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河

数字往往可以激动人心，但有时也会令人叹息。

这里就有这几天披露的两组数字。一是调研发现，一个村委会一年签了五十一份“责任状”。哪来这么多责任状呢？“上面”有一个“口子”，下面就要签一份“责任状”，县乡有一项“重要工作”，村级就要立“军令状”。所以他一年签了五十一份责任状，另一个村最少，也签了三十六份。“反正上面拿下来签，就得签，一年下来，究竟签了多少，签了什么，谁搞得清！”

二也是这次调研发现，一个镇党委委员兼了十五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地县一票否决的工作达到五十多项，达标的标准，就是每次工作是否设立领导小组，是否挂牌立刻“上墙”，是否配齐人员，所以下面就得成立那么多“领导小组”，所以一个恐怕连副处级都不到的委员，头上要戴着十多顶“乌纱”。

这两组数字，是近日媒体公布的，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令人叹息的基层干部负担过重，“奇招”多如牛毛，压得县乡村镇喘不过气来，早已不是奇闻，只是在某些地方，现在愈演愈烈罢了。

造成这种不正常情况的，首先仍然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全不知基层政权工作有多难，基层干部负担有多重，只知道四时八节，发号施令。一个贫困村的老支书，因为全村七百多户贫困户，要他签了多少扶贫考核？一次要签两千八百八十个名字，一年要签四次，还不能字迹潦草，签错地方，他哪里有什么时间来“扶贫”？有的“上面”，为了怕扶贫干部偷懒，竟想出用GPS来定位每一个基层干部，看他是不是在村里“上崗”，自己却坐在县衙里 “监控”。这里的官僚作风，恐怕不止这两个例子吧？

其二是形式主义之风在某些地方越刮越猛。事事要填报表，项项要“大数据”，只是不需要讲实效，也不需要亲自去摸一下不同情况。某地为一项创建活动，向镇、村下达了几十项标准，通知刚刚发了四五天，文件还在邮路上呢，他这边“紧急电话”已经来催，要下面迅速报典型、报材料、报“落实情况”。说起来“乡镇的改观、居民的素质提高，是要一个过程的呀”，但他哪管你这么多，急着要“上级汇总”啊！扶贫工作的材料更是多如牛毛，已经披露了的，有的行政村，一年用在制作报表上的纸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十万元;有的乡村，为了要“上报”像样的方案，村干部老的老，没文化的没文化，只好花几万元请来大学老师代制“模型”、代做设计，拿来让“上面”高兴一笑。

这几年来，在公款吃喝的奢靡之风大有好转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形式主义却大行其道，有的同志把形式主义当成“担当”、充作政绩，而且过去的文山会海，还有 “重心下沉”，把越来越重的负担压在本来已经“白加黑”“5+2”“夜总会”的基层干部身上，这种状况值得引起注意了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让基层干部“劳力”又“流泪”，不能让他们身上累之外，再加上“心里苦”。“上面”要体恤、爱护基层干部，舆论也要公正、宽容地对待他们。基层干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眼”，他们为稳定、发展尤其是民生承受着巨大的担子，作出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贡献，这是主流，是大节，是基本面，任何曲意抹黑、抹煞甚至“妖魔化”基层干部的邪说，都应当被有效纠正。

【原载《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