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洪位

众所周知，由于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和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最终到达陕甘地区，同陕北工农红军和其他长征队伍实现了胜利会师，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而且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大本营实现了从南方向西北的转移。从1935年10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稳扎西北12年，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新中枢和总后方，指挥并取得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前期，中共中央在陕北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粉碎敌人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以及掀起战略反攻等重大军事行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立足西北、指挥全国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不应否认。

关于红军长征最后落脚西北并在此取得革命的不断胜利，是否印证了大革命即将失败之际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并得到陈独秀赞同的“西北学说”的正确性和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是否贯彻了“西北学说”，并在一开始就将长征目的地定在西北，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学术课题。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把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看作是“西北学说”的必然结果，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视为“西北学说”正确性的历史印证。这种观点不仅与中共历史上将“西北学说”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①蔡和森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中，批评“西北学说并不是他（指鲍罗廷）的一个观点空洞的抽象的学说。乃是一种机会主义实际政策的大系统”（参见《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48页）。此外，1930年11月22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对“西北学说”做了带有总结性的政治结论，“在此地我们要说对于‘西北学说’，一向没有明显的指出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这已经是错误”（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的政治结论相违背，而且容易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基于此，有必要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对这种观点进行回应，以抵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一、“西北学说”的理论缘起

“西北学说”是大革命后期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一套革命方略，其核心观点是“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①《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1927年5月，鲍罗廷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中，在谈到国民革命的主要打击矛头应该指向何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反对“东南论”，认为“国民军向东南挺进，也就是去占领上海是个错误的步骤”，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据点，帝国主义在那里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其明确目标是无论如何要保住上海不受革命的攻击”。②《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26页。基于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惧和担忧，鲍罗廷援引了太平军占领南京、威胁帝国主义盘踞的上海而失败的史实来佐证他的观点，提出“我们应当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应当向西北扩展，否则我们将始终处于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之下”。③《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27页。鲍罗廷的具体革命策略是先将革命势力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待中国革命势力巩固和壮大之后，再“沿津浦铁路向南京挺进，以便占领南京，最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④《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27页。

同时，鲍罗廷也反对中国革命应当重返广东的观点，认为这样就会使北方军阀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获得长期稳定的统治。鲍罗廷这一主张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并被写进了陈独秀在1927年5月作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中，被当时与鲍罗廷意见相左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蔡和森批评为“西北学说”。

（一）“西北学说”的理论缘起

“西北学说”的理论缘起有着具体而特定的历史背景，根据周恩来1944年《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可以得知“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尚未遭破坏以及北伐战争不断胜利，中国革命应向西北发展的观点并没有在中共党内获得认同。“西北学说”正式形成系统化理论并登上舞台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出现严重动摇，国共两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国民革命濒于失败，中共党内围绕革命进攻方向在“深入和广出、东征和北伐”⑥大革命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关于革命进攻方向和战略选择的争论中，“深入”即认为革命应该继续深入，主张立刻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巩固现有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图革命发展； “广出”是指主张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到进军北京、打败奉系军阀、北伐胜利后再进行；“东征”是指革命应该暂停北伐，立即将革命进攻方向东转，讨伐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等到打败蒋介石之后再进行北伐；“北伐”就是主张进兵河南，讨伐奉系（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两个问题上出现激烈争论的情况下，由鲍罗廷提出来的。面对当时革命即将失败的危急形势，鲍罗廷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力争促成武汉国民政府与西北的冯玉祥联合讨奉，在郑州会师，然后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质援助，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待革命基地巩固后，再挥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鲍罗廷这套“西北学说”，从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比较符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出现的极端复杂局面，对当时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中各派阶级立场分化的分析以及对各自可能采取行动的预判具有一定合理性。比如鲍罗廷反对东征的原因是担心江浙一带的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蒋介石那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由于“西北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客观形势，加上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尤其是在政治上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迷信苏联经验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而“西北学说”在当时“是颇能迷惑人的”。①莫江平：《论“西北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58页。

