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东极端分子向阿富汗和中亚转移，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南部与阿富汗毗邻的边界地区、中部的费尔干纳、哈萨克斯坦西部等成为暴恐风险最高的地区，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依然是中亚极端组织最主要的传播、招募和指挥手段。为打击极端势力，中亚国家相继出台反恐反极端或宗教发展国家纲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国际合作综合等措施遏制宗教极端和严打恐怖主义，各项措施总体上已发挥效果，依然存在综合反恐力量不足、传统宗教薄弱、法律不完善、地缘政治干扰等难题。中亚的安全对中国影响很大。宜把握“局”和“势”的关系，辩证且动态地对待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西部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亚安全 反极端“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张宁，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西安 710069），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中图分类号]D81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2-0013-09

中亚国家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在中国安全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依据目前中亚国家的控局能力，尽管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恐事件，但总体上形势可控，地区稳定和发展是大趋势。为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宜与中亚国家继续加强安全合作，落实“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项目建设，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作用，以发展成就改善和夯实安全环境基础。

一、当前中亚地区的极端形势

总体上，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各国极端主义犯罪案件的数量总体下降，绝大部分能够案发前破获，安全风险总体可控;二是中东极端分子自2017年下半年起大规模回流至阿富汗和中亚，使得阿富汗成为中亚安全的最大外部威胁，阿富汗境内的各派武装力量也成为地区势力争夺的“棋子”;三是中亚南部与阿富汗毗邻的边界、中部的费尔干纳、哈萨克斯坦西部依然是安全风险最高的地区;四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依然是中亚极端组织最主要的传播、招募和指挥手段;五是极端组织成员依然主要来自青年和海外劳动力移民。

（一）数量规模

中亚极端组织的规模一般较小，大部分不足10人，活动资金主要来自境外资助，各组织彼此间缺乏联系。骨干分子主要集中在20—35岁，其中30—35岁较多，但赴中东和阿富汗作战的极端分子多是25—29岁的年轻人。在中亚地区最活跃的圣战分子通常由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阿富汗或中东的训练营培养。

中亚国家并没有定期系统地发布本国禁止活动的恐怖和极端组织材料、案发数量和被抓捕极端分子数量，但综合中亚强力部门公开的材料，以及部分调查机构的研究报告，可对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做出大概描述：一是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数据，哈萨克斯坦境内有23个恐怖和极端组织被禁止活动，共有骨干成员约500人，2015年以来实施暴恐和极端活动的均是萨拉菲分子。境内有2万多极端势力的支持者，大多集中在南部（南哈州和阿拉木图市）、西部（阿特劳和阿克托别）和中部（卡拉干达州和努尔苏丹市）[1]。二是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监狱管理局数据，截至2019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监狱系统共羁押1.0574万名罪犯，其中520名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131人因恐怖主义犯罪，389人因极端主义犯罪）[2]。三是据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数据，截至2019年年中，塔吉克斯坦各类矫正机构共羁押1.3万多囚犯，其中近2000名被判犯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大部分是2017年被塔吉克斯坦法院判定为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复兴党成员[3]。四是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2018年7月消息，乌兹别克斯坦全国有1.8万公民列入该国暴恐和极端分子名单，其中1.7万人已改造后回归正常生活，0.95万人仍在劳动改造[4]。五是据土库曼斯坦网站2016年透露，土库曼斯坦监狱中关押的暴恐和极端分子300多人，另有约360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5]。

（二）回流到中亚的中东恐怖分子不足千人

据统计，在中东作战的中亚籍公民有四五千人。鉴于中亚国家严格出入境管理，2017年下半年开始返回祖国难度加大，大部分选择去阿富汗。部分已回国的中亚圣战分子的回国途径是利用免签政策优惠，或尚未装备生物信息识别设备的漏洞，大部分使用假身份，或通过恢复原来的身份（在境外时使用的是假身份）回到中亚。回到中亚的极端分子与境外组织继续保持联系，继续从事组织、招募、传播等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部分中亚国家将其在叙利亚武装冲突区的公民用专机运回国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是作战分子的家属）。各国承诺为他们提供医疗、心理、物质和道义帮助，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并融入社会，获得教育、住房和工作。仅2019年5月，就有156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231名哈萨克斯坦公民从中东战区返回国内，其中有20人因涉嫌参与恐怖活动而被逮捕[6]。

