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

□修辞学论坛 主持人：高群教授

政治修辞与比喻文本建构

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政治人与自然人一样，在语言活动中都要讲究表达效果，为此就需要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而选择恰当的修辞手法，建构有表达力的修辞文本。不过，跟自然人的“日常修辞”不同，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在选择修辞手法建构相应的修辞文本时更要注意使目标预期与文本接受的实际效果趋于一同，从而发挥出政治修辞的最大效益。因为政治修辞的效果好坏，不仅跟表达者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还跟国计民生、政权存亡、国家形象等密切相关。政治修辞的手法很多，其中比喻手法尤为古往今来的政治人所钟爱。运用比喻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不仅表意生动、形象、有力，而且还别具婉约含蓄的韵味与幽默诙谐的机趣，因而在政治场域中不时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有效地化解政治对话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彰显表达者的人格魅力与品德修养。

政治修辞；日常修辞；比喻手法；文本建构；表达效果

一、政治修辞尤其需要技巧

政治修辞，虽然也是语言活动的一种，但它毕竟跟一般的日常语言活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政治修辞的效果好坏，不仅跟作为政治人的修辞者本人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还跟国计民生、政权存亡、国家形象等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自然人的交际者，为了达到其预期的交际目标，往往都会考虑说写表达的效果。为了取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交际者都会在修辞上用心，讲究表达的技巧，这就是“日常修辞”。日常修辞之所以为人们所重视，是因为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要想生存于世界上，都必须融入社会，与他人打交道。事实上，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社会。因此，为了融入社会，就必须与人沟通交流。唯有沟通交流，个人才能获得相关资讯，获得他人的帮助，与他人展开协同行动，由此推动事业发展，社会进步，获得人生幸福。”[1]1那么，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呢？“当然，方法与途径是有多种，但最直接、最有效的恐怕还是语言（包括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1]1因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2。跟其他的沟通交流一样，以语言为工具进行的人际沟通交流，即言语交际，也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如果言语交际不讲技巧，或是技巧运用不当，就有可能导致沟通交流的预期目标（如求托、说服、传情等）不能实现，或是影响人际关系（如拂逆了受交际者的情感情绪，让受交际者生气而怀怨生恨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日常修辞不管多么失败，都不至于让交际者有性命之忧（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更不会攸关国计民生，或是关乎政权存亡或国家形象。但是，政治修辞就不同了，如果不讲技巧，表达不当，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日本前首相、现任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在2016年6月17日的一次演讲中针对日本老年人发表有关“他们打算活到什么时候”的发言，曾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当时舆论大哗，群情激愤，遭致全社会的同声谴责。不仅发言人麻生太郎的个人信誉与道德人格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质疑，他所在的政治集团——日本自民党也因此蒙受了耻辱，政党形象受到了重创。之所以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乃是因为发言人麻生太郎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有着特殊社会角色与身份的政治人，他的发言不是自然人的寻常闲聊，而是在表达政治见解、宣示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一种政治修辞行为。既然是政治修辞行为，就必须要考虑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吾口表吾心”，实话实说。事实上，政治人也是可以实话实说的。但实话实说在表达方式上是有讲究的，这就是要有修辞技巧，既要将自己所要表达的真情实意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又不致于拂逆了接受者（社会大众）的情感情绪，让接受者能够接受、愿意接受，最起码能予以理解。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才能算是成功的。很明显，麻生太郎的政治修辞是失败的。又如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自2017年1月20日就任以来一再毫不掩饰地公开强调其竞选时提出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政见，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极端保守、极端自私，引来全世界各国的同声谴责，让美国这个一向标榜“政治正确”的所谓“国际领袖”的虚伪面纱彻底被撕开，导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的国家正面形象（其实是虚假的）严重受损，在国际上陷入了无比孤立的尴尬境地。客观地说，特朗普本质上并不比美国其他历任总统人品道德坏到哪里去。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印象中，特朗普的个人形象要远比美国其他历任总统差得多，美国的国家形象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差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朗普宣示政治观点与施政方针时没有讲究修辞技巧，他的发言与演讲往往都不具备政治人的政治修辞特质，更多展现的是自然人实话实说、“吾口表吾心”的日常修辞特点（即讲清楚、说明白，属于“消极修辞”的境界），不仅没有给他自己与美国自私保守的丑恶形象多加披一层障人耳目的面纱，反而一把将身上已有的层层面纱撕个精光。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及其美国的形象才会从以往虚幻的道德神坛上跌落下来，国际形象降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可见，特朗普作为政治人，其政治修辞是彻底失败的。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是他不懂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必须要跟其社会角色与政治身份相匹配的道理，不懂中国先秦圣哲早就强调的“君子慎言”的道理，不懂政治修辞尤其需要讲究技巧的道理。

由上述麻生太郎与特朗普的事证，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相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修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修辞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在技巧上所要追求的境界应该更高。