（二）“西北学说”的立论基础

鲍罗廷等人提出“西北学说”的立论基础，大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披上革命左派的外衣，加上武汉国民政府初期面对蒋介石的篡党夺权确实有讨蒋之意，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汪精卫仍是继续主张革命的，仍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二是担心立即东征讨伐蒋介石会引起奉系军阀乘机南下，威胁当时仍被视为是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据张国焘的回忆，鲍罗廷起初是赞成东征蒋介石的，只是后来看到奉系军阀在北方蠢蠢欲动，他才“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三是惧怕东征会引起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经济富饶的江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最早入侵的地区，外国列强在此拥有重要利益，且支持蒋介石作为他们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其势力远比武汉国民革命军强大，东征蒋介石容易招致北方奉系和蒋介石与江浙帝国主义势力的两面夹击。

四是担忧在湖广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会引起本来就已经处于动摇之中的武汉国民政府的猜疑，将促使其脱离革命阵营倒向蒋介石阵营。

五是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弱小，客观上不得不依靠武汉国民政府，同时西北地区受帝国主义势力控制较少，距离苏联较近，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而壮大革命力量。

在中共历史上“西北学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物，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学术界通常把“西北学说”看作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③蔡和森在《评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将“西北学说”视为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明显？”参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西北学说”的实质被定性为“不敢采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④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62页。周恩来在延安时期也总结道：“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而当时距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发来的五月紧急指示的要求，积极争取革命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还不失时机”，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171页。

由此可见，“西北学说”体现的对汪精卫的妥协退让，对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犹豫和担忧，在相当程度上耽误了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的最后时机，虽然其主观目的是挽救中国革命，也受当时复杂历史环境的多重制约，然其仍不能不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历史责任。

二、红军长征目的地选址考略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的酝酿阶段以及战略转移的前中期，并没有要将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转移到西北的事先安排和确定选择，这是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导致中央苏区与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系不通畅，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并不清楚在西北仍有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甘南攻克哈达铺后，从当地的报纸中才得知陕北存在红军活动和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信息最终促使中共中央决定将革命基地转移到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通讯隔绝可以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得到侧面印证，这封指示信早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约半年发出，开头明确指出“由于交通的断绝，使我们在这一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从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给你们以具体的及时的指示”。①《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信》（1934年5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从地理位置上看，相较于湘鄂西苏区，西北地区距离中央苏区更远，湘鄂西地区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系尚且已被切断，更不用说中央苏区要取得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及时和准确的通讯联系。长征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各个方面军的联系基本上中断，即使中央苏区在长征开始前与陕北苏区存在联系，在长征开始后各方面军信息中断、敌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也不得不考虑陕北红军是否也已转移的情况。

（一）红军转移目的地多次变化与调整

既然是战略转移，在转移之前必定要事先谋划转移路径和选择目的地，否则就变成了无计划的“流寇主义”。对此，中共中央起初是决定转移到湘西建立新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由于长征开始后客观敌情的变化，导致转移目的地多次调整和变化。总体来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目的地选择经历了北上湘西、初定川黔边、再定川西北、终选陕甘四个阶段的多次调整，最后才将中国革命大本营驻扎在西北陕甘地区。

1.第一阶段：北上湘西，谋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结束湘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重兵布防的四道封锁线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革命战略基地放在湘西。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23日，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训令》，以便实现两支红军队伍在湖南中部集中，再图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合，认为“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

具体来看，湘西的客观有利条件大致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中共中央认为湖南曾经是国民革命席卷的主要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群众基础较好，利于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此扎根。其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之前，已经命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他们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经先期到达湘西，同湘西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新苏区，中央红军到湘西，有接应部队和现存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再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北上湘西体现了中共中央试图将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湘西即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以及留在苏区的中央红军连成一片的战略布局，认为“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二者发展联系的枢纽”。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526页。

