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丽芬，袁斌业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是美国著名小说家，1930年成为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创作成果涵盖22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题材作品。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称赞他具有一个新的开拓者的风范，是美国新文学的开拓者[1]。

若想透彻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翻译是首要途径，其次还应清晰认识其译介史[2]。我国对刘氏的译介虽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国内目前对刘氏的研究仍相对滞后，且国内学者多从文学角度对其作品主题、人物性格等进行文本分析，鲜有从翻译角度切入。本文通过对刘氏作品的收集与分析，系统梳理其在国内翻译出版情况，并采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重点分析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这三个因素对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影响，探讨刘氏作品在国内译介的特点及价值。

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代表、著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在其研究成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详细论述了操纵理论[3]。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应从注重语言之间的转换扩展到文本之外，关注翻译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重点考察文化影响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方面的问题[4]，即：应将翻译活动置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框架下进行研究或翻译是一种文化操纵。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大因素：（1）意识形态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以及当权者或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这些个人、社会或上层的意识形态会限制翻译作品主题的选取和表现主题的形式；（2）诗学涉及到文学手法、译者对文学职能的看法两部分内容，文学手法主要包括体裁、象征、主题等，译者对文学职能的看法则指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的角色或作用；（3）赞助人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产生与传播的个人、团体以及规范文学和文学思想传播的机构。

勒菲弗尔“翻译是一种文化操纵”的观点揭示了在翻译过程中译入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对文学翻译制约与利用的本质[5]。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一种重写，能够为作者及其作品在源文化以外的地方展现形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与诗学一起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6]。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在译语文化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的规范内进行操纵，以便迎合译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最终促进翻译文学的繁荣发展。

二、刘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翻译是一种文化选择行为，容易受到目标文化语境、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文化语境随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翻译作品的选择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据时代文化语境及翻译文学选择的特点，刘氏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第二阶段（1949年-1976年）、第三阶段（1977年-2018年）。

1.新中国成立以前

刘氏在国内的译介可追溯到1929年，属于第一阶段。1929年8月10日，《小说月报》刊登了赵景深撰稿的文章《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文中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及社会小说家四种类型，刘氏因其小说为现实主义基调不仅被冠以“社会批评家”美誉，而且被归入社会小说家一类[8]；1930年5月，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介绍了包括刘氏在内的十几位美国作家，并称他们为“已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1932年5月，天津大公报社分上下卷出版刘氏成名作《大街》（白华译）全译本；1934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大街》（伍光建译）英汉对照节译本，该译本为原著部分章节摘选，仅有三万余字；1934年，《世界文学》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至第六期连载刘氏长篇小说《巴比特》（时译白壁得），但该刊于第一卷第六期后因战况连连而被迫停刊，《巴比特》的连载也因此被迫中断；1934年10月1日，《现代》杂志刊登了赵家璧撰稿的文章《美国小说之成长》，该文重点强调刘氏小说创作的重要性；1937年，渺加在文章《美国文学的新动向》介绍了刘氏第一部反法西斯小说《在这里不可能发生》；1939年，上海启明书局分上下卷出版刘氏长篇小说《大街》（李敬祥重译）。

2.1949 -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翻译选择及出版的组织性逐渐加强，我国文学翻译进入崭新阶段，属于第二阶段。1955年，刘氏抨击美国种族歧视及“民主政治”的长篇小说《王孙梦》（杨小石译）被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学译丛出版，该译本于1957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1958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刘氏著名儿童小说《小狗熊邦果》（赵强康译）；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一长篇小说《格定普兰尼希》，此译本为叶封根据纽约1943年英文版译出；1976年，张先信重译刘氏成名作《大街》，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3.1977 -2018年