我们都知道，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人，日常修辞的主体是自然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为了实现其交际目标，需要讲究修辞技巧；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人为了完成其特定的政治交际任务，更需要讲究修辞技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政治人与自然人讲究的修辞技巧是有所不同的。相对来说，自然人讲究的修辞技巧要广泛得多，而政治人讲究的修辞技巧在种类上更为集中，这跟自然人与政治人各自所要适应的题旨情境的差异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然人的日常修辞所要面对的交际对象是广泛而不确定的（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所要面对的交际对象则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是相对集中而确定的，这是由其交际的性质决定的），所要完成的交际任务也是五花八门的（政治人的政治修辞的任务都是有关政治方面的，是相对有限的），这就需要自然人根据说写表达时的特定情境，围绕特定的交际任务、直面特定的交际对象（这些都是“题旨情境”的具体要素），灵活确定所要运用的修辞技巧（即“修辞手法”，或称“修辞格”），将所传之情、所达之意准确、充分、圆满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接受效果的最大化。

对修辞学略有了解者都知道，一般修辞学著作或教科书讲到修辞技巧，仅汉语修辞技巧就有几十种之多。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著作。其中，讲到的修辞技巧（作者名之曰“辞格”）共计有“譬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拈连”“移就”“比拟”“讽喻”“示现”“呼告”“夸张”“倒反”“婉转”“避讳”“设问”“感叹”“析字”“藏词”“飞白”“镶嵌”“复叠”“节缩”“省略”“警策”“折绕”“转类”“回文”“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错综”“顶真”“倒装”“跳脱”等38种。又如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2006年11月第一版，2020年1月第四版），是“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讲到的修辞技巧（作者名之曰“修辞文本模式”）也有几十种之多。第一版至第三版，共计有“双关”“折绕”“讳饰”“藏词”“留白”“倒反”“用典”“推避”“讽喻”“譬喻”“比拟”“摹状”“示现”“列锦”“飞白”“对偶”“排比”“回环”“错综”“夸张”“反复”“设问”“精细”“倒装”“层递”“同异”“异语”“仿讽”“别解”“旁逸”“歧疑”“移时”“拈连”“借代”“移就”“映衬”“析字”“叠字”“转品”“顶真”“引用”等41种。第四版则增加了“镶嵌”“折算”“歇后”“互文”“配字”“协律”“起兴”“同语”“衬跌”“例示”“易序”“承转”“移用”等13种，总数达54种之多。至如一些汉语修辞学辞书，其所提及的修辞技巧（即“辞格”）甚至达数百种之多。如汪国胜、吴振国、李宇明汇编的《汉语辞格大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所收汉语修辞技巧（即“辞格”）计有“暗转”“逼语”“示姓”等231种（不包括同名异实与异名同实的情况）。

汉语表达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修辞技巧，这都是因为有无数的自然人在长期的日常语言生活中不断创意造言而累积下来的结果。当然，政治人更不会缺乏创意造言的智慧。事实上，许多政治人不仅能够适应政治交际的特殊题旨情境而不时有新的修辞创造，而且还会创造性地运用自然人在日常语言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既有修辞技巧，将其运用到极致，从而将政治修辞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值。

根据我们的调查与研究，发现古今中外的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都非常重视政治修辞的技巧，即特定修辞手法的运用。其中，最为政治人所特别钟情的几种修辞手法分别是：比喻、排比、折绕、设问、讽喻、倒反、引用、用典、双关、留白、设彀、呼告、示现、承转等。但是，在这些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中，又以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频率最高。这一现象的出现，恐怕是跟比喻修辞手法特有的表达力有关。因为运用比喻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不仅表意生动、形象、有力，而且有时还别具婉约含蓄的韵味与幽默诙谐的机趣，因而在政治场域中不时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能够有效地化解政治对话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彰显表达者的人格魅力与品德修养。

二、比喻的本质与比喻文本的表达力

比喻，是一种“通过联想将两个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事物经由某一相似性特点而直接联系搭挂于一起”[3]77的修辞手法。以比喻手法建构的文本，称为比喻修辞文本。

从表现形式来看，比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明喻”，二是“隐喻”（或称“暗喻”），三是“借喻”。明喻，是比喻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由本体、喻词、喻体共同组成，三个结构因子齐全。如：

(1)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虞美人》）

例（1）的末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一个“明喻”。其中，“愁”是本体，“似”是喻词，“一江春水”是喻体。“一江春水”是具体的视觉形象，“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抽象的情感体验。两者之所以能够牵连搭配到一起，是因为“一江春水”是滔滔不绝的，而词人亡国去乡的愁情是无穷无尽的。滔滔不绝的江水与无穷无尽的愁情有相似点，所以经由词人的相似联想，便就结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文本，由此化抽象为具象，将词人亡国之恨、去乡之愁予以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读之让人不禁遐思无限，为之无限感伤。

