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玮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上谈道：“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①《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第2版。有关“客里空”的论断收录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并于2019年8月16日刊载于《人民日报》第6版。“客里空”一词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不实新闻”以及新闻工作者“不正确的立场与作风”。反“客里空”运动作为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群众运动，与新闻真实性紧密关联。学界对于这一运动的关注，多见于新闻传播学，主要涉及运动的发展逻辑、思想偏差与亲历记者研究，对于运动的历史学考察较为缺乏，且研究区域集中于晋绥解放区，史料来源多依据《晋绥日报》。②运动发展逻辑方面，丁淦林：《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新闻大学》1982年秋季号第4期；孔德芳：《对反“客里空“运动的再认识》，四川大学2002年新闻学硕士学位论文；王辰瑶：《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脉络与思想逻辑》，《新闻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等。思想偏差方面，王美芝：《晋绥反“客里空”运动始末》，《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郭汾阳：《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兼论〈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万斌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亲历记者研究方面，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一大冤案——新华社记者艾柏蒙冤的来龙去脉》，《党史文汇》2006年第8期；何立波：《反“客里空”运动始末》，《党史纵横》2014年第3期等等。本文从1947—1948年《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和评论着手，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由战略反攻到战略决战过程中，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思考与实践。

一、“客里空”：从问题的提出到运动的开展

追本溯源，“客里空”是俄语词汇之音译，是指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从不亲赴一线战场，单凭少许线索材料就在指挥部里肆意编造新闻的战地特派记者。《前线》剧本最早由诗人萧三翻译，1944年，毛泽东将该剧本推荐给延安《解放日报》。翌年5月19日起，《解放日报》在一周之内通过刊登其中译本的形式进行连载，同年6月1日发表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谈到在领导实践时，要依靠真实批判的态度，光会称赞不会批判是不可取的，记者客里空就是一个反面典型。纵观报道全文，“客里空”只出现一次，单纯指代剧本角色。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同时也服务于新政治和新经济。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新”就在于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科学、民主的，方向是大众的。②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0页。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然而，“客里空”问题的出现使新闻报道的价值大打折扣。《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解放区内的新闻工作者都在如何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间，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弱点……形成产生‘客里空’的社会根据与封建残余堕落文人的‘防空洞’。”③《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民日报》1947年9月3日第1版。

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新闻报道及时性不足，很多新闻稿件被积压；④《晋绥日报继续检查“客里空”，反对积压土地改革稿件》，《人民日报》1948年1月15日第1版。新闻工作者思想落后，未能坚持群众路线，存在思想上“新闻事业唯干部论”以及技术上“新式科举”几种错误偏向。

具体来说，编辑部审稿粗枝大叶、改稿添枝加叶。对内容存疑的稿件，只注意到此稿件“对外宣传作用甚大”⑤《有了错误马上检讨，太岳分社来电，安邑新闻错了》，《人民日报》1947年9月24日第2版。便将其刊登。并且总想创造出更“美丽” “艺术”的文章，比如“柴泉修渠”⑥《检讨我办小报的“客里空”》，《人民日报》1947年10月10日第4版。报道中，编辑主观地认为原稿“不够完整”，对报道结尾进行了杜撰。有通讯员贪慕名利，为刊登稿子出名，追求效率，“听了就写，一见就写”，“不管真实不真实”，把实际耗费数年的成效，写成一天内发生的事情；把参与革命活动的人数肆意放大，从“几千人”变为“十万人”。⑦《太岳通讯员纷纷检查写稿态度，大胆揭发“客里空”》，《人民日报》1947年10月9日第2版。

更有新闻工作者为地主张目、替地主说话，“失掉立场或立场不稳”⑧《严格检查立场与作风》，《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2版。的现象。不少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事业是少数文化水平高、写作技术好的干部的事情，⑨《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民日报》1947年9月3日第1版。没有了他们就行不通。《人民日报》记者辛深，1946年9月7日报道了《杨真卿的新生》一文，讲述群众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胜利，但地主家庭出身的辛深却在报道中删减了群众斗争，主观上强调地主的转变。⑩《从“杨真卿的新生”说起》，《人民日报》1948年2月11日第2版。诸如此类的报道招致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农民群体的不满。

