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

二00五年，哈佛大学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讲座教授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M. Ziolkowski）先生发表了题为《超语文学》的长篇书评，同时对汉斯·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语文学的力量：文本学术的活力》和塞思·雷勒（Seth Lerer）的《错误与学术自我：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这两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贡布莱希特和雷勒都是当今美国文学研究界的大人物，各有各的优秀。贡布莱希特曾是尼采式的德国天才，二十六岁就当了德国波鸿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始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直至近年荣休。他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时间上从中世纪跨越到当代，范围上从语文学、哲学到比较文学、符号学、文艺理论和当代政治等。雷勒与茨奥科夫斯基的年龄和学术背景相仿，其专业领域也跨越中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研究、比较语文学、儿童文学和学术史等多个领域，特别擅长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历史分析，先后在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二00八年始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文学院院长。颇令人震惊的是，茨奥科夫斯基毫不顾及这二位学术同行的情面，对这两本语文学著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甚至不屑;他不厌其烦地在书中挑各种错漏，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或嫌吹毛求疵，但却针针见血。

首先，茨奥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评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或是“有关语文学的著作中最不语文学的一种”，它的范围和做派可以“超语文学”“泛语文学”“假语文学”和“伪语文学”等名称来界定，但绝不是正宗的语文学。它更像是一种philoblogging，即“热爱-写博客”的网文类作品。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如何收集、整理（编辑）、评注、历史化和教学文本等，但尽是泛泛而论，浅尝辄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例引导读者去深入了解语文学的具体做法。而书中对所诠概念之定义的模糊和不一致、写作手法的随意和不规范、援引资料的片面和不准确等，都正好走向了语文学的对立面。

为了说明这本书在语文学意义上的不学术和不严肃，茨奥科夫斯基还特别列举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一、附于书末的作者简介中称“他的超过五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九种语言”，然而，见于封面的作者简介中却说“他的超过四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七种语言”。此或即是说，在出版社设计好封面等待作者提交定稿后付梓这段时间内，贡布莱希特又有至少一百种学术作品出版，被翻译的语言中又多出了两种，他肯定是一位罕见的学术“超人”（?bermensch）;二、《语文学的力量》总共不过八十七页，然而其中绝大部分章节已多次见于不同语言和形式的出版物中，而且其内容也没有任何修改。看起来，作者对出版和再版自己的著作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而这绝不应该是一位严肃的语文学家的做法。

茨奥科夫斯基觉得，贡布莱希特虽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没有能力和资格写作一部有关语文学的著作，更没有必要出版这样一本已经重复发表多次的小书。记得此前二十余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主义“黑帮”的大佬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 -1983）也曾发表过《回归语文学》一文，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可是，不管是德曼，还是贡布莱希特，他们最在意的都不是语文学，他们说的和做的或是一种“超级语文学”。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语文学家的名头至少可以是一张引人注目、敬畏的虎皮，所以，贡布莱希特学着“像德曼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做成一名合格的哲学家，他们会把自己想成是一名语文学家”，狐假虎威了一把。

雷勒的《错误与学术自我：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探讨的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与界定错误之间的共生关系，而后者即是学术的关注中心。作者讨论强调批判和正确的学术写作风格，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中，特别是在“错误”中去寻找。这本书在一些流亡者、移民、异见者和疏离于社会之外的人身上花了很多笔墨，对他们如何漂泊和彷徨的故事有很多精彩的叙述，这些人对在现代美国大学中建立语文学、修辞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等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认为正因为这些人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游离于社会之外，并自觉地退隐到象牙塔之中，才使他们既体会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可。

《错误与学术自我》既是一部“高大上”的比较文学和语文学的学术著作，文风也幽默风趣，作者常常自嘲和諷刺他人，所以读来也特别引人入胜。它还获得了二00五年度美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哈利·莱文奖（Harry Levin Prize），表明它也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同。可是，就在这篇同年问世的书评中，茨奥科夫斯基却异常严厉地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语文学水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在这个号称“作者已死”的后结构时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意义有自己的意志，对错也有自己的逻辑，人文科学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现;但是，茨奥科夫斯基坚持认为避免错误和找出错误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责任，学术著作常以别人的著作为依据，所以在恰当的地方，作者必须准确地标明其观点的依据和出处，以便读者能够验证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者不应该将读者的赞扬释为“善意”，将批评斥为“卖弄学问”。茨奥科夫斯基对《错误与学术自我》中随处可见的打字错误、引文错误、翻译错误，以及各种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的事实、判断等，都挑选出典型的例子，对它们做了细致，乃至琐碎的说明和纠正，指出雷勒的书中出现了足够多有意和无意的、严重和次要的错误，足以令人对书中表述的那些核心观点的可靠性产生十分严重的怀疑。

例如，雷勒按照《被禁止的星球》中扮演欧洲语文学家的那位演员的漫画形象，结合他随意地在几十甚至上百部欧洲语文学家的颂寿文集中所见到的人物肖像，总结出他们最典型和普遍的形象是“脸色黝黑，做沉思状，并留着山羊胡子”。可是，茨奥科夫斯基认为这种普遍化的说法很不靠谱，没有人能证明最伟大的欧洲语文学家奥尔巴赫、施丕策（Leo Spitzer， 1887-1960）和柯提乌斯（Ernst RobertCurtius ， 1886-1956）等人流亡美国时是否也都留着山羊胡子。当然，这样的错误或无伤大雅，可雷勒书中还有太多诸如此类的笼统说法，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茨奥科夫斯基对雷勒书中出现的大量语文学的错误，特别是对拉丁文语词的误解和拉丁文文献的错引、错译，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种种错误观点、诠释做了细致的订正和犀利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