隐喻（即暗喻），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古汉语的判断句模式，如：

(2)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

例（2）有两个比喻，其中“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为本体，“风”与“草”为喻体，喻词“如”省略。两个比喻句都采古汉语的判断句形式呈现。“君子之德”，是指统治者的道德境界；“小人之德”，是指普通民众的道德境界。不管是“君子之德”，还是“小人之德”，都是抽象的概念。而“风”是空气的流动，是触觉可以感知的；“草”是植物，是视觉所能感知的，它们都是具体的事物。抽象的“君子之德”“小人之德”与具象的“风”“草”，本来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是君子居于社会的上位，小人居于社会的下位，君子的一举一动能够影响到小人，君子的道德境界能够影响小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风吹使草伏，而草不能阻风，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两个客观的事实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却有相似性（即强能影响弱，而小不能影响大）。正因为如此，孟子将此二者匹配到一起，建构了两个比喻文本，以此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告诫在上位的统治者要确立正确的爱厌观，要做万民正面形象的表率，而不是相反。

隐喻的第二种模式，是现代汉语的“什么是什么”的判断句结构形态。如：

(3)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例（3）末一句“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就是一个隐喻。其中“雨”是本体，喻体是“女性”，喻词为“是”。从逻辑上看，“雨”跟“女性”不是同类，不能构成判断关系。如果认为是判断，则是虚假判断。既然如此，作者就不能以判断句的形式表达。然而，作者事实上采用了判断句的形式表达了。为了消除误解，作者在判断之后追补了“应该最富于感性”一句，这就消解了“雨是女性”的判断句属性，让接受者明白这是一个比喻。

借喻，是一种只出现喻体，本体与喻词都省略的比喻形式。如：

(4)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例（4）孔子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借喻。本体是“危难方显君子之德操”，喻词为“如”，一并省略，整个比喻只以一个喻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可以转换为“岁寒松柏而后凋”）呈现。

比喻的上述三种表现形式，相对来说，明喻运用最为普遍，尤为社会大众所喜用；隐喻次之，借喻运用最少，主要为知识分子所喜爱，因为省略了本体与喻词，表意显得比较婉约蕴藉，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崇尚含蓄内敛的传统文化心理。

从语言实践的角度来看，比喻手法的运用具有多种独特的表达功能：一是可以“把未知的事物变成已知”，二是可以“把抽象的事说得很具体”，三是可以“把平淡的事物说得很生动”，四是可以“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2]459-460。除此，比喻手法的运用，在特定情境下还具有另外三种特殊的表达功能：一是可以“化具象为抽象”，二是“别具嘲弄讽刺之兴味”，三是“具有婉约含蓄的效果”[3] 96-97。

从人类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比喻是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一种修辞现象，也是伴随语言生灭始终的一种语言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既是一种有效的语言表达手段，也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有效方式。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的任何语言，无论是高度发达的语言，还是非常落后的原始部落语言，都有比喻修辞现象的存在。只要人们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交际沟通，就有可能运用比喻修辞手法。事实上，古今中外，人们的语言表达，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比喻手法的运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圣是怎么说的。

(5)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

王曰：“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善！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王曰：“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王曰：“善!”（汉·刘向《说苑·善说》）

例(5)这则历史故事说的是：惠施在魏国为相时，曾有一位到访魏国之客（应该是一位游说之士）见到梁惠王（即魏惠王），跟他说：“惠施说事情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打比方。如果大王不让他打比方，他就不会说话了。”这位访客的话，应该是别有用意的。他大概是认为惠施没什么本事，根本就没有能力治国安邦，不配做魏国之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弦外之音是，他可以取惠施而代之。梁惠王是否听懂了他的话，不得而知。但是，梁惠王慨然应允他的请求，说：“好！”第二天，惠施入朝理政。梁惠王一见到他，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先生以后跟寡人谈论事情，有什么就直说吧，不要再打比方了。”惠施脱口而出道：“好！”但接着却又打起了比方，说道：“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不知道‘弹’是个什么东西，就问人说：‘弹的形状像什么呀？’有人回答说：‘弹的形状就像弹。’那么，问话人会明白吗？”梁惠王说：“不会明白。”惠施接着说：“那要是换一种说法：‘弹的形状像弓，而用竹为弦’，那么是否就能了解了呢？”梁惠王说：“可以了解了。”惠施见此，立即收结说：“说话的人本来就是应该用他所了解的事物来比喻他所不了解的事物，从而让他人对其所说事物有所了解的。现在大王您要为臣‘说话不要打比方’，那是无法办到的。”梁惠王听到这里，不禁心悦诚服地说道：“说得好！”

惠施是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与游说家，他对比喻的独特表达功能的认知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他对比喻的独特表达功能有深刻的认知，而且在语言实践中也善于运用比喻手法，所以他才能成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成为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一代著名游说家与政治家。如果要深究惠施对比喻情有独钟并对其独特的表达功能有深刻认知的原因，我们认为，这跟其修辞实践是分不开的。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在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有阐明其所代表的名家学派的学术思想的责任，有跟其他各学派进行论辩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推广名家治国安天下的政治主张，也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需要，他必须游说诸侯各国之君。正是因为有此两方面的需要，惠施才有了大量的修辞实践机会，并在实践中对比喻独特的表达功能有了深刻的认知。