解放区新闻界出现的“客里空”问题，是右倾思想在宣传文化战线蔓延的体现。早在1947年初，中央派工作团赴晋绥地区考察土地改革情况时就谈到土改工作中存在右倾错误。同年6月3日，中共晋绥分局召开土改整党工作会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晋绥日报》总编辑常芝青作为与会人员，在会上便决定通过《晋绥日报》发起反“客里空”运动。⑪参见刘振华、梁瑜主编：《吕梁新闻传播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并强调开展反“客里空”运动，就是开展反右倾斗争。

1947年6月，《晋绥日报》对《前线》剧本进行重刊，并通过按语强调：“我们的编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①《晋绥日报》，1947年6月15日第4版，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这是解放区新闻界第一次在报纸上提出反对“客里空”的问题。②丁淦林：《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丁淦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一方面鼓励新闻工作者检讨反思自己的采访编写思想作风，另一方面鼓励读者揭发类似于记者客里空的新闻通讯和作者。原本作为文学形象的“客里空”从《前线》剧本中抽离出来，融入宣传话语体系，成为晋绥解放区反右倾斗争的政治符号。

《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194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给新华社写信，认为“我们应加以提倡，加以欢迎，来教育我们的新闻工作的同志”。③参见刘振华、梁瑜主编：《吕梁新闻传播史》，第149页。

在1947年“九一”记者节前，《人民日报》号召新闻工作者“掀起学习热潮，配合全区查阶级查思想，来检查为农民服务的阶级立场及清算‘客里空’现象，更好地为人民的新闻事业服务”。④《边区新闻工作者迎接“九一”，开展检查思想运动，清算“客里空”现象》，《人民日报》1947年8月27日第1版。记者节到来之际，《人民日报》刊载了《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揭露不真实新闻，晋绥日报深入自我检讨，群众反映良好报纸威信空前提高》《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 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严格检查立场与作风》4篇相关文章，肯定晋绥解放区“发现了新闻工作中的阶级立场问题”，称其是土地改革中“一大收获”。⑤《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2版。《人民日报》号召所有新闻工作者立即投入一个改造自己的学习运动，“运用公开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彻底检查与端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土地改革中的立场，克服一切不正派的作风，把我们这一支新闻军队锻炼得更好，使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⑥《严格检查立场与作风》，《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2版。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这篇社论，充分肯定《晋绥日报》对于“客里空”之揭露，并依据当前形势指出当前“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乃是绝对必要的”。⑦《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1版。

关于社论中“彻底平分田地”的论断，刘少奇认为：“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不敢提的。”⑧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可见，社论中同时谈到的反“客里空”运动与“彻底平分土地”口号一样，也已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认可。

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并提出具体要求，在全军部队开展起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同年年末，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谈到，党员队伍的扩大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不少思想不纯、动机不纯的人也趁机混入了我们的队伍，在贯彻党的具体方针政策时脱离群众。对于新闻界，毛泽东意识到此时新闻工作者存在着“关起门办事”“少数人办事”的作风问题，在具体的工作中新闻队伍没有贯彻群众路线。⑨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因而，将反“客里空”运动推广至各解放区新闻界是十分必要的。

经《人民日报》的宣传推动，各解放区发现新闻报道中“客里空”问题普遍存在。《人民日报》在记者节后一周内，就刊登了包括原载于太岳《新华日报》《冀南日报》的数篇揭发“客里空”的新闻通讯。

1947年11月9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反对客里空运动的指示》文件，对解放区正在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做出肯定，称其“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且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使我们的各种工作，都能带有根本性质的某种改变，以适合于改变了的土地政策，彻底消灭封建与半封建制度”。①《中央宣传部反对客里空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1946—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0～581页。在先前《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一文中，新华社就有“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前一步”②《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1版。的论述，而中宣部文件在表达上，将话题对象由“自我批评”变更为“反客里空运动”，直接赋予反“客里空”以“检讨新闻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政治内涵。

综上，“客里空”从文学概念发展为政治符号，与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克服右倾主义错误相关，也得益于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人民日报》的宣传。晋绥解放区新闻界1947年6月重刊《前线》剧本，鼓励新闻工作者反思检讨、号召读者大胆揭发“客里空”，掀起了反“客里空”运动；同年8月，陆定一对运动予以肯定；“九一”记者节来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经由毛泽东过目，将反“客里空”运动与全区“三查”工作结合，强调检查阶级立场、清算“客里空”问题的重要性，反“客里空”运动开始在各解放区开展。