（三）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边境地区时有袭击事件发生

袭击目标主要是土库曼斯坦的边防哨所，主要是塔利班或其支持的集团为争夺毒品通道控制權所为。这些活动表明，为建立一个安全可控的毒品运输通道，保障犯罪组织的活动资金，独联体南部边界的贩毒方式发生变化，由贿赂转为武装袭击。犯罪分子正在从传统的将毒品隐藏在合法物品中（农产品、车辆、行李等）、向官员行贿等做法，转为依靠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威吓的方式，在抢夺武器弹药和清除路上障碍的同时，让边防力量害怕与走私者联系，或者缩减巡逻面积，给毒贩留出空间。袭扰中亚边防军的武装分子通常每次一二百人，使用狙击手、自动武器、破击炮、火箭筒等。袭击目标通常是路障、边防基地、运输车队。袭击时间通常是夜间发起攻击。一般每年罂粟大量上市的春夏季节最容易发生袭击事件。

（四）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地区总体稳定

除了塔利班以外，目前，在阿富汗北部的极端组织主要是乌兹别克人，乌伊运势力最大。因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控制严格，边境部分地区布置地雷，口岸检查严格，兵力部署得当，极端分子未能在乌境内和阿乌边界地区制造事端。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贸易主要通过乌南部口岸进行。乌也因此成为美在阿富汗活动的最主要北方供应线，是美从阿撤军后安排的最主要合作伙伴。

（五）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边界地区危险增加，但在可控范围内2019年，在阿塔边境地区阿富汗一侧的巴达赫尚、昆都士、塔霍尔三个省有1.6万武装分子，主要是塔利班（约7000人）、安拉使者（乌伊运分支）、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布哈里伊玛目营等[7]。来自中东的IS势力在阿富汗北部（主要是朱兹詹省）在2018年7月已基本被塔利班清除，仅在北部部分地区有少量支持者（主要是向其表示效忠的中亚民族成员构成的极端组织）[8]。大部分塔吉克斯坦专家认为，这是阿富汗国内各派势力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而不是准备向中亚进军。塔边防军负责人认为，塔阿边界地区有足够的部队和设施，并且边防军身后还有大量国防军部署，局势在掌控之中。对塔吉克斯坦政府而言，当前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复兴党”（2017年前为塔吉克斯坦的合法政党）。其部分成员与阿富汗境内的极端组织合作，部分成员在伊朗的训练营接受培训。

近年来，阿富汗境内安全形势特点是南部和西部以军事活动为主，北部和东部以暴恐活动为主[9]。据阿富汗国防部透露，截至2018年10月，阿富汗境内共有21个恐怖和极端组织，暴恐分子总数达5.02万人，其中境外分子8023人，规模最大的是塔利班（约3.8万人），其次是哈卡尼网络（约1.1万人），发展最快的是伊斯兰国（IS）[10]。伊斯兰国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将部分武装人员从中东转移到“呼罗珊省”（即以阿富汗为核心，包括中亚、南亚大部分和伊朗东部）。联合国秘书长2019年2月报告指出，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有2500—4000人，袭击目标包括阿富汗安全部队、塔利班、北约军事人员、外交官、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雇员、记者和医疗机构以及被视为软目标的宗教少数群体。

二、中亚国家的反极端措施

（一）重视网络反极端

如果说2000—2010年中亚地区的极端思想主要由从中东留学归来的宗教人士带入的话，则随着通信技术发展以及“阿拉伯之春”后中亚国家收紧宗教出国留学政策，网络和手机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中Youtube、odnoklassniki、Instagram、Facebook、Twitter、Vkontaket等社交网站是极端组织最喜欢的传播和联系平台，WhatApp、Facebook、Telegram是最常用的接收信息的平台。另外，googleDrive和yandex.Dick及其他虚拟图书馆、书店、资料存储软件等时常发现带有暴恐和极端内容的材料。

极端势力利用互联网难以监控海量信息的弱点，通过下载APP（尤其是社交软件、境外各类云盘网站、P2P等免安装的绿色软件）宣传极端思想、散发带有极端思想内容的视频和其他材料、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组织和指挥暴恐或极端活动等，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和不可控，打击难度极大。极端势力还在互联网上通过论坛和问卷两种方式影响目标群体。论坛用于讨论现实问题，可使用虚拟名字隐藏真实姓名，可与用户建立直接联系。问卷用于分析用户意见，改善网页界面，增加吸引力。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数据，全球有5000多个网站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服务。这一数字还在稳步上升[11]。激进分子通过网络发布大量的文字、图片和音频信息，质疑官方信息和媒体解读，宣传极端分子的“护教英雄”形象，鼓励更多人参与极端主义活动。