2.第二阶段：初定川黔，欲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由离开中央苏区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将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提前调集重兵构筑碉堡线、形成包围圈，实行“请君入瓮”的策略。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仍然不顾敌情执意要去湘西，而毛泽东则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贵州相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1935年11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红二、六军团也被迫战略转移。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并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得到肯定，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承认“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2页。随后在1934年底1935年初召开的猴场会议上，中共中央确认首先攻占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移方针。

3.第三阶段：再定川西，图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于1935年1月7日攻占贵州北部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实现了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围绕是留在川黔边还是向川西发展，存在着战略选择上的反复。本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以便“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也即改变通道和猴场会议确定的将革命根据地选在川黔边的决策。为此，中革军委于1935年1月20日专门向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下发了《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封锁长江、修筑碉堡，对红军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进行阻拦，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仍继续留在川黔滇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对于转移计划和目的地的变更，1935年2月26日发布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全体红军官兵明确宣布“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90页。

后来，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在遵义地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再次进行转移，决定重新向川西方向发展，并于1935年4月29日发布了《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进入川西会理地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不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在两河口、毛儿盖等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执行继续北上方针，力图进入地理和经济条件更好的陕甘南部地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与为保存实力而反对北上，主张将红军主力撤至青海、西康、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党内斗争。

4.第四阶段：确定陕甘，落脚陕北革命根据地

如果按照中共中央进入川西北后根据情况变化重新制定的战略转移计划，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进入甘肃南部后，就将落脚川陕甘交界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为继续扩大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在突破甘南腊子口天险后进入甘肃岷县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并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394页。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地选在陕北。此后，中央红军向陕北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并于1935年10月顺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由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战略基地。

（二）红军转移目的地选址原则

从第一阶段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基本上进入了一边转移、一边另寻新的落脚点的不断变动的过程。分析红军长征过程中战略转移目的地的多次选择与变更的原因，可以概括出红军选择革命大本营和落脚点的基本原则：

第一，要有利于抗日。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的，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经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发表了抗日宣言，并向各根据地和各省区党部发出多份部署抗日工作的党内指示或通知。川黔边和川西北离抗日前线较远，而陕北靠近华北，既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要求，又与日军侵占的华北地区隔着山西的地缘空间，可谓“出可抗日，退有缓冲”。

第二，要尽量摆脱敌人的穷追围攻，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与中央苏区相比，陕北地处西北，远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蒋介石在此的控制力和势力相对薄弱，而山西的阎锡山为保存自身实力并非愿意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样坚定地与红军作战。

2.3 AFC对比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AFC分别为(6.10±0.42)个和(13.39±3.28)个，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t=5.872,P<0.05)。

第三，要有较好的物质基础，以便支撑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川黔边、川西北地处中国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物质条件落后，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喀斯特地貌山区、高原地带，不适合长期扎根。而陕北虽然与南方物质条件较好的中央苏区相比，物质和经济条件较差，但比川黔边、川西北地区要好。

第四，需要相对开阔和有利的地形，便于红军开展军事活动。川西北多沼泽、草地、高原、雪山，川黔边山高且多峡谷，地处平原的华北缺乏天然障碍物，均不适合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开展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相较而言，陕北地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便于与敌人开展“迂回”战术。

因此，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地区条件来看，落脚陕北是几个选择中最理想的方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与刘志丹交谈时，曾对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适宜性做过简短的评价，他说：“这里地理条件好，群众条件也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②黄允升：《毛泽东生平实录》上卷，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陕北，是中共中央从当时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并非从长征一开始就将革命转移的目的地定在了陕北。

三、红军长征转移陕北并非“西北学说”的历史印证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到陕北地区并在日后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形式上似乎印证了当年鲍罗廷等人提出的“西北学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红军长征转移陕北，与“西北学说”的核心观点——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前者并非后者的历史印证。因此，要正确认识红军长征转移陕北与“西北学说”的关系，就必须防止表象联系的意志裁剪论、纠正外援为主的外力决定论、反对事后标签的历史宿命论。