二、如何开展：土地改革背景下的焦点问题处理

农村人口占据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分散的、受压迫的、落后贫苦的小生产者被看作“沉默的多数”。而此时的新闻报刊作为新闻记者写作发声的平台，在立场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纰漏。因此，正确处理好“发声的少数”与“沉默的多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反“客里空”运动的开展逻辑。

土地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反“客里空”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有着紧密关联。③丁淦林：《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丁淦林文集》，第74页。当时解放区新闻报道呈现出两条基本路线：一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改路线、方针和政策，将土改与解放战争联系起来；二是大量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罪恶的报道与材料，积极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16页。报道土地改革运动，是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的重点，也贯穿于反“客里空”运动之始终，受新闻工作者阶级立场与土地改革情绪影响，对于运动原则与方法的把握，成为新闻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从“献田”报道把握运动原则

土改过程中，不少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主动献田，时人希望献田运动能给土改工作带来重要的助推力，且该运动主要用来没收国民党、军人和边区政府官员的多余土地。⑤〔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五四”指示肯定了“献田”的合理性，“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采取调解仲裁方式”。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1946年7月至次年3月，《人民日报》共报道50余篇“献田”新闻，其中宣传具体献田事迹的报道达24篇，⑦数据为笔者统计。体现了当时的“献田热”，也反映出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对于土地改革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反“客里空”运动的开展，《人民日报》对“献田”的宣传报道却出现了数量上的极端偏向。经统计，自《人民日报》1946年7月27日刊登《苏皖士绅干部热烈献田》一文始，该年相类的报道共23篇，而1947年全年，“献田”报道只剩1947年2月3日《“要走劳动发家的路子！” 战士说服家人献田》一篇。

如此悬殊的数量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献田”事迹的减少。然而有研究显示，即便是在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际，“献田”仍有发生，①政协中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牟文史资料》第6辑。转引自王志龙：《试论解放战争初期中共领导的献田运动》，《史学月刊》2016年第12期，第74页。但《人民日报》却对这些事件毫无报道。这与《人民日报》处理一篇“客里空”新闻有关。1946年8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主动帮助农民翻身，翟士贤献出大部田产，武安县委号召干部首先响应这一行动》一文。翟墨新，原名翟士贤，武安伯延镇人，早年就读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回家乡成立旨在发动农民同封建势力斗争的“贫农会”。②中共武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1926.4—1998.2），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据其表弟武序镇回忆，七七事变之后，表兄翟墨新归乡加入其父武伦佩组织的抗日队伍，经翟墨新串联，武伦佩率部投奔八路军，翟墨新任副大队长。③武序镇：《忆父亲武伦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武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编印，第88～89页。全面抗战第二年，翟墨新还作为骨干，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解放战争期间任北方大学教员。④武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安县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898～899页。土地改革过程中，翟墨新说服其家庭主动献田百余亩、屋宇两百多间，以及价值数百万元的衣物器具，以促进“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实行。这本来是一篇典型的献田事迹报道，然而，中央局领导看到该消息，认为“翟士贤献田”代表着改良主义和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欺骗群众，应给予严肃地批判。⑤宋琤、燕凌：《“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第37页。

194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要打破任何障碍和顾虑，坚持这一改革运动到底”，认为当前“主要关键仍然是如何继续放手发动农民，而不是过火的问题”。⑥《开展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运动”》，《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10页。9月20日，《人民日报》所在的晋冀鲁豫地区，也颁布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⑦《晋冀鲁豫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11～314页。就“献田”作了诸如“不要把献田运动代替了群众自己解决问题的运动”“恶霸地主尚未清算时，更不应用献田了事”的明确规定。此后，便不再将“献田”作为典型进行宣传。

《人民日报》停止了对“献田”事迹的宣传，转而开始了对“献田地主翟士贤”报道的批判。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翟士贤献田真相，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刊登了来自武安区分委群众张一英对于翟士贤“假献田”行为的检举揭发：“关于武安伯延翟士贤‘献田’问题，据我们了解，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完全不符真象。”⑧《翟士贤献田真象 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人民日报》1947年10月4日第2版。文章揭露了翟士贤维护地主家庭、反对群众斗争，甚至辱骂村干部、公安员的恶劣行径。之后，翟士贤便与其相关报道一同演变为《人民日报》揭露“客里空”的典型，在次年《人民日报》关于中直文化部门整党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报道中，仍然强调了翟士贤献田“从动机上看是为了发一条漂亮新闻，实际上却给伯延农民斗争泼了冷水，替地主撑了腰”。⑨《中直文化部门整党结束 认真站队严整队伍》，《人民日报》1948年2月11日第1版。