为加强网络反恐，中亚国家不断改进搜索技术，对大众媒体、互联网（包括社交网站）实施持续监测，并依法采取司法或行政措施，确保包含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内容的宣传材料无法传播扩散，还制定网络安全战略，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系统监管体系，比如，哈萨克斯坦2017年发布《网络安全构想》，吉尔吉斯斯坦2019年8月发布《2019—2023年网络安全战略》及其实施行动计划。

（二）在全社会开展教育和宣传工作，增强民众免疫力

思想問题通常需用思想的方式去解决。教育和宣传是提高民众免疫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亚国家的采取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正面宣传与反面警示相结合原则，在对广大民众宣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危害的同时，重点做好对青年和妇女的宣传教育，在宣传世俗国家发展成就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同时，以实际案例警示世人远离极端活动。中亚地区的青年人社会经验少，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尚不够深刻，加上失业等现实问题困扰，容易被外来的“新教义教法理论”迷惑。在中亚地区的家庭中，女性通常有听从丈夫、承担家务和养育孩子的传统。从调查看，很多参加极端活动的女性都是跟随男友或丈夫而加入。极端势力正是看中青年和女性的弱点，将其视作发展成员和传播思想的重点对象。在宣传教育过程中，中亚国家也总结出很多有益经验。

一是怎么宣传？教育宣传的关键不是推广和完善理论，而要解决现实问题。极端势力就是利用民众不满而提出自己的伊斯兰解决方案，引导不明真相的人渐渐走入极端。反极端的教育宣传也只有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起初，政府的反极端宣传常常使用民众不感兴趣的语言，比如，强调政治安全、维护世俗宪政体制、宗教极端危害等大道理，而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问题却大而化之，比如，亲属和邻里关系、财产保护和分配、物价、收入、就业、婚丧嫁娶、个人前途等。民众对官方说法不感兴趣，却认为很多宗教人士的说教与自己更贴心，这是带有极端思想内容的材料以及极端组织的宣教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实践证明，极端势力通常擅长描绘未来图景（画大饼），其主张实际上根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经不起推敲。这也是教育宣传最终能让民众觉醒的原因所在。

二是谁来宣传？起初，中亚国家认为，只要发动媒体和教育机构，就可实现教育宣传的目的，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些问题反而变得更加迷惑，甚至让人越辩越糊涂。这样的结果提醒中亚国家，必须重视对宣教人员本身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宣传反恐反极端的媒体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首先需要自身对恐怖和极端有正确认识，然后才能在众多信息中辨别是非，在报道中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另外，鉴于大V社会影响大，中亚国家开始关注发挥大V的作用，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

（三）强调技术反恐

中亚国家坚持预防和打击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严厉打击主要依靠内务执法、情报、海关、边防、部队、检察和法院等强力部门，形成严密的监控、侦查、情报、缉私、扫毒和司法体系，但实践中仍暴露出若干弱点：一是人员、技术和设备等反恐力量不足，难以应对外部的经济诱惑、理论说辞、宣传渗透手段、政治压力等。各部门只能集中力量解决急迫和重大事件，很多锁定的目标（边境地区、首都等大城市、重点战略目标、危险品管控、媒体、公职人员、劳动力移民、民族聚居区、对社会有强烈不满心理的人等），即使明知有风险，也往往无力顾及。二是设施和装备落后，难以满足快速机动反应要求，比如，基础设施不足（边防哨所和检查站数量少）、技术设备不足（监控设备等）、空中侦察和支援力量不足（没有无人侦察机，无法对漫长的边境线实施有效管控）、机动能力不足（后方基地往往不能及时向前线事发地提供支援）。三是腐败。因待遇总体不高，部分强力部门人员会被极端势力收买或贿赂，导致部分政策在执行环节被放水，从而削弱打击力度，甚至纵容支持极端活动，比如，提供假护照和其他证件、放行毒品、售卖武器爆炸物、通风报信或提供保护伞等。

中亚国家意识到，先进设备设施是提高反恐和反极端能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人群密集地区和重点保护目标所在地，改善装备势在必行，包括增加摄像头、警犬、安检仪器、防爆设备、警情发布、采集生物和个人信息、数据库、大数据计算等。除了在清真寺安装摄像头以外，中亚很多地区推行“安全城市”项目，比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从2019年起拨款86亿坚戈在人群密集处安装1000个摄像头，吉尔吉斯斯坦2019年10月在首都比什凯克街头安装了60个（总计划1000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均具有面部识别功能，可结合后台的大数据，有效识别犯罪分子[12]。吉尔吉斯斯坦从2017年起换发具有生物识别信息的身份证。

