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杰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曾提出“蚁族”概念，在最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4——悬停城乡间的蜂鸟》中，他又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比作“蜂鸟”，蜂鸟颜色鲜艳，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悬浮空中。而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穿着鲜艳外衣，在既有的制度设计之外，没有社会网络支撑，只能靠快速扇动翅膀，得以在城市生存。

早日成为“万元户”

快递员被戏称为“马云背后的男人”，是“互联网的红细胞”。在城市的郊区，一些快递公司的分拣中心每日不停地吞吐，快递员也在不停地忙碌。的确，我们国家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离得开网购？

19岁那年，王利刚坐一辆卡车从家乡河南许昌来到北京，路上十六七个小时，与一车腐竹作伴。10年后，他将北京生活的物品和记忆打包，坐上回乡的绿皮车，火车刚刚启动，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10年，他送货的坐骑从单车到焊着箱子的电动两轮车，再到三轮车，见证了快递业的发展；从露天不定点到全天候守摊，再到标准室内驿站，他也目睹了货量每年如潮水般的增长。

王利刚以前负责对外经贸大学的快递收发，整日泡在校园，吃饭去食堂，生病了去校医院，熟悉每栋教学楼和每间办公室，知道哪里有沙发、哪里有热水、哪里夏天凉快。有的老师找不到同事电话，他翻翻手机，“我这有”；遇到纠纷，就找法学教师请教。当他离开北京，孩子出生时，朋友圈有100多位老师点赞。

“干快递就适合农村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非常锻炼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一位快递小哥谈起择业的初衷，“当然是自由呀，干我们这一行是忙，但是我们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嘛。要是在别人店里打工，那还不是一天到晚让人盯着？”

王利刚从小没离开过许昌，对北京的印象是小学课本里的天安门。第一个落脚点在五环外，他跳下货车，心中疑惑，“这里是北京吗？”

干着月薪1100元的发传单的工作时，王利刚发现送快递的月薪能有2000元。面试时老板问能不能吃苦，王利刚立下志向，早日成为月薪“万元户”。

头一年过年，他拿回家8000元，村里人都说“这孩子不错，挺争气”。薪水随着电商兴起年年上涨，2012年他给家里盖了大平房，2015年快递业光景好，他赚了十几万元。等他把车开回村里时，平时不怎么瞧得起他家的人，也隔三岔五跑来说媒了。

看见单就想送

游走在北京街头时，杨俊武比王利刚多了一重身份，父亲。

赚钱的渴望是一样的。儿子六年级，因为小时候别人送的一双穿不下的冰鞋而迷上了滑冰。2022年冬奥会要带动“3亿人上冰雪”，儿子所在的小学评上了冰雪特色校，他也跟着有了机会。小杨的500米速滑成绩为48秒，再练一年，滑进46秒，就能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杨俊武盘算着，只要孩子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再升一级，就能留在北京上学。他对具体的政策不甚了解，但对孩子练滑冰不敢马虎。“体育是个烧钱的行业，在俱乐部一个半小时，也要付给150元到200元。”下午两点后正是他的午饭时间，他在学校旁的美食城里，要了一碗13元的宽面。

美食城由一个个外卖档口组成，门外停着各色电动车，外卖小哥见面第一句问候：“干多少了？”摘下手套，他们走进温暖的屋子短暂歇脚。

杨俊武把裹着透明胶的充电宝放在一旁，一天下来，2万毫安的电量只剩20%。他跑一单赚7元，儿子的头盔1000多元，线条优美，他拿自己送外卖的几十元的头盔比较过，“确实不一样，贵有贵的道理。”

杨俊武1984年出生在甘肃陇南，家里一年到头没什么收入，粮食又卖不起价。他14岁就退学了，摆摊卖过皮鞋，挖过煤，干过建筑队。他自己开过两次店，因为经营不善，全赔了。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杨俊武买了头盔，正式成为一名外卖小哥。

他身子前倾，脚蹬地，发动了送餐车，冬日里枯萎的树木在他两侧远去，头盔漏风，他换上了线帽，感觉风要把他吹倒。但大多数外卖员还是喜欢“恶劣天气”，因为补贴高，订餐量也会增加。下雪时，杨俊武就把头盔戴上，雪水打得眼睛生疼。

等餐的过程杨俊武感到无聊，很想抽烟。抽了两口，又扔下了，还有一单要送往医院。他不喜欢去医院，消毒水的味儿大，电梯排队，还经常有外地人写不清地址。

若是送高档小区，他得敲三下门，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开门的瞬间有许多可能，有人伸出脑袋说一声谢谢，有人一言不发“啪”地关上门。“我送餐八成都是合租的，做饭不方便，都是年轻人，爱点炸鸡和奶茶，也有人偷偷吃掉室友的外卖。”

用时间换钱的快递让外卖小哥失去了很多学习提升的时间，限制了更长远的职业发展，“除了电动车驾驶技术的积累和人际交往能力的积累，很难想到他们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进步。”

这种新职业也缺乏社会保障。许多快递、外卖小哥对保险一无所知，他们害怕生病，一是没有医疗保障，二是耽误收入。

都市生活摆渡人

离开北京的前夜，王利刚和廉思几人在学校旁的咖啡馆聊到夜里11点，大家都不愿离去。他知道，过了今晚，与这座城市的联结纽带一根一根断开了。

他在北京没有生活，只有工作。“送东西时，看人家围着桌子吃饭，或是路过饭店，里面灯火通明的热闹，那才是生活嘛。”

王利刚给自己定下规矩，无论能赚多少钱，过年必须回家。他不敢想象在北京过年，“对这个城市还是有陌生感”。不少快递小哥希望融入北京，却感觉难以融入。

从现实世界来看，快递业本质上是进行人与人的交互和沟通的工作，屏幕两端联结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卖家和买家。从仓库到客户，传递的是“物”，更是“情”，是社会信息传递和社会情绪传输的重要渠道，这使得快递小哥成为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有效力量。

王利刚平时跟人笑脸相迎，与客户关系不错，但一旦东西损坏，产生利益纠纷时，对方马上翻脸，他只能打苦情牌。

当然，更多的是温情的时候。王利刚的同事大年初一送快递，别人都很热情，有人送了他100元红包，他在群里反复诉说，感动得想哭。

北京的冬天下着大雪，杨俊武晚上11点送了一单外卖，转身要走时，那位姑娘送了他一个暖宝宝。杨俊武的孩子滑冰时总贴暖宝宝取暖，他却从没用过。那天，暖宝宝贴在他的肚子上，“真的很暖”。

杨俊武20岁来北京时，从没想过能在这待10多年，他的孩子已听不懂家乡方言。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时，曾去天安门看升旗，坐了一晚，结果人太多，看到旗时已经升到一半。他没想到，有一天他的同行能从天安门前风光地走过，受万千瞩目。

去年国庆70周年时，一辆载着“彩虹”和“家”的彩车驶来，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骑着各色电动车首次亮相群众游行队伍。他们的出现成为新闻，网友在底下留下一个个点赞的拇指。这些都市生活的摆渡人，成为连接城市各个区块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

外卖和快递小哥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城市，幻象的城市，神话的城市，抱负的城市，噩梦的城市。目前这个职业吸收着巨大的就业人口，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个行业也会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