（一）防止表象联系的意志裁剪论

认为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并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是“西北学说”的历史印证，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南方各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这是典型的不忠于历史事实的意志裁剪论，从而必将陷入是非颠倒的历史虚无主义。

按照“西北学说”的逻辑，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没有到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观点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看作是违背“西北学说”的后果。因而，“西北学说”内在地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认为充其量只是暂时的胜利，最终仍然要失败和转移。但是，“西北学说”的这套逻辑，明显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不仅没有揭示出中国革命两次失败的真正根源，而且也否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首先，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国民党中途叛变革命，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又包括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伪装成革命派的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味以退让妥协求合作，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动摇分子身上，而压制中国革命的可靠力量和主力军——工农群众，不敢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从而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因此，那种所谓大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国革命没有到西北建立军事基地，没有获得苏联的援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武装也不可能到西北去建立军事基地。事实上，随着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然后致电武汉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遣送回国，并将所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押送出境。鲍罗廷和陈独秀对冯玉祥的指望落了空，其‘西北学说’也宣告破产”。①罗平汉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其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样不是由于没有到西北建立根据地，打通所谓的国际通道，否则就无法说明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虽然距离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较近，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直接威胁较大，蒋介石也确实多次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但前四次反“围剿”战争都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其根本原因在于迁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等问题上执行过“左”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组织问题上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是能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开展革命斗争并取得革命胜利的。

实际上，在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如在南方领导和开展革命斗争中开辟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大量游击区；在政治上，成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根据地内开展了深入的土地革命，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革命的群众基础，并且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这些成就，表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正在逐渐走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如果当时中共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革命能够避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二）纠正外援为主的外力决定论

认为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并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是“西北学说”的历史印证，本质上是一种外力论，即把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特别是获得苏联的援助看作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明显违背内外因共同起作用规律的外力决定论，必将陷入主客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

“西北学说”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到西北建立根据地，获取苏联提供的革命援助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作用。从客观上讲，西北地区是中外反动势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带，不仅远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而且背靠苏联，距离苏联较近，可以获得苏联的援助，从而有利于保存和壮大中国革命力量，进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但是，承认西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存在有利于巩固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优势，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唯一乃至决定性因素。中国革命成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那种认为地理环境、外部援助等外在性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贡献力超过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自身努力的观点，是典型的主观臆断的历史唯心主义。

首先，“道路问题是关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正确政治路线和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制订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战略。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优势对于红军开展军事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上升到决定性的高度。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在1927年—1934年间，也正是坚持这一革命道路，南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得以不断扩大，中国革命形势才呈现出大革命失败后的重新高涨局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逐步走向胜利，从根本上说是遵义会议后恢复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的结果，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能够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因此，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取得的革命胜利归因于“西北学说”，是严重地夸大事物间联系的主观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说：“‘西北学说’与日后我党在西北发展革命力量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确是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的根本对立，同路不同归。”②陈元久：《“西北学说”与大革命的失败》，《云梦学刊》2000年第6期，第49页。

其次，敌我力量的对比的确是革命胜利与否的重要前提，红军无论从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方面来讲都大大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因此中国革命需要逐步壮大自身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格局。但是，“西北学说”把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革命势力超过敌对势力的原因放在苏联的援助方面，不仅割裂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而且违背了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科学真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到达陕北，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因国统区重重关卡进行封锁、包围和阻隔而不能及时有效地联系共产国际的劣势，方便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援助。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中共中央转移到西北后，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指导并不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发出的许多指示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甚至粗暴干涉中国革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害。在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担心共产党打不赢同时又不愿与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决裂而“不许革命”，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又派出米高扬企图劝说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南北分治”，从而在事实上阻止了中国革命前进。另一方面，即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到陕北后，也并没有从苏联方面获得“西北学说”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决定中国革命胜利的援助。中共中央转到陕北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在资金、武器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给予了极大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苏联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以帮助中国革命的同时，又给予中共革命的敌人蒋介石集团以更多援助。

