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皓 潘蓣佳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并在13个“坚持与完善”中再度强调了发展慈善事业对构建系统完整、运行有序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意义。反观现实，近年来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制度性功能的发挥还有赖于进一步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切实发挥好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共建共享是前提。在传统慈善事业中，慈善行为多以“精英分子”为核心，普通民众主动参与的意识相对不足。同时，“爱有差等”的观念浓厚，呈现出“差序慈善”的总体格局。而现代慈善则以“权利本位”为理论预设，以“公共性”为个人担当，行善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慈善是一项人人可参与的事业，而且鼓励义工、义演等多样化的慈善活动。但某些慈善活动屡设捐款门槛，将公民的公共关怀与责任意识物化，挫伤了公民践履慈善的积极性。从慈善客体来看，受助同样也是一种权利。慈善旨在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其受益对象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以物质为衡量的弱势群体。对于受助对象的道德限制、经济限制、能力限制等都有悖于现代慈善观念。慈善要从“亲亲之爱”转向为“公民之爱”，从个人行为跃迁为公民责任，从自发性关切上升为制度性保障。而这一切，必须以共建共享为前提。

切实发挥好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互补互适是核心。慈善事业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被明确作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并未使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事业突破相对分离的传统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形成制度合力、发挥最大效能。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事业的合作与衔接。一是明确角色定位，其他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在于“保基本”，而慈善相较而言侧重于“救急难”“提质量”“促发展”，需为二者划定合理发展空间。二是建立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机制，这能够有效降低双方的信息获取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更大限度地提升社会福利。三是搭建具体合作平台，在其他社会保障主体发挥好兜底性功能后，政府单位可将一些细微的事物移交给慈善组织，充分发挥慈善组织更具灵活性，能够有效对接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多维度、多层次服务等优势。要想切实发挥好慈善的社会保障功能，当务之急在于探寻超越慈善与其他社会保障现有关系的实践路径，形成二者互补互适的良性发展局面。

切实发挥好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双管齐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一方面，道德治理是慈善事业的傳统治理方式。现代慈善根植于道德，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与社会道德水平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道德教育、慈善教育，形塑良好的社会风尚，培育现代化慈善观念，有助于推动“人人参与慈善”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慈善事业的发展有赖于法治规范。就现阶段而言，法治慈善建设的重心仍然在于科学立法。目前慈善领域只有作为基本法和综合性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远远不够，亟须更多细化的法律条款和配套的法律法规，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法律支撑、规范慈善捐助监督机制以及慈善活动运作程序等。而且，法治慈善建设不能止于科学立法，还应遵循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全面推进。现代慈善的治理既要体现慈善伦理之功，又要彰显法律规制之效。

切实发挥好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风险规避是基本要求。首先，要规避多元慈善观带来的虚假慈善行为。现代慈善的一个重要转向在于“走出德性完美的神话”，慈善虽是一种利他性行为，但慈善主体适度追求慈善行为所带来的荣誉、效应等，也无可厚非。然而，慈善的本真是纯粹的，如果这种多元性动机走得过远，慈善即堕化为一种赚取收益的工具与手段，导致慈善失真。其次，要规避道德绑架所带来的强迫性慈善行为。自愿是慈善的价值原则，不应涉及道德评判。但民众往往因为一些公众人物的捐款数额不符合个人期待而加以谴责，一些慈善活动仍局限在“道德正确”的框架之中。

（摘自1月8日《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