1948年1月5日，报纸刊登涉事记者安岗、李庄对“翟士贤献田”报道的公开检讨，认为“客里空”作风是“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并承诺继续反省纠正，“勉作农民一个长工”。与先前《人民日报》的反“客里空”新闻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中，过分侧重新闻工作者的内心独白和自我悔过，当事人甚至咬文嚼字，给自己扣帽子，“所谓‘献给勤劳的农民’，意思是把‘自己的’东西给了人家，于是农民的斗争就成了不合理。我们自己实际上也有这种错误意识，所以把这种自居也给保留下来，帮助他侮辱了农民”，①《翟士贤献田报道初步反省》，《人民日报》1948年1月15日第1版。此类反省充满形式主义，对于去年张一英来信中具体谈到的翟士贤种种跋扈行为，文中竟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从1947年10月4日《翟士贤献田真相，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开始，相比于往期反“客里空”新闻内容，《人民日报》所刊“即时更正类”报道减少、“翻旧账”类报道增多。1947年9月14日对于安邑灾荒的误报，其检讨文章在十天之内即已登报。②《有了错误马上检讨，太岳分社来电，安邑新闻错了》，《人民日报》1947年9月24日第2版。而对于1946年8月“献田地主翟士贤”报道，则到1947年10月才得以揭发。另有对于1944至1945年大篇幅报道“杨家模范村英雄领导”的检讨，也于1947年11月时隔两年后才登报。③《从报道兴县杨家坡“模范村”看我们“客里空”的思想作风》，《人民日报》1947年11月25日第4版。

谈论这种现象，并非旨在说明《人民日报》记者包庇地主、脱离群众以及认错态度差。相反，处于土地改革背景下的解放区宣传媒体，受革命情绪影响与信息渠道限制，对中央的政策认识存在偏差。正是经过中央对于献田问题的批评，《人民日报》才得以真正意识到在战略反攻至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迅速完成土地改革、动员农民支援前线已成为当前迫切要求。而依靠清算、献田、征购等温和方式，很难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新闻报刊对于献田一类新闻的频繁宣传，的确不利于发动农民参与彻底地土地改革，是改良主义、右倾思想的表现，而反右倾背景也正是反“客里空”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因此，解放区新闻报刊在立场上必须紧密配合战时宣传动员需要，在方法上必须始终遵循土改宣传路线，反“客里空”运动的原则得以进一步明确。

（二）从“反面典型”把握运动方法

“献田”新闻基本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隐没了，但有关“翟士贤献田”的相关报道却在报纸上频繁出现，相关记者受到批判，“献田地主翟士贤”成为反“客里空”运动口诛笔伐的“反面典型”。

对于涉事新闻记者而言，让其公开检讨的前提应是当事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寻求改正，而不是为了应付交差而检讨。作为署名检讨的记者之一，李庄在其工作回忆录《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中谈起这段经历，认为报纸首先犯了“抢先”的错误，为了学习别的报社树立献田典型，未请示中央局，匆忙地挖掘出“献田模范翟士贤”。此外，在写作过程中，确实存在“客里空”思想，集中体现在新闻编辑在原稿中删去记者记叙翟士贤最初与群众对立的部分，忽视翟士贤由“反抗群众”到“自愿献田”思想转变的关键过程，以致其形象被强行拔高。④李庄：《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3页。对于他和安岗登报的那篇检讨，李庄承认采用了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既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事实上，受土地改革“左”倾情绪的影响，新闻报道出现了极端倾向，在反“客里空”运动开展方式上可见一斑。

除了当事记者公开检讨之外，受事件影响最大的仍是处于漩涡中心的翟士贤本人。翟士贤的学生、北方大学校友晓阳谈到，学校进行“三查”整党时，是受了“左”的影响。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扣好几顶帽子，而在此情绪下，其班主任翟墨新作为重点，受到了全校的批判。相比于情绪高涨的贫雇农出身同学，“文教学院的同学，多数出身不太好，自己还在‘过关’，所以激情没有他们高”，不少“成分不好”的同学检查多少次也过不了关。①晓阳：《我们的班主任翟墨新》，韩辛茹编：《回忆北方大学》，北方大学校友会、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编印，第131～132页。