为提高强力部门工作效率，中亚国家实施绩效管理，不断完善考核评估体系。比如，哈萨克斯坦在《2018—2022年反极端国家纲要》中便规定四大类任务（提高社会防范意识、减少外部干扰、增强强力部门工作效率、完善安保体系），每项措施都对应一组量化的具体检验指标，以便评估措施实施效果，检查工作落实进度，总结经验教训。

三、中亚国家的反极端难点

（一）宗教极端思想短期内难以根除

伊斯兰教是7世纪末8世纪初随着阿拉伯入侵而进入中亚。8世纪中叶，阿拉伯阿巴斯王朝战胜唐朝军队后成为中亚新主人，开始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但因居住相对分散且部落众多，传统民间宗教和波斯影响强大，经过近四百年时间（游牧地区甚至八九百年），伊斯兰教才逐渐从河中地区（中亚最大的两条河流——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扩展到整个中亚，并成为垄断性宗教。

起初，由于中亚位于中国、印度、伊朗等诸文明的边缘地带，阿拉伯王朝中央对中亚的控制力也有限，客观上为各类教派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天然庇护所。由于逊尼哈乃斐学派强调“中庸”，从理论上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了各地区世俗统治者和宗教神权的关系，强化了中央集权，萨曼王朝（874—999年，首都布哈拉）便将该教法学派确定为官方法学理论，依该学派理论制定各种法规政策，聘请该派的法学家担任国师和法官。哈乃斐学派从此成为中亚各地的官方主流教派，产生了马图里迪、布哈里等享誉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师。与此同时，苏菲派在民间（尤其是游牧地区）逐渐流行。

蒙古人入侵中亚并直捣巴格达后，杀死哈里发，摧毁了中亚地区的哈乃斐和苏菲两大教派组织体系。后因蒙古人缺乏对伊斯兰社会的管控经验，便对教派采取宽容政策，但包括哈乃斐在内的逊尼四大主流教派首先要缓解因哈里发死亡而导致的宗教理论危机，然后才能恢复其组织结构，因此恢复得非常缓慢，苏菲派则凭借其严密的金字塔式的隶属教坊制组织结构，获得快速恢复并逐渐发展为中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教派。从此，中亚地区形成“官方主流宗教是逊尼哈乃斐，但蘇菲在民间的影响则很大”的双雄并重局面。

苏联时期，因对宗教总体采取限制措施，苏菲派组织基本被打压消灭，哈乃斐派被官方保留但严格限制。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衰退为外来宗教和教派进入提供了契机。苏联解体后，中东和土耳其宗教机构和宗教学校帮助中亚国家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还以提供免费学习为条件吸引上万名中亚公民前往学习，加上独立初期，各国无力顾及宗教理论发展，以及原有的官方伊斯兰教组织官僚化较严重，瓦哈比、萨拉非等有别于中亚本土伊斯兰教的教派由此得以大举进入中亚，甚至“教育和启迪”了中亚独立后的一代人。中亚民众在学习这些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外来教派思想的同时，其中一部分人会因理解错误而发展为激进或极端，甚至加入极端组织。

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后，伊斯兰宗教极端在中亚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五个特点，即精神层面重塑意识形态、行为层面引入暴力方式、传播层面逐步走向网格化、行为目的逐渐政治化、活动方式愈发国际化[13]。可以说，宗教极端在中亚得以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亚本土的哈乃斐教义教法衰落，未能与时俱进，被外来的理论学说钻了空子，但发展完善教义教法并非易事，需要时间和能人。在此之前，中亚本土宗教与宗教极端的斗争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二）法律跟不上形势

因形势变化快，需要法律和政策及时跟进形势变化需求，否则就容易在法律未有明确规定或者各国规定不统一的地方形成力量真空，使得极端势力得以利用法律漏洞而获得生存发展空间。另外，反恐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法律、教育、宣传、社会服务、金融经济、宗教管理等全社会整体协调行动，才能显现效果，否则会出现“木桶短板”现象，强力部门再努力也收效不明显。

