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难忘乌兰巴托的夜色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时，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偶尔，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她们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深处异国他乡，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党员。年轻阳光的陈素芬不但人很热心，还是交谊舞高手；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她记得当时单位食堂，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单位发的饭费是足够的，她却一直舍不得点这昂贵的菜。

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刚开始，陈素芬也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干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刻在记忆深处的电码

陈素芬家电视柜上，摆着她和丈夫巴塔尔仓在大草原上的合影。

草原上风很大，她的头发略显凌乱，远没有那几张穿着旗袍参加宴会的照片精致。1979年，她和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管。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

“这是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做就是了。”辛不辛苦、适不适应，这些事儿，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唯一一点，就是蒙古国蔬菜很少，好在每周都有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列车，“列车员都心肠特别好，知道我们在这边不容易，就经常帮着从北京买点蔬菜过来，大白菜、萝卜之类的，带一次够吃几天的。”几十年后，对于远在异国他乡时，同胞之间的点滴互助，她依然心怀感激。

陈素芬有本珍藏到现在的小册子，只有巴掌大，绿色封面，定价0.25元。记者随便打开一页，都是很密的小方格，一个方格一个字，对应着4位的编码和三个大写字母，再没有多余的信息，还有不少“扑肯”“行奇”等生僻字。

这是1974年，当时的邮电部编写出版的《标准电码本》，陈素芬不知道翻烂了多少本，这是她保留至今的最后一本。当时驻外分社从总社来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数字，要发回国内稿件也要逐字译为电码，并在纸条上将对应的码打孔。同样，也是一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工作。

记者以为译电码的工作，就像是谍战电影里经常有的镜头：报务员一手翻电码本，一手写查出来的字，显得特别紧张。陈素芬笑着一口否定：“那怎么来得及？电码都得背下来，一看码就知道是什么字，只有偶尔不太确定才去查。”为了保证发稿效率，她这样要求自己。

“隐形人”追求零差错

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似乎没有尽头。到后半夜，人会抵挡不住困倦，头晕脑涨、两眼发花，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证不出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要稿子一到手，就开始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厘米的地方，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目前，她是返聘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大家最多的评价，“有她在，放心。”

关于校对工作，有人戏称，這个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玄学”，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错误。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她觉得，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当年二十多岁开始上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错误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邢大军据《新华每日电讯》刘婧宇/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