1977年后，我国文学环境相对宽松，刘氏作品在国内译介达到高潮，属于第三阶段。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刘氏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王孙梦》（杨小石译）；1983至2018年《巴比特》共出现六种重译本，分别为1983年被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出版的无因译本（时译白壁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仲年译本（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200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蔡玉辉译本、2006年被时代文艺出版社列入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出版的李斯译本（2010年再版）、2015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丰海利译本（2017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再版）、2016年被安徽文艺出版社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书系出版的张睿君译本；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街》（潘庆舲、姚祖培合译本），此后该译本由不同出版社共再版12次；198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氏描写医学家艰苦奋斗的长篇小说《阿罗史密斯》（李定坤译）；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灵与欲》（陈乐译）列入现代西方文学译丛出版；1990年，陈克吾重译《王孙梦》，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列入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丛书；2001至2017年，《大街》共出现六种重译本，分别为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汪震浩译本、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娜娜译本、被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出版的张悦、章昱合译本（该译本再版三次）、200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樊培绪译本、2013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中森译本（2015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再版）及2017年漓江出版社收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路易斯卷出版的顾奎译本；2014年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再版《大街》（张中信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长篇小说《幽灵巡逻记》（陈永红译），次年出版刘氏中短篇小说《柳树下的人行道》（陈永红译），该中短篇小说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系列；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氏长篇小说《血色将至》（孙牡丹译），列入奥斯卡经典文库，同年出版《孔雀夫人》（郝姣译）；2017年，刘氏散文集《来到纽约的第一天》（王海颖译）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列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出版，此散文集收录了《对美国文学的忧思》、《遇见多么有趣的人》等多篇散文。

三、操纵理论视角下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分析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深受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深刻影响着该时期外国作品翻译选择与翻译规范[9]，而存在于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形态[4]。本节将重点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这三个因素如何影响刘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

1.意识形态对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影响分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意识形态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刘氏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大街》因与我国早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而深受读者欢迎，仅三十年代就出现四种中译本。全面抗战时期，在占据主导地位战争意识形态影响下，外国反战作品成为该时期我国译介的焦点。刘氏于1935年创作的反法西斯小说《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因符合我国战争意识形态而在该阶段有所介绍。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得以建立并成为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这个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的首要指导思想，无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构建和丰富自身话语空间的文学作品在此阶段步履维艰。苏联由于与我国社会制度一致，所以其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成为我国翻译工作者重点翻译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则受到严格限制。作为一名美国作家，刘氏仅有极少数作品在该阶段出现在国人眼前。

1977年后，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不仅范围逐渐扩大，而且题材逐渐多元化，真正体现世界文学视野。二十一世纪初期，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束缚日益减弱，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均有所译介。刘氏作品的译介不再局限其代表作《大街》、《巴比特》的重译与再版，其长篇小说如《幽灵巡逻记》、《血色将至》、中短篇小说如《柳树下的人行道》、散文集《来到纽约的第一天》等均首次译介到中国。

2.诗学对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影响分析

1929至1939年为新文学蓬勃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得到快速发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与文学观念相继涌入中国，文学翻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审美选择倾向。因此刘氏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大街》在该阶段被多次译介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为迎合文艺为战争服务，为大众服务，强调宣传性、政治性、共时性的战时诗学观[10]，渺加向国人介绍了刘氏反法西斯小说《在这里不可能发生》以期起到鼓舞民众的作用。

1949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在文艺界占据主流位置，因此揭露资本主义残酷、称颂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首选。刘氏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黑暗统治的作品如《王孙梦》、《小狗熊邦果》、《格定 普兰尼希》、《大街》等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而得到译介，但该阶段其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1977年后，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依然受到主流诗学的影响。八十年代，在揭露人类丑恶与社会黑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诗学观下，英美文学尤其是英美现实主义文学在我国翻译文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许多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如萧伯纳、哈代等重新受到译者、赞助人的青睐。刘氏作品大部分创作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时期，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其作品在七八十年代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二十一世纪初期，主流诗学对翻译的影响日益减弱，我国对刘氏作品的译介不再局限于长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散文集等均首次出现在国人眼前