三、古代先哲的比喻文本建构与政治修辞实践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对比喻独特的表达功能有深刻认知的，并非只有惠施一人。事实上，早在惠施之前的春秋时代就有盲人乐师师旷有过成功的比喻修辞实践，堪称一例经典的政治修辞范本。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文献的记载：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年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汉·刘向《说苑》卷三《建本》）

这则历史记载，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代的晋平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君主，就像一个玩劣的孩子，突然有一天开窍懂事了，年届七旬时终于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想起来要读书学习。当然，这确实是太晚了点，晋平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最终他还是鼓起了勇气，将自己的想法偷偷告诉了盲乐师师旷，并怯生生地问道：“乐师，您看我都七十岁了，现在想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吧。”师旷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您何不点起蜡烛学习呢？”晋平公一听这话，顿时生气了，自己一片诚心请教，没想到师旷是这样一种态度。于是，便板起面孔，摆出君主的威仪，毫不客气地正告师旷道：“为人之臣，岂有戏弄国君之理？”师旷一听，知道晋平公误解了自己的意思，遂连忙解释并申足道：“臣乃一盲人，岂敢戏弄国君您呢？臣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少年好学，就像是旭日之光；壮年好学，好比是正午之光；老年好学，则好比是燃烛之光，虽然光线稍嫌暗了点，但跟摸黑而行，哪个更好呢？”这一下，晋平公终于明白了师旷的意思，遂脱口而出道：“说得好啊！”从此，晋平公就开始读书学习了[1]61。

晋平公与师旷上述有关“年老欲学是否可行”的对话，如果撇开对话人的身份角色，那就是一场普通的日常谈话，师旷“日出之阳”“日中之光”“炳烛之明”的比喻，就是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日常修辞。然而，事实上晋平公不是政治素人，师旷亦非寻常的自然人，而是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的典型的政治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上述对话的主体是春秋时代一对著名的君臣。君乃春秋时代晋国的晋平公姬彪（晋悼公之子，公元前557年至532年在位），臣乃晋平公的御用乐师师旷。晋平公其人，众所周知，他在春秋时代也算是一代霸主。即位之初，也就是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他就先后跟东方大国齐国与南方大国楚国各打了一仗。跟齐国的靡下之战，不仅大败齐军，而且逐齐师而深入其全境。兵锋所至，东到胶水，南及沂水，使齐国全境都陷入据城防守的不利局面。围困齐都临淄的晋军，更是大逞其威，不仅烧光其外城房屋，而且还杀尽其外城军民。跟楚国的湛阪之战，不仅大败楚军，而且深入到楚国方城山之外，二度攻入许国后才班师回晋。即位的第六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晋平公挟强大的武力之威，迫使齐国之君齐庄公远至澶渊，跟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诸多小国共同与晋国结盟，并承认晋国的盟主地位，由此使晋国的霸主地位再度得以恢复。执政后期，因为贪图享乐，大兴土木，不理朝政，致使大权旁落而六卿专权，最终导致魏、赵、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师旷，字子野，虽是一个盲人，但却有一技之长。“善于弹琴，精于辨音。晋平公时铸有一个大钟（古代的乐器，可敲击为乐），众乐工都认为大钟之铸合乎音律，只有师旷独持异议，认为不然。于是，就请来当时的音乐权威师涓审度，果然不合音律。正因为师旷在音乐上有独特造诣，所以他能以一个盲人而在宫廷行走，成为晋平公的乐师。”[4]134

正因为晋平公与师旷皆非寻常的自然人，而是典型的政治人。因此，他们有关“年老欲学是否可行”的对话，也就不是寻常自然人的日常谈话，师旷“日出之阳”“日中之光”“炳烛之明”的比喻也就不是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日常修辞，而是典型的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师旷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其比喻文本也堪称政治修辞的范本。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师旷的政治修辞并非一开始就是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失败之后，通过调整修辞策略，最终才获得了成功。一开始晋平公跟他征询“年老欲学是否可行”时，他脱口而出，让晋平公点着蜡烛而行（“何不炳烛”），结果晋平公听了非常生气，认为他答非所问，是在戏弄国君。其实，就师旷的本意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他这样回答是在给晋平公面子，是委婉地告诉晋平公这样一个道理：“年少不学习，年老才觉悟，虽然迟了点，但总比始终不觉悟，始终不肯学习要好。”只是在表达这层意思时，他没有考虑到晋平公只是一个崇尚武功而无文化的霸主，因而犯了一个政治修辞的根本性错误，这就是违反了现实政治情境下政治修辞的第一原则：“知人论事。”因为按照晋平公的文化水平与实际理解能力，他最多只能接受这样的比喻：“年老欲学为时已晚，犹如日暮。然日暮炳烛而行，亦为不可。”然而，师旷没有采用诸如此类表意浅显易懂的“明喻”方式来表达，而是采用了表意婉约含蓄的“借喻”方式，只说出比喻的喻体“炳烛而行”，而没有说出比喻的本体与喻词。我们都知道，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一样，都必须保证表达动机与表达结果的高度一致，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的修辞目标。师旷第一次回答晋平公的话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其表达动机与表达结果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好在师旷是个极其聪明的政治人，在意识到自己已然违反了现实政治情境下“知人论事”的基本原则后，立即调转方向，迅速调整了修辞策略，根据晋平公的现实文化水平与理解能力，将比喻的方式由“借喻”改为“明喻”，建构了一个表意非常清晰且形象生动的比喻文本：“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年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让晋平公顿时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劝学进德的深意，并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对其进谏予以“善哉！”的最高评价。

