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上的建设功绩，不但是一般新进的文化者所歌颂，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无从否认他的伟大的。关于他的思想体系，一般人只知道他的“新”；而真正的“新”的精神总是趋向真理的。在水深火热的半世纪来中国，鲁迅先生始终以他的千钧之椽方便教化众生，时现金刚猛利精进相，引导人民对各色各样的邪魔作战。在这种猛利精神的表现之下，人们大都只知道他是一位入世的战士，很少人知道他对于佛法的因缘。[1]

在这一段关于鲁迅的介绍中，不难看出作者在评价鲁迅时所采用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价值标准：前一部分的“巨匠”与“伟人”是以新文化运动建设的评价标准，而后一部分的“方便教化”与“猛利精进”则是佛教弘法利生的评价标准。虽然这两种价值标准有趋同的成分，但是将“金刚猛利精进相”强加在鲁迅身上，并且以“引导人民对各色各样的邪魔作战”则显然“名过其实”。据作者在文中的描述来看，它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为了让僧伽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也曾有过“印经功德”的行为，这对于佛教界来说是一个“新闻”，更是一种“荣誉”。文中写道：

鲁迅先生在他毕生的著作中从未提起过佛法，因之知道鲁迅先生和佛法的关系的人，也委实不多。如果有人说鲁迅先生曾出资印过佛经，除了少数鲁迅先生的知友和他的研究者以外，多数人都会以为谎谈的。[1]

在文中，作者还抄录了“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百喻经》末尾四行字，而且将经书末尾页的锌版缩影图附在了文后。但是仅仅依靠鲁迅捐资刻经这样一种简单的史实，是不能够说明他与佛教的关系的，为了将这一史实的“新闻”转化为精神的“荣誉”，作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进一步强调了鲁迅对佛法的态度：“他虽然从未在文字中颂赞佛法，却也绝未批评过佛法，以他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容苟且的战斗精神的人，如果对于一种东西不以为然，他是决不肯长期沉默的。由此一点反证，可见鲁迅先生对于佛法也并不持有反对的成见。”[1]如果说理素这篇文章之于佛教界的价值在于他首次将鲁迅捐资刻经的事公布于诸僧伽，为佛教界添得荣誉，那么它之于文化界尤其是鲁迅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他对“鲁迅对佛教的态度”的学理分析，鲁迅对一种事物的有所关注只要“不反对”就意味着某种“认同”，他得出的结论是依据鲁迅一贯的“战斗心理”，这种反证式的学理分析对于鲁迅研究意义非常。然而作者当时写作时，并不是抱着一种研究的心态，他之所以用了反证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标明鲁迅对待佛法的态度，是带有“佛教本位”意识的。这种意识也体现在文中结尾对“鲁迅印经功德”的精神升华——“真理所在，趋之不辞，这才是真正的‘新’，这才是真正的‘新’的伟大。”[1]理素先生这篇文章旨在借鲁迅捐资刻经的事实来宣扬佛教追求真理的“新”，如果不从他所处的佛教文化角度考虑，这篇文章是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文章，文章不仅谈及了鲁迅思想中的“新”与“旧”的问题，还依据鲁迅的心理因素点明了“反证式”研究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但是理素作为一名僧人，他在论述这些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带有较强的“佛教本位意识”，他对鲁迅印经功德的认知，更多倾向于将鲁迅这样一个新文化先驱者的代表人物“佛化”，借以说明佛教及其“真理观”在新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却也带有了一种文化“错位认同”的嫌疑，他的这些观点，不仅不会被那些钟情于新文化的鲁迅研究者们认可，若是鲁迅本人在世，恐怕对他的这种“披袈裟”的行为也难以认同。

二、鲁迅“刻经”目的考辨

回到文中所谈论的“捐资刻经”一事，鲁迅刻印《百喻经》一事缘起于1914年7月，经书雕版刻于同年9月，成书于1915年1月。在理素提供的经书末尾页锌版缩影图中印有这些字样：“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现代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1]关于刻经时间的始末，鲁迅自己在日记中均有记载：