本身成分不好又被《人民日报》树为反面典型的翟士贤自然成为北方大学重点批评教育对象。晓阳对全校大会的场景记忆犹新，“会场气氛很严肃”，“会上口号声不断，一阵比一阵猛烈。晚上点起煤气灯继续开会”，“农学院、工学院贫雇农出身的同学慷慨激昂”，“在会场情绪达到顶点时，有的同学叫着拥着向前要打翟墨新”。②晓阳：《我们的班主任翟墨新》，《回忆北方大学》，第 131～132页。《人民日报》及时跟进会议，1948年2月13日登载《北方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清算翟士贤地主思想行为，翟仍执迷不悟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文，并同期刊载了大会上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干部第一小组的报告，标题为“地主分子翟士贤”，对翟士贤进一步批判。

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在回忆中提到新闻报道对于此事的重要助推作用。当时开展“三查”运动，翟墨新不仅被《人民日报》在反“客里空”报道时点了名，也被延安电台提为全国的典型。③高继芳：《记范文澜校长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卷，第9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这些报道决定了学校处理翟士贤的根本态度。翟在全校大会斗争过之后，遣返回家交群众处理，后来接到中央局的纠偏指示，才又重返家乡冶陶镇。

无论是校长范文澜还是学生晓阳，都不否认翟士贤需要进行批评和再教育，但一致认为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过激之嫌。多年之后，当范文澜再次见到翟士贤，还向其道歉，作了自我批评。后来更有学者撰文为其平反。新中国成立后，翟士贤曾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工作，翟去世前后在医疗治丧上“享受副省级待遇”，④宋琤、燕凌：《“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第36～41页。也算是其波澜坎坷的一生较为理想的结局。

对于翟士贤从“献田模范”变为反“客里空”运动批判对象，进而发展为全党“反面典型”这一现象，《人民日报》指出新闻工作者容易产生两极化情绪，“因而往往不能准确地叙述和论证一件事情。讲好就一切都好，讲坏就一切都坏”。⑤《写新闻要讲实际》，《人民日报》1948年2月28日第1版。落实到新闻工作上，又“原则在理，方法走样”：献田报道出现“客里空”，报纸上就再无“献田”；中央强调反“客里空”，新闻工作者就给自己扣帽子。新闻工作者的情况反映了宣传文化战线普遍的“左”倾情绪。这种机械化理解具体政策、极端化选题报道新闻的方式方法，对反“客里空”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在运动中暴露的“左”倾问题，也为后续的纠偏工作指明方向。

三、理性回归：批判与纠偏并行的运动轨迹

1947年12月，解放战争全部转入进攻，土地改革必须加紧进行。迅速纠正“左”倾错误是使土地改革获得全面胜利、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⑥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集中探讨土改等问题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对于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予以纠正。此后，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将纠“左”视为整体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反“客里空”运动的发展，并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引导与纠正。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肯定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左”的问题。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沟通时，具体谈到了反“客里空”运动，认为运动开展下的《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页。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反“客里空”运动反右倾的成绩，但也提出了运动中“把弓弦拉得太紧”这一问题，对于新闻队伍来说，“过去发生的‘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认识到偏差并及时纠正，“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②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1页。

同年10月，刘少奇在与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也具体谈到反“客里空”运动“是个很严肃的工作”，工作的偏差“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新闻工作者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的，“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们的事业就靠不住”。③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1980年编印，第 199～216页。

面对反“客里空”运动呈现的错误倾向，中央领导人与相关新闻工作者谈话时既中肯地指出了问题，将运动拉回了正轨，又使新闻队伍不至于因犯错误而气馁，令其在运动中保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也更加理智、清醒。运动开展一年以来，不少新闻工作者开始总结开展反“客里空”运动的经验教训，在批判“客里空”问题与纠正“左”倾情绪的过程中，逐渐领会到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批判与纠偏的过程也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回归。

报社、通讯员和地方广播构成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有机整体。在反“客里空”运动的推动下，宣传战线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态势：一方面依托于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反省，开展自我检查；另一方面发动公开的、群众性的、彻底的检查。这种宣传战线自查检讨与读者大众来信揭发，广泛开展的“线上线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新闻写作之热潮，一改以往只依靠少数干部写稿的模式，有效避免因个别新闻工作者思想态度、业务能力不过关而造成的“客里空”现象。