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的。斯大林担忧和疑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会发展成为第二个“铁托”的态度，决定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并不是一心一意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作用，因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主体作用，任何援助都只是些僵硬的资金和武器。“西北学说”一方面惧怕革命因帝国主义势力干涉而失败，另一方面则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援助，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的外力决定论。

（三）反对事后标签的历史宿命论

认为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并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是“西北学说”的历史印证，实际上是将地理条件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作用绝对化，把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主观牵强地归结到西北地理优势这一个因素上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忽视革命运动变化特征的历史宿命论，得出所谓历史先验主义的错误结论。

首先，一个特定历史事实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因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认为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并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不断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西北学说”的历史印证，实际是用结果来论证单一条件的先验主义认识论。

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选择在陕北落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并不是刻意为之、早有计划，更不是吸取了所谓的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到西北建立军事基地、没有获得苏联援助的“西北学说”的经验教训。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的目的地的选择历程来看，红军最后在陕北落脚是在当时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从长征一开始，中共中央并没有要在陕北开辟新苏区。因此，认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最后到了陕北是中国共产党贯彻“西北学说”的体现，是“西北学说”之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甚至认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基地必然和迟早要落户陕北的说法，都是“事后贴标签”的错误认知。

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从南方迁到西北地区后，在此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进而在这里指挥人民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革命根据地无论设在哪里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西北学说”认为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这既无法解释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和第二、四方面军未到达陕北之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为什么没能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又无法解释中共中央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中国革命形势为什么能够继续向好发展。

其次，“西北学说”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是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接近苏联的西北地区，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进而等待中国革命力量壮大后再对中外反动势力展开革命进攻。这种观点看似具有合理性，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识水平，特别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影响力和组织大部分在中国南方，因而主张中共突然整体移到西北去开展革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这已经在1927年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得到明确回应，这个决议案明确反对“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无根据的失败主义倾向，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认为“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和经济上都是合宜的”。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

同时，鲍罗廷在1927年5月提出“西北学说”时，还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促使仍被错误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到西北与冯玉祥会师，建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军事基地。但是，经济相对富饶的东南地区才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是根本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西北开展革命的。实际上，“西北学说”在当时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下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随着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就已经宣告破产。因而，把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并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视为重新践行大革命后期没有贯彻的“西北学说”是毫无根据的。

此外，把中国革命在红军长征转移到达陕北后，在继续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成果看作是“西北学说”的历史灵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革命的运动变化特征尤其是敌情的发展变化，不懂得用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革命的策略。中国革命力量的壮大乃至超过敌对势力，根本的不是取决于要到远离强大敌人的一个地方进行寻求外援和休养生息。因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敌人的力量也在同步壮大，只有采取毛泽东等主张的在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运动过程中，不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正确革命策略，才能根本促使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转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北学说”偏安一隅、逃避战争、寄望外援的主张，其实质是在保守中求发展、求壮大，不敢与敌人进行坚决而果敢的斗争，因而被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西北学说”作为大革命后期挽救中国革命的一项策略思想，在获取苏联的革命援助、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合理性，也得到了当时中共党内一部分同志的赞同。但是，由于“西北学说”过于夸大和片面强调苏联援助和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在保存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胜利中的作用，并且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推动革命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决定性。也正是因为“西北学说”的这种特点，使得其在大革命后期并没有贯彻执行的可能性，并且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最终陷于破产。

通过对1934年—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对战略转移目的地取舍的历史考察和选址原则的分析，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伊始并没有事先计划把革命落脚地选在陕北，而是先后经过了北上湘西、初定川黔、再定川西、最后落脚陕甘四个阶段的动态调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确定在陕甘地区落脚是当时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陕北并取得民主革命的不断胜利，并不是贯彻“西北学说”的体现，也不是“西北学说”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才能取得胜利的历史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