1914-07-29：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1)。

1914-10-07：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2]136。

1915-01-11：《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卅册，分贻许季上十册，季市四册，夏司长、戴芦舲各一册[3]156。

综合经书的尾跋以及鲁迅的日记，可以得知：1.鲁迅捐资刻印经书缘起于1914年7月，1915年1月刻成，鲁迅收受样书30册；2.刻经的委托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许季上；3.鲁迅曾向南京金陵刻经处支付了两次印经费用（刻《百喻经》计54元，原先汇寄的50元不足，补汇了10元，多余的6元拨刻《地藏十轮经》）。许季上（1891—1953），名丹，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后与鲁迅同为教育部职员，他精通多国文字尤其是印度古梵文，佛学造诣颇深，曾致力于佛经流通，1922年与徐蔚如共同主持“天津刻经处”。如果细察鲁迅在日记中的记载，可以知道鲁迅自1914年大力购买与研读佛经，多受许季上的影响和指导，鲁迅刻印《百喻经》委托许季上，也许是受许氏致力佛经流通的影响。比如在1914年7月27日的日记中记有：“上午收本月俸240元。捐入佛教经典流通处20元，交许季上。”[2]125。至于1914年7月鲁迅突然“拟刻百喻经”则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可以说鲁迅是受了许季上的影响，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流通，也可以说是鲁迅在阅读佛经过程中对《百喻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此事，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注释为“鲁迅为祝母寿，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祝寿”的这种说法最初源自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1961）一书中，在《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一四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小学、碑帖等，有时也间或看一些佛书。……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地寄书来看，又在十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鲁迅是从哲理、文学来研究，也就是从佛书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处从滋养着想而介绍给人。[4]240

非常遗憾的是，这则说法没有附带任何史实材料来辅证。须知1914年许广平和鲁迅尚未认识，所以这一说法难以定论。1999年，杨燕丽在《鲁迅捐刻的<百喻经>》一文中，对“祝寿说”产生质疑，文中写道：

关于鲁迅刻经的原因，有回忆说，鲁迅是为了纪念母亲60寿辰而刻。经查，鲁迅的母亲鲁瑞生于1858年，60岁生日是1917年1月3日，鲁迅刻经是1914年，刻成是1915年1月，时间不符；另外鲁迅及其兄弟的日记与文章，均不见有此说。据此看来，鲁迅为祝母亲60寿辰而刻经的说法似有不妥。据钱稻荪、常惠等人回忆，鲁迅认为《百喻经》与《伊索寓言》相近，译笔较好，可作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借鉴。从《百喻经》的内容来看，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5]299

这种推断足以证明印经不是为了祝寿，1914年7月与1917年1月相差3年，即便是绍兴风俗中有“逢九过寿”这种说法，“祝寿说”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存疑的。

关于鲁迅刻经的目的，理素在《鲁迅先生的印经功德》一文中认为鲁迅捐资印经是“趋向真理”之举，并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功德”，这种理想之说对于佛教徒而言是合理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论刻经的目的为何，最终却总是以弘扬佛法为归宿。但是就事实而言，鲁迅刻印经书与他研究中国小说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功德”一词在佛教经义包含着多种意思，如果说鲁迅刻印《百喻经》是一种“功德”，那么可以说这种“功德”与弘法有一定的联系，却更多地带有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文中曾写道：“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6]44周作人认为鲁迅“了解思想”与“看文章”的判断是非常有根据的，这两点也在后来鲁迅的学术活动中得到了相应的证实。一是在1923年后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鲁迅谈到了佛教典籍与六朝文学的关系。如：“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7]45在论述六朝小说“鬼神志怪”的思想时，鲁迅认为：“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今尚存。”又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苟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7]51-52鲁迅这种对六朝文艺的判断和他阅读佛经故事有着密切的关联。二是1926年鲁迅为王品青点校出版的《痴华鬘》作了题记（《痴华鬘》即是《百喻经》的原称），在题记中鲁迅写道：“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8]103可见鲁迅对《百喻经》钟情的程度，而“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不仅表现了鲁迅对文学宗教影响的敏锐判断力，更表明了他对佛教寓言之丰富想象力的叹服。通过这两件事，也可以得知鲁迅是借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弘扬了文艺之“法”，这或许可以说是鲁迅刻印《百喻经》最真实的目的。