在延续之前自我检讨与群众揭发相结合的形式的同时，更注重从“客里空”新闻本身出发，以澄清、改错、反省为主要目的。虽然某些新闻工作者仍存在“客里空”思想以致于产生不实新闻，但在反省检讨时已经能够就事论事，不再浮于表面地给自己扣帽子，体现新闻工作者虚心、踏实的工作心态。《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安岗工作一年以来的体会，文章中安岗对一年来新闻事业工作做了较准确的划分，第一阶段是“三查学习和整党清算客里空”，第二阶段是“盲目发展‘左’的偏向”，第三阶段是“纠‘左’”。④《一年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几点体会》，《人民日报》1948年5月15日第1版。

反“客里空”运动贯穿全年，在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

第一阶段，《人民日报》响应中央政策和《晋绥日报》号召，虽然一开始“左”倾情绪就处于潜伏状态，但不少反“客里空”报道就事论事、新闻工作者虚心改错的基本立场，对运动本身的良性意义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但常芝青也谈到，在这场“求真实”“求精深”⑤《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第2版。的有关立场作风的新闻界反右倾检查运动中，“左”的倾向已萌芽。在个别问题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⑥《同常芝青通信前后》，《丁淦林文集》，第80页。文化服务政治，政治影响文化。常芝青认为“左”倾偏差是受整个边区土改工作的影响，但同时报纸也助长了错误的发展。

随着《人民日报》对“献田地主翟士贤”反面典型的树立，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具体新闻纠错报道已经少见，更多的是刊登类似于安岗、李庄一类具有“客里空”思想的记者的反思。①《翟士贤献田报道初步反省》，《人民日报》1948年1月15日第1版。后通过调查发现报道中描绘的各种“反动”行为确有不实，但《人民日报》登出后的影响力实在过大，翟士贤的处分问题、工作问题仍旧困难。②参见宋琤、燕凌：《“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第36～41页。“献田地主翟士贤”问题给《人民日报》敲响警钟的同时也收获了反“客里空”运动具体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关于原则与方法的探索，也成为反“客里空”运动的焦点。

第三阶段，新闻队伍逐渐反省，开始纠正“左”倾偏向，反“客里空”运动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闻工作再次踏上正轨的同时仍不忘防止“客里空”作风死灰复燃。至此，新闻界逐渐扭转了此前的极端倾向，《人民日报》上有关反“客里空”的报道又多了起来。比如公开回应群众来信，承认编辑时出现差错；③《“虹霓村消息是我们错了”，太行分社更正》，《人民日报》1948年4月12日第1版。明确判断新闻报道对象的成分，不再乱扣地主帽子。④《坚决肃清“客里空”作风，王守恒不是地主，逼死人命不确实》，《人民日报》1948年6月13日第1版。194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合并《晋察冀日报》前两天，还刊登了三篇有关“客里空”的新闻，一篇是反应黎城办公室人员“客里空”作风的纠偏报道，另外两篇是对先前刊登的不实新闻进行揭露与改正，内容更为及时与客观，体现反“客里空”走向理性化、常态化的同时，也为一年以来的反“客里空”运动画上句号。

四、结语

1947年至1948年，解放区新闻界发动反“客里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宣传战线的一次生动实践，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事件。“客里空”问题实际上是土地改革背景下新闻工作者具体工作中右倾偏差所致。随着反“客里空”运动的深入，“客里空”的内涵与外延相较于《晋绥日报》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成为与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克服右倾主义错误相关的政治符号。反“客里空”运动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与助推，推广至各解放区。《人民日报》通过对于“献田地主翟士贤”焦点问题的处理以及几个阶段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上下联动”的良好态势，克服了右倾主义、纠正了“左”的情绪，找到了正确的工作原则与方法，成为解放战争取胜以及中国共产党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法宝。

由晋绥解放区新闻界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新闻工作者对于工作原则方法的实践与思考，在批判与纠偏的过程中，将“发声的少数”与“沉默的多数”通过新闻报刊融合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声的多数”。从陆定一对于《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运动的肯定，到毛泽东、刘少奇对于反“客里空”运动的推广、纠偏，集中体现其对宣传文化战线中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视与思考。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反“客里空”运动的理论言说，与新闻工作者理性回顾运动而总结的实践经验，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新闻真实性宣传话语体系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标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