为提高反极端效率，中亚国家始终努力更新法律和政策，比如，增加“传统宗教”“非传统宗教”“破坏性组织”“破坏性活动”等术语解释，取消在境外非法作战的极端分子的国籍等。近两年在中东作战过的极端分子回流到阿富汗和中亚后，改变了过去的很多打法，犯罪手段推陈出新，强力部门防不胜防，比如，“非违禁品、非爆炸物”恐袭（使用租赁来的汽车撞人等）;异地回流（暴恐分子借助独联体成员国间的免签证政策，利用当地人不了解其过去历史的便利，以劳动力移民的身份回流到其他獨联体国家后落地发展）;“睡眠细胞”（潜伏在社会群体中，暂时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发展监狱同伴，制造监狱暴动;研发带有暴恐和极端内容的APP软件等。

因国情不同，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利益需求不同，尽管总体上各方都认为反极端工作很重要，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亚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各部门之间仍有分歧。比如，对待“睡眠细胞”的立场（即使未实施犯罪行为是否也有必要抓捕）、达瓦宣讲团和塔利班的性质（如何区分其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伊斯兰复兴党的性质（是极端组织还是政治反对派）、伊朗的什叶派激进势力（是打击IS的力量还是本身也是极端势力）、取消境外作战的极端分子的国籍的施行效果评估（没有生物信息跟进的护照管理形同虚设）、是否原谅自首分子并允许其回国、清真寺伊玛目是否应领取政府发放的工资或津贴等。

（三）地缘政治斗争加剧反极端难度

国际反极端实践证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在不适合使用军事战争的地方，极端势力早已不是单纯的犯罪组织，而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争夺的棋子，时而是被打击的对象，时而是纵容或合作的对象。一些大国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直接或间接通过支持极端势力发展壮大，或鼓动极端势力之间争斗，或谴责某执政当局的反极端政策，或故意夸大地区安全风险等方式，制造事端，影响地区稳定的信心，干扰对手发展。另外，中亚国家的很多传媒和非政府组织被俄罗斯和西方控制，信息来源和意见观点受其影响大，经常抱着双重标准，对中亚国家的反恐反极端措施施加舆论压力。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外部的支持（资金、舆论、通道等），一些极端势力才得以在中亚国家屡禁不绝。

据联合国资料，全世界约有1500个恐怖训练营，主要位于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发现阿富汗境内很多暴恐训练营里有中东国家和西方教官在执教培训。美国与中东部分极端组织间的暧昧关系在叙利亚已充分表现。被中亚国家判定为极端组织的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总部位于英国。该组织约1/10的资金来源于海外捐赠，主要是英国，并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 ）办理汇兑。一部分伊扎布特分子经教育改造后宣布放弃伊扎布特思想，但美国《宗教自由报告》却认为这是被当局酷刑逼迫的结果，谴责中亚国家违反人权。

2020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亚，发布新版中亚战略，提出未来美国在中亚的六大目标：支持和加强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减少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维持对阿富汗稳定的支持;鼓励中亚同阿富汗之间的联系;促进中亚国家的法治改革和尊重人权，以及促进美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蓬佩奥指出，新版中亚战略“着眼于促进中亚地区的独立与繁荣，同时平衡地区邻国对中亚各国的影响”。中亚和俄罗斯媒体认为，此战略名义上与中亚合作，实质是与中俄争夺中亚，削弱两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同时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做铺垫。很多专家担心，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可能成为第二个叙利亚，并向周边外溢极端势力，从而干扰中亚国家以及中俄正常发展[14]。

中亚是中国的西部友邻，在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其安全形势必然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多年实践表明，应该辩证且动态地对待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尽管极端主义给地区各国带来威胁，但也是增强中亚国家之间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与互信的媒介之一;尽管美军在阿富汗有遏制中俄的作用，但也是牵扯美国精力和促进地区国家团结的杠杆之一。关键在于，应把握好“局”和“势”以及“危”和“机”的关系，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推动事态朝着于我有利方向发展。

在反恐反极端领域，中国已与中亚国家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仅在强力部门方面，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内，已形成了防务、执法、司法和安全战略磋商等四大体系合作，建立了联合反恐演习、联合安保、联合执法、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等成熟合作方式。这些合作机制与内容已多次经历实践检验，取得良好效果。比如，双方能够及时通报、侦缉、抓捕和引渡极端分子，极大打击和震慑着极端势力。