历史演进到汉代，又有一对君臣进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对话，其政治修辞的水平之高，也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

汉哀帝语尚书郑崇曰：“卿门何以如市？”

崇答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明·何良俊《语林·言语第四》）

上述历史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哀帝时，郑崇为尚书仆射（尚书在汉武帝以后，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章奏。尚书仆射是尚书之首，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秘书长的角色）。因为位高权重，许多大臣都想走郑崇的门路，以至郑崇府上每日达官贵人往来络绎不绝，一时竟成门庭若市之景观。汉哀帝得知情况后，便找郑崇问话：“卿门何以如市？”意思是说，你做尚书仆射，怎么有那么多人找你。郑崇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了他八个字：“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意思是说，皇上您掌握的情况确实非常准确，找我的人确实很多，但我心静如水，不为任何利益所动。汉哀帝听懂了，继续任之为尚书仆射。

汉哀帝与郑崇的上述对话，看上去非常简单，实际上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次对话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而是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真正的政治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7年-前1年）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虽然是个短命皇帝，只活了25岁，在位仅7年，但绝不是一个弱智的昏君。他原本只是定陶恭王刘康之子，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其父刘康病逝，才得以继承定陶恭王之爵位，跟西汉王朝的皇位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命运之神眷顾他，最终给了他一个做皇帝的机会。因为西汉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在位二十五年荒于酒色，朝纲不振，外戚擅权，加之始终没有子嗣，最后只得从刘姓诸王中挑选储君。定陶王刘欣与其叔父中山王刘兴有幸成为备选人，经过一年多激烈的争夺与政治博弈，最终刘欣胜出，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被立为太子。第二年，也就是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欣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汉成帝病逝，刘欣继位为皇帝。可见，汉哀帝刘欣并不简单。那么，跟汉哀帝刘欣对话的郑崇呢？史载，郑崇字子游，出身高密（今山东）大族。少时为郡文学掾史，就显现出不凡的才华，因而得到大司徒（即丞相，西汉哀帝始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改为司徒）傅喜的赏识。因有傅喜的强力推荐，哀帝就破格提拔郑崇当了尚书仆射。作为处于中央权力中枢地位的尚书仆射（尚书之首），郑崇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政治识见，屡次针对朝政问题向哀帝提出尖锐的意见，哀帝也采纳了不少。因为职掌文书章奏，总在皇帝身边办事，所以郑崇跟汉哀帝的关系颇为亲近。郑崇每次见哀帝时总是拖着皮底之鞋，踢嗒踢嗒，哀帝一见他就笑说：“我识郑尚书履声。”[4]32可见，郑崇确实是深得汉哀帝信任的，算是一个朝中红人。

正因为汉哀帝与郑崇是一对君臣的身份与角色，对话的内容也不是寻常的日常闲聊，而是有关朝政人事问题的政治交底。因此，他们一问一答的两个比喻，就不可能是日常语言生活情境下的日常修辞，而只能是特定政治场域与情境下的政治修辞。汉哀帝的问话：“卿门何以如市？”表面上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其门庭若市的比喻也很寻常。实际上，这句问话的语义并不单纯，“卿门若市”的比喻也不是寻常修辞，它是一个非常高妙的政治修辞文本。高妙之处在于，它表面上像是漫不经心的日常闲话，类似于寻常百姓之间家长里短的闲聊，实际上是别有深意，弦外有音：“你不过是一个在皇帝身边办事的尚书仆射而已，怎么有那么多大臣权贵到你家拜访，他们是求你帮他们升官发财，还是你结党营私拉山头？您到底想干什么？”虽然汉哀帝的问话中用了“卿”（即爱卿，您）的称呼，表面显得很亲切，但内中充满的杀机足以让郑崇不寒而栗。事实上，郑崇是个聪明人，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他知道汉哀帝的话份量有多重，回答起来有多难。如果按照正常思维模式，予以回应说：“皇上，没有您说得那么夸张，谈不上门庭若市，只是登门拜访的人多了一点而已。”恐怕是越抹越黑，永远说不清，反而让汉哀帝更加疑心重重，陷自己于危险的境地。郑崇明显是意识到了这一层，所以就没有正面回应汉哀帝的问题，而是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仿照汉哀帝的政治修辞策略，以比喻对比喻，仅用八个字：“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于“不著一字”中将汉哀帝的质疑与充满杀机的责难化解于无形。可以说，汉哀帝与郑崇都是高明的政治人，他们的问与答都是高明的政治修辞。汉哀帝的问题问得含蓄蕴藉，意味深长，虽然话中充满机锋，但表面却显得温情脉脉，不失君臣之义；郑崇的回答答得不卑不亢，明白诚恳，语义丰富，耐人寻味。因为“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这八个字，在汉哀帝与郑崇对话的特定政治情境下，包含了太多的意涵与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大白话来说，这八个字的语义就是：“他们要往我家去，搞得我家门庭若市，这是他们的事，我不能阻挡他们；他们想干什么，有什么意图，我也不管；反正，我对皇上您的忠心犹如一泓清水，透碧见底。那些拜访我的人心里想什么不可测知，但我的心明明白白。”这层意思，如果用我们现代流行歌曲来说，就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片真感情。”[4]33这样真诚的表白，以汉哀帝的智商与情商，能够解读不出来吗？事实上，汉哀帝是个聪明的皇帝，他解读出来了，所以郑崇得到了他的继续重用，二人高妙的政治修辞因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佳话，被千古文人广泛传播，并为之津津乐道。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很多，擅长政治修辞的高手不计其数。其实，在中国古代，不仅政治家擅长政治修辞，不少文人一旦涉足政治场域，需要开启与政治人物的政治话语模式时，也往往有不俗的表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刘公干辩敏无对。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魏武至尚方观作，见刘匡坐磨石，公问石何如，刘因喻已自理。踞而答曰：“石出荆山悬崖之颠，外有五色之文，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得申。”公笑而释之。（明·何良俊《语林》卷四《言语第二上》）

