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解读《拯救我的血热》上，我与责编杨晓澜曾经发生分歧。晓澜读出了我的褒贬。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想我的。谁叫我曾写了那么多中日比较随笔呢？随笔必须观点明晰，我也确实曾是明晰的。我后来看出了自己在建构：所谓“日本”，不过是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所谓的“中国”，也不过是日本价值观所参照下的“中国”。这是两种可疑的眼光。

这小说写的是“说来说去”的可疑。不同叙述者夸夸其谈，各自得意，他们都只是在自己世界里自说自话。他们都是“不可靠叙述者”。

按布斯說法，小说里叙述者可靠不可靠，看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冲突。那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些年，越来越没有。写“不可靠的叙述”，是有作者确信的“可靠”作为根基的，但“可靠”其实不过是一层层被踩空的脚底板。写《竹林中》的芥川龙之介就是彻底踩空，他非死不可。

从《心！》乃至更前开始，我就踩空了，写作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我真不知道我写了什么？因此，我的小说是不可能写得成功的，成功就意味着不成功;读出成功，必定是误读。

革命家秋瑾较之文学家鲁迅是幸福的，她以自己的牺牲成全了自己的价值观;但鲁迅却陷在无尽的自噬中。

固然在这个各种价值观有意无意搅乱的时代，确实需要一种明晰的表达，但那不是文学。

我这么说，犬儒文人们已经在点头了。但我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你们是在自解，我是在自噬。

如果要找写这小说的冲动，就是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