鉴于当前中亚安全形势，为保障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未来还需在已有合作成就基础上，将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纳入更大地域范围的国际合作：一是从地域看，鉴于极端主义的跨国性，应从服务国家整体安全利益和外交大局出发，统筹考虑中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挥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作用，协调各国立场，争取更大共识，收紧口子，防范极端势力流窜;二是从行业领域看，应从中国中亚政策总体目标和“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出发，统筹考虑政治、经济、人文和安全等领域合作，防止各类风险因素叠加，避免陷入与其他国家的地缘竞争，警惕“可控混乱”。

[参 考 文 献]

[1]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оживает 20 тыс. сторонников экстремизма》，09 ноября 2019[EB/OL]. https：//yandex.com/turbo？text=https%3A%2F%2Fkursiv.kz%2Fnews%2Fobschestvo%2F2019-11%2Fv-kazakhstane-prozhivaet-20-tys-storonnikov-ekstremizma.

[2]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сужденных за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ыросло за пять лет в три раза》，02.10.2019[EB/OL].http：//antiterrortoday.com/glavnoe-segodnya/novosti/17503-kolichestvo-osuzhdennykh-za-ekstremizm-v-kyrgyzstane-vyroslo-za-pyat-let-v-tri-raza.

[3] 《Глава Минюст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тюрьмы не перевоспитывают террористов》， 18.07.2019[EB/OL].https：//knews.kg/2019/07/18/glava-minyusta-tadzhikistana-tyurmy-ne-perevospityvayut-terroristov/.

[4]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будут бороться н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м уровне，2018.08.02[EB/OL].http：//www.cis.minsk.by/news.php？id=9574.

[5]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неустанно следит за экстремистами，2016.11.09[EB/OL].http：//central.asia-news.com/ru/articles/cnmi_ca/features/2016/11/09/feature-01.

[6]《збекистан вернул из з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156 женщин и детей》 30.05.2019[EB/OL].https：//www.fergana.agency/news/107844/.

[7]《Информация о переброске боевиков в граничащие с Таджикистаном афганские провинции， н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 С.Мухриддин》， 12 февраля 2019[EB/OL].http：//avesta.tj/2019/02/12/informatsiya-o-perebroske-boevikov-v-granichashhie-s-tadzhikistanom-afganskie-provintsii-ne-podtverzhdaetsya-s-muhriddin/.

[8]Восьмой докл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об угрозе， создаваемой ИГИЛ （ДАИШ）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о спектре усили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по оказанию поддерж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членам в борьбе с этой угрозой， S/2019/103， 1 February 2019[EB/OL]. https：//www.un.org/sc/ctc/wp-content/uploads/2019/02/N1901939_RU.pdf.

[9]АНК： В 2019 г. в ход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погибли и пострадали 10 772 мирных жителя[EB/OL].http：//afghanistan.ru/doc/136422.html.

[10]《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действует 21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26.10.2018[EB/OL].http：//afghanistan.ru/doc/124340.html.

[11]Мурзагалеев Р.И.， Сулейманов А.Р.， Чекрыжов А.В.，Мурзагалеев Б.Р.，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по профилактикеэкстрем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воды и мненияэкспертов.，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иалог，Уфа， 12.2018，С.53.

[12]《На камеры？с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ем？лиц в Алматы выделили 8，6 миллиарда тенге》， 08 февраля 2019 [EB/OL]. https：//tengrinews.kz/kazakhstan_news/kameryi-raspoznavaniemlits-almatyi-vyidelili-86-milliarda-362875/. На улицах Бишкека появились камеры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я лиц. Китай установил их бесплатно， 31 октября 2019 года，https：//www.currenttime.tv/a/30246828.html.

[13]Мурзагалеев Р. И.， Сулейманов А. Р.， Чекрыжов А. В.， Мурзагалеев Б. Р，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их мерах по борьбе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в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ЧАСТЬ I，2018. –32 с.

[14]ИДВ РАН，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о 2025года： исходные реалии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2015， стр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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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xtremists in the Middle East move to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The border areas adjacent to Afghanistan in the south， the central region of Fergana， and western Kazakhstan have became the areas with the highest risk of violenc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remain the main means for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in Central Asia to communicate， recruit and command. In order to combat extremist force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national programme against terrorism or extremist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They also used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asures to curb religious extremes and crack down on terrorism. All measures have been effectiv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prehensive counter terrorism forces， weak traditional religions， imperfect laws， and geo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e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It is appropriate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 and “Situation”， to treat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a dialectical and dynamical way， and to promote the situation in a direction conducive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Central Asia Security Counter Extreme the Belt and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