这则记载，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末期的文学家刘桢，为人不仅机敏过人，而且辩才无碍。曹丕为太子时，时常召集一些当时有名的诗人和文学之士饮酒赋诗，谈论文学。一次，曹丕请诸位文学高士欢会。酒过三巡，喝得耳热意畅，曹丕突然心血来潮，让他的夫人甄氏出来与大家见面。大概有点炫耀自己太太美貌之意，因为这甄氏本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是当时美艳绝伦的一位美人。袁绍官渡之战失败后一蹶不振，三个儿子在其死后又为了争位而互相内讧，曹操趁机兵出辽东，将其残余势力全部消灭。甄氏就是这次战役的战利品之一。据说曹操早就垂涎甄氏美貌，意欲收为己有，没想到为其子曹丕捷足先登。曹操为此恨恨不已，但碍于父子情份，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事后来还被孔融拿来寻开心，杜撰了一个“周武王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来戏弄曹操，让曹操更是气得要命。甄氏是太子夫人，虽然大家都耳闻其美貌，想一睹风采，但是封建时代这可万万使不得。因此，当曹丕让甄氏出来与大家相见时，所有与会的文学之士都识趣地匐伏在地，不敢平视甄夫人。唯独这个刘桢不知死活，竟然平视甄氏，两眼直勾勾地看了甄夫人半天。这是犯上的大不敬行为，依例是要处死罪的。对于刘桢平视甄氏，具有文人气质的曹丕倒是相当的达观，没有跟刘桢计较什么。可是，曹操听说了此事后，却将之上升到政治伦理的高度，立即将刘桢逮了起来，本来要处死刑，后免死改送劳动改造（事见《典略》，其原文曰：“文帝为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桢独平视，太祖闻之，收桢，减死输作”）。后来，曹操到尚方（即主造皇室刀剑等兵器及玩好器物的官署）视察工作，看见刘桢正弯着身子在磨石头。曹操一见，立即想起往事，遂意味深长地问刘桢道：“石头怎么样？”刘桢知道曹操说石头的用意，但仍改不了桀骜不驯的本性，踞坐而答说：“石头出于荆山悬崖之顶，外有五色文采，内含卞氏宝玉的内质，打磨了也不会再洁白透明，雕刻了也不会再加文采，这是它的禀气坚贞，受之自然的本性，只是通过打磨可以使它纡曲缠绕不清的文理能够疏通顺畅而已。”曹操听了，笑了笑，就把他给释放了[4]72-73。

刘桢与曹操的上述对话，明人何良俊的《语林》是将之视为文人佳话予以传播的。其实，这场对话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文人的斗嘴或炫才，而是两个文人的政治博弈。其话语修辞的性质不是日常修辞，而是政治修辞。因为这场对话的两个主体都是政治人，而非自然人。尽管曹操有文学才华，是汉末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有成就的诗人，但其政治人的身份与角色是没有改变的。表面上他是汉献帝的臣子，是协理朝政的丞相，实际上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皇帝，是当时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人）的身份，虽然是东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等六人号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尤其以五言诗最负盛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举，称为“曹刘”）[4]72-73，但因为他犯了平视太子夫人甄氏的错误在中国封建时代属于大逆不道的政治错误，所以他被发配到输作部劳动改造就是一个政治犯的角色。这样，当曹操在输作部视察见到他，并开启跟他的对话模式时，他自然也就被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他们的对话，也自然而然成了特定政治场域与情境下的政治修辞。