三、“佛化”鲁迅

如果单从现代佛教界的角度来看理素的这篇文章，鲁迅捐资刻印《百喻经》的一事是可以以“功德”或者“真理”一言以蔽之的，但是如果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研究鲁迅与《百喻经》的关系却并非简单。自鲁迅去世以来，关于鲁迅和“百喻经”关系的探讨，就从未真正停止过，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尚不能确定。1936年鲁迅去世后，在良莠不齐的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不少“谬托知己”的人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这些人使用未尽准确的材料、过于随意的观点，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不少的误导，有些随意之举，或竟“影响深远”。鲁迅捐资刻印《百喻经》的事发生在1914年，除了当事人和鲁迅的几个朋友们知道，外人知之甚少。而鲁迅刻印《百喻经》的事被重新提及却是在他去世后的第11年。1947年1月1日，《论语》第120期刊载了作者署名为“天行”（史天行）的一组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鲁迅与<百喻经>》，作者在文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最近报上常常提起鲁迅早年捐资印成的《百喻经》，据说这是一部六朝人所伪造的经，内容收有故事一百则，都富有幽默意味，原文古奥难懂，鲁迅曾译成一则白话，登载在当时绍兴出版的《越铎日报》上，看起来，是与《伊索寓言》差不多的东西，我藏有此报，不妨把全文录了出来……”(2)1947年12月1日，《创世》杂志第5期中，史天行又在《我所知道的鲁迅翁》一文中提及鲁迅与《百喻经》，并在文前加了按语：

前几年听到太虚法师说，鲁迅是与佛有缘的，不仅拜了和尚为师，而且曾经出了很多的钱印了一部《百喻经》。这话虽是毫无意义，而他曾经出资印了这部经却是事实。这经是南京金陵刻经处流布的，内容与《伊索寓言》差不多，这里索性把它译了一则出来，给不曾见到这经的人看看……[9]

这两篇文章中关于《痴人说饼》是“鲁迅译”还是“作者自译”前后矛盾，足让人产生质疑(3)。史文发表以后，林辰先生在1948年7月15日，上海《文讯（文艺专号）》第9卷第1期中刊登《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指出了史天行文章当中的谬误，言辞甚厉。文中写道：

史天行在《我所知道的鲁迅翁》里，提到鲁迅刻的《百喻经》时，说：“这经是南京金陵刻经处流布的，内容与《伊索寓言》差不多，这里索性把它译了一则出来，给不曾见到这经的人看看”，下面便是一则白话译的《痴人说饼》。就语气看，这明明白白说是他自己译的。但在《东南日报》副刊《江风》上，他有一篇《文坛秘录》，第一条就是《鲁迅与百喻经》，又引了这个痴人的故事，一字不差，但他的说明却又不同：“原文古奥难懂，鲁迅曾译成一则白话，登载在当时(这‘当时’不知指何时，从上下文也看不出——林)绍兴出版的《越铎日报》上，看起来，与《伊索寓言》差不多的东西。”这又一变而为“鲁迅曾译”的了。这到底是耍什么花头呢？究竟是鲁迅所译，还是他史天行的“创作”？我因为没有见过《百喻经》，不得而知。[10]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并未就此件事去查考史料。无独有偶，笔者在查证的过程中，在一本名为《法味》的现代佛教图书中，发现了《痴人说饼》的译文，该书的封面印有“佛学浅说第一种《法味》”的字样，并标注有“中华现代二十六年冬重版”，版权页上又标注“中华现代二十八年冬重版，编著者为‘尤雪行居士’”(4)。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得知，该书的编著者是现代佛教界的名居士尤惜阴，并且该书在1937年前就有过多次印刷，似再版不止一次。经过仔细对照，书中的第一篇《痴人说饼》故事译文与史天行历次提供的译文一字不差。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史天行的文章作重新思考，史云：“我藏有此报，不妨把全文录了出来。”如果是真，那么很有可能鲁迅曾经在《越铎日报》上发过此文；如果史天行根本没有藏报，那么很有可能是他参照了尤惜阴编著的《法味》一书。然而鲁迅究竟有没有写过《痴人说饼》的白话译文？又于1912年刊登在《越铎日报》哪一期上？因篇幅有限和考证的复杂性，回答这些问题当另撰文。另据谭桂林先生考证，理素的这篇文章亦存在一处史实讹误，如文中说鲁迅在现代三年：“其时他正在南京矿务学堂攻读矿务。金陵刻经处则为当年杨仁山老居士所主持。同处一地。获缘亲近，自然是可能了。”鲁迅在南京矿务学堂（其时为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的时间为1899—1902这四年间，现代三年时鲁迅在北京，所以“同处一地。获缘亲近”的猜测也是不成立的。此外，从上文1947年“鲁迅与《百喻经》”在各大期刊报纸上热议的情况来看，理素的这篇文章在佛教期刊上刊发得有些迟到，但是它却对“佛教界的鲁迅认识”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篇文章不仅为佛教界认识鲁迅提供了“真理在握”的理论依据，也为他们“佛化”鲁迅提供了“眼见为实”的现实资源。