作为政治修辞的两个主体，刘桢虽然只是一个被临时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但在跟典型的政治人曹操的对话中却表现得特别出色，一个简单的比喻就使曹操消解了愤恨，并立即免除了其劳役拘禁之苦。那么，刘桢的政治修辞何以如此成功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刘桢在跟曹操的对话中很好地贯彻了“知人论事”的政治修辞原则，二是即兴创造了一个“磨石成玉”的比喻文本。众所周知，刘桢与曹操同为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圈的同道，他当然知道曹操虽为一代奸雄，却是非常惜才爱才的，而且十分敬重刚正有骨气之士。所以，他在已然认识到自己过往的错误，并打算向曹操讨饶时，并没有以乞怜之态，屈膝卑辞以求之，而是一仍其旧，保持其一以贯之的恃才傲物的书生本色，以此赢得曹操发自内心的敬重。当曹操别有用意地问他石头如何时，他虽表面倨傲无礼（“踞而答”），却巧妙地借着言语应答悄然放低了身段，顺着曹操的问话，即兴打了一个比方，“通过玉石自比，说明自己性格亢直、不拘小节的作风，是天性本然，无法改变。只是觉得平视甄夫人确是理屈（利用玉之纹理屈曲来一语双关）”，于不露痕迹中婉转地向曹操认了错，讨了饶，让曹操不得不佩服其骨气与才气[4]73，遂“笑而释之”。

四、现代政治家的比喻文本建构与政治修辞风采

中国古代既有擅长政治修辞的政治家，也有擅长政治修辞的文人。现代的中国，也不乏这两种人才。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现代读书人的政治修辞艺术。

1962年2月26日经毛泽东特批，休闲养病已有年余的胡乔木，兴致勃勃地前往康乐园， 一会30年前已闻大名的陈寅恪。陪同他去的还有陶铸。

胡乔木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拜见陈寅恪，这种心态使陈寅恪一开始就表现了“师道”的从容。老先生频频发问,“学生”尽量委婉解释。

在陶铸介绍了这几年经济形势时,老先生突然发问:“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失误？为什么弄到经济如此困难？”

胡乔木笑着回答:“就好比在一客厅里将沙发、桌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寻找更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

老先生听后说:“你这个比喻很聪明。”（段明贵编《名人的幽默·失误的原因》）

上述故事中的胡乔木是一位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任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人民日报》社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后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要职，长期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被誉为“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笔”。故事中的陈寅恪，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被学界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从身份角色来看，胡乔木是职业政治人，陈寅恪是学者、自然人。但是，在上述故事中，二人讨论的是政治话题，所以非政治人的陈寅恪在此语境中也被临时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他们所讨论的话题是有关1958年“大跃进”运动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窘境，事涉当时非常敏感的政治路线问题，明显属于政治话语。对此，作为政治人的胡乔木明显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面对陈寅恪“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失误？为什么弄到经济如此困难？”这样直接而尖锐的发问，他努力抑制了来访前以学生见老师请教学问的虔诚之情，毅然决然地摒弃了学生回答老师应该恪守的“修辞立其诚”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讲清楚、说明白”的日常修辞模式，迅速开启了其政治人最娴熟的政治修辞模式，通过一个“在客厅中移动沙发、桌椅”的生动比喻，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巧妙地转移了问题的焦点，避重就轻地回答了发问人陈寅恪的问题，不仅没有引发“老师”的不快，反而让“老师”觉得他的“这个比喻很聪明”。可见，胡乔木的政治修辞真的有水平。当然，陈寅恪的政治修辞水平也不差。他对胡乔木的回答所作的评价虽然只有一句话：“你这个比喻很聪明”，但却意味深长。从政治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陈寅恪的这句话事实上既没有肯定胡乔木的回答有道理，也没有明说其回答没有道理，而只是说他的比喻很聪明。这就包含了诸多的微言大义，既含蓄地展露了自己并不认同“大跃进”运动的鲜明态度，又表达了对胡乔木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人身不由己的现实处境的深切同情，还表现了一位长者对晚辈回答问题避重就轻、言不及义的“小聪明”予以宽容的雅量。

胡乔木固然是中共党内政治修辞的高手，但是还有比他更擅长政治修辞的高手，这就是堪称语言大师的周恩来总理。下面我们看一例他的政治修辞范本。

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

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要往厕所跑嘛！”（段明贵编《名人的幽默·林彪与苍蝇》）

上述故事中的主人公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是美国第37任总统，当然也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家。从政治修辞学的角度看，周恩来与尼克松毫无疑问都是典型的政治人，他们之间所有涉及政治问题的话语都是政治修辞。

在上述故事中，尼克松的问与周恩来的答，都是典型的政治修辞范本。但要解读这一政治修辞范本，需要了解相关的政治背景。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局面。最后，演变成了美苏二国的全球争霸格局。中国本属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但由于中苏两党的斗争与交恶，导致中苏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立即调整了国家战略，向中国示好，试图形成中美战略联盟，从而有效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争霸战略。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破重重困难，飞越太平洋，绕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成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大事。而就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不久，即1971年9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政坛的第二号人物林彪驾机叛逃苏联，结果机毁人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叛逃事件，不仅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政坛与中国社会，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尼克松1972年2月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的访华外交努力，虽然意在结好中国而共同遏制苏联霸权，但中美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却并未停止。所以，成功实现访华目标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于不久之前才发生的林彪叛逃事件自然要借题发挥，这就有了上述尼克松与周恩来一问一答的政治与外交博弈，由此让世人见识了周恩来总理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

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尼克松的提问：“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往苏联跑？”是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不回答不行，回答也不行。因为尼克松是客人，而且是美国总统，中国的总理作为东道主，如果不回答客人的问题，那是非常不礼貌的，不仅不符合外交礼仪，有失大国总理的风度，而且会产生政治上极大的负面影响，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内部政治可能存在的问题产生无限的联想，这对中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确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以“无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辞令敷衍搪塞，那也是既失礼，又引人生发负面联想的。如果一本正经地解释，将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内幕揭开来让尼克松看，让尼克松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这当然更不好。由此可见，尼克松的提问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政治修辞，绝不是两国领导人闲话家常的日常修辞。因为这一提问有一个巨大的语义陷阱，带有意识形态领域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是在曲里拐弯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予以全盘否定。好在周恩来总理相比于尼克松更擅长政治修辞，对于尼克松预设的政治陷阱，他选择了绕行，以避实击虚的战略，以“苍蝇与厕所”的比喻，在谈笑之间将尼克松丢出的重磅炸弹拆去了引信，举重若轻地化解了外交场合的尴尬，避免了因政治斗争可能引发的外交失利风险。

众所周知，现实的政治情境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适应现实政治情境的需要，所有的政治修辞都必须遵循与贯彻“知人论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这三个基本原则。所谓“知人论事”，就是要对受交际者的情况（包括其经历背景、思想理念、心理特点等等）有着深入的了解，从而有的放矢，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进行有效表达。说得通俗点，就是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谓“审时度势”，就是要根据交际时特定的时机与情势，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予以有效的应对。说得通俗点，就是要见时机说话。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要根据交际时的特定场合，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进行有效的回应。说得通俗点，就是分场合说话。

上述故事中周恩来总理的“苍蝇与厕所”的比喻，之所以产生奇特的效果，成为中美外交博弈成功的政治修辞范本，是因为周恩来总理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完美地贯彻了政治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同时在运用比喻修辞手法时选择了“借喻”的表现形式。尼克松的提问一出口，周总理就脱口而出，来了一个“苍蝇与厕所”的比喻，这绝非是一时急智，而是早有准备，是基于他对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的政治理念及其心理的深入了解，是贯彻“知人论事”原则的表现；明知尼克松的提问是别有用心，是对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的政治挑战，但是基于对尼克松访华的特殊时机与情势的认知，同时关顾到接待尼克松的外交场合，他没有正面接话，而是有意绕开陷阱，打了一个“苍蝇与厕所”的比方，以幽默化解了严肃的政治讨论可能导致的尴尬或不快，这是他贯彻“审时度势”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的表现。除了政治修辞的三原则贯彻得非常完美外，周总理“苍蝇与厕所”的比喻所采用的“借喻”表现形式也非常完美。如果不采用“借喻”形式，而是采用“明喻”形式，说成“林彪就像苍蝇，苏联就像厕所，林彪叛逃苏联，就像苍蝇喜欢逐臭一样”，不仅会有失政治家的风度，也会让尼克松觉得这样的政治论断缺乏说服力，从而加深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负面认知。相反，采用“借喻”形式，由于只需说出喻体“苍蝇”与“苏联”，而不必说出本体“林彪”与“林彪叛逃苏联”，这就巧妙地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话题，不仅表意婉约含蓄，有耐人寻味的审美接受效果，而且显得幽默风趣，更能彰显出大国政治家举重若轻的优雅风度。

[1]吴礼权.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M].第二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2]胡裕树.现代汉语[M].重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3]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M].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4]吴礼权.能说会道：说话的艺术[M].修订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orical Texts

WU Li-quan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 political being, who, as a natural being, also strives for expressiveness in the linguistic activities, selects proper rhetorical de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al tenor and context to construct a powerful rhetorical text. But unlike the “daily rhetoric” of the natural being, the “political rhetoric” by the political being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expected target and the actual reception of the texts to tap the maximum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rhetoric. Whether the result it aims to achieve is good or not is closely related to not only the destiny of the text producer, but als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gime, and the image of a state, etc. There are a lot of rhetorical devices available in the political rhetoric, among which metaphor is the favorite of the politicians since ancient times. Political rhetorical texts constructed by means of metaphor are characterized by life-likeness, vividness and forcefulness, together with a charm of implicitness and humor. Thus it tends to be employed to fulfill the role of “accomplishing a great task with little effort”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nd effectively mitigate possible awkward situations in a political dialogue, which reflects the personal charm and moral characters of the text producer.

political rhetoric, daily rhetoric, metaphor, text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of expression

2020-04-15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政治修辞学”。

吴礼权（1964- ），男，安徽安庆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员教授,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修辞学、语言学理论及中国古典文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0.03.06

H05

A

1004-4310（2020）03-00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