（1）见《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另注：关于鲁迅捐资刻印《百喻经》始末，林辰先生在《鲁迅与<百喻经>——从鲁迅集外的一则题跋说起》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该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本文在史实方面参阅了该文。

（2）天行著《鲁迅与〈百喻经〉》，《论语》1947年第1期。另：继这篇文章之后，1947年3月15日《书报精华》第27期以《痴人说饼》为题，将作者一栏改成“鲁迅（译）”，重复了史文中《痴人说饼》的抄录工作。1947年11月5日，天津《新星报》刊登《鲁迅佚作<痴人说饼>》一文，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野草丛刊》第6期，以《百喻经（鲁迅译作补遗）》为题，又将《痴人说饼》抄录了一遍。

（3）关于这则被称之为“语译”的材料，2011年版的《鲁迅大全集》亦收录并标注：“本篇最初刊载于1912年《越铎日报》，后转载于1947年1月1日上海《论语》（半月刊）120期。”这则材料很有可能是转录于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而他2001年出版的《鲁迅佚文全集》（上、下）（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就使用了这则材料。据查证，这则材料最早见于1980年文叙编《鲁迅全集补遗三编（增订本）》中（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该文后直接标注：“载绍兴《越铎日报》”,未标明年月期号。

（4）参阅尤雪行编著《法味》，中华书局1939年版。封面上印有“中华现代二十六年冬重版”的字样，该书的版权页印有:“中华现代二十八年五月重版，编著者：尤雪行居士；鉴定者：印光法师；印刷者和藏版处：中华书局；印赠者：陆费昌幼堂；赠送处：三乐农业社门市部、新野荸荠。”

[1]理素.鲁迅先生的印经功德[J].觉有情，1945（5）.

[2]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日记（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5]叶淑穗，杨燕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周作人.鲁迅的国学与西学[C]//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痴华鬘》题记[A]//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史天行.我所知道的鲁迅翁[J].创世，1947（5）.

[10]林辰.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J].文讯，1948（1）.

A Study on Lu Xun’s Engraving Buddhist Scriptures

YIN Qi-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s the lead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Xun and Lu Xun’s name became intangible huge spiritual assets. As he died, he was constantly being fought over by various forces. Lu Xun had donated money as early as1914 to engrave the Buddhist scriptures: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this incident, Buddhist scholars hav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portrayed Lu Xun as a Buddhist and interpreted him as a Buddhist scholar, making him a spiritual asset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Lu Xun; engraving Buddhist Scriptures; Buddha

2020-04-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记书信中现代文人私人叙事研究（1917-1949）”（15BZW163）。

尹奇岭（1970- ），男，安徽淮南人，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0.03.13

I210.94

A

1004-4310（2020）03-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