3.赞助人对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影响分析

早期翻译刘氏作品的译者如白华、伍光建、李敬祥等均为当时享有声望的翻译家，他们对刘氏作品在中国的成功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出版机构若想获得长期发展需出版符合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观的作品。刘氏作品在国内出版主要由深受大众欢迎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天津大公报社、上海启明书局等负责，这不仅保证了一定的读者群，而且为刘氏作品在中国的成功译介提供了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组织性得到加强，翻译质量得到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译者倾向选择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称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进行翻译。因此刘氏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王孙梦》、《格定 普兰尼希》等成为其作品在国内译介的焦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刘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黑暗作品在国内的成功译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7年后我国出版机构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许多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如译林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纷纷出版外国名人名作，以拓展读者市场。作为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刘氏作品受到许多出版机构的青睐，这些出版机构为刘氏作品在中国的成功译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前两个阶段，1977至2018年间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范围、数量、质量更加全面、更加系统。

四、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特点

纵观刘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发现其作品呈再版多、重译多及单一性的突出特点。

再版多。1955年，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王孙梦》（杨小石译），此后该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再版，共再版三次；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氏女性主义小说《大街》（潘庆舲、姚祖培合译），该译本在此后三十五年内由不同出版社共再版12次，这些出版社主要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氏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巴比特》（王仲年译），该译本于2006年再版，共再版两次；2001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大街》（张悦、章昱合译），同年共再版三次。200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大街》（樊培绪译），此译本于2011年由凤凰出版社再版。

重译多。刘氏作品在国内译介呈重译多的特点，尤以其代表作《大街》、《巴比特》最为突出。自1932年5月天津大公报社分上下卷出版《大街》白华译本之后，国内共出现十种《大街》中译本，分别是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光建译本、1939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李敬祥译本、1976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张先信译本、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庆舲、姚祖培合译本、2001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张悦、章昱合译本、2001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汪震浩译本、2001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娜娜译本、200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樊培绪译本、2013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中森译本、201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顾奎译本。自1934年《世界文学》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至第六期连载刘氏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巴比特》之后共出现六种中译本，分别是无因译本、王仲年译本、潘庆舲、姚祖培合译本、蔡玉辉译本、李斯译本、丰海利译本。刘氏作品在我国重译本之多说明了其作品在我国影响力之巨大，接受程度之广泛。

单一性。刘氏一生创作成果丰硕，共创作了22部长篇小说、大量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及散文等多种题材作品，而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只涉及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刘氏长篇小说在国内的译介仅涉及十篇，主要包括《大街》、《巴比特》、《王孙梦》、《小狗熊邦果》、《格定普兰尼希》、《阿罗史密斯》、《灵与欲》、《幽灵巡逻记》、《孔雀夫人》与《血色将至》，不到其长篇小说总数量的二分之一，且除《大街》、《巴比特》有不同译本外其他八篇均只有一种中译本。此外，中短篇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仅涉及《柳树下的人行道》，散文也仅涉及《来到纽约的第一天》，这表明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主要集中于长篇小说《大街》、《巴比特》两部作品，其它题材作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刘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大部分集中于长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戏剧及诗歌鲜有涉及，呈单一性的特点。

五、刘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价值

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自白华于1932年译介《大街》全译本后，伍光建、李敬祥等纷纷涌入译介刘氏作品的浪潮之中。截至2018年，刘氏在国内译介的作品已达十二篇，且《大街》、《巴比特》等代表作出现多种译本。我国许多学者对其作品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谢天振与查明建主编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7]、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11]等。刘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完善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建设，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宝库。

对中国小说创作方法的贡献。刘氏受到揭黑幕运动大将厄普顿辛克莱大量使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的影响，因此为生动刻画《大街》中卡萝尔的人物形象，他留心关注妻子的言行举止；为写好《巴比特》，他参加商人聚会并记录商人发言；刘氏运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的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作家，如龚冰庐将亲眼看到的矿工艰苦生活作为创作基础创造了纪实性小说《炭矿夫》；巴金将在煤矿居住期间亲身体会的矿工艰苦生活、工作环境及调查情况作为创作基础创造了短篇小说《矿坑》及中篇小说《雪》。刘氏使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的作品为我国小说创作方法的发展带来新活力。

六、结语

通过采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对刘氏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进行研究，得出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主要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及赞助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前，受我国复杂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刘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仅限于成名作《大街》、《巴比特》两部作品，且其作品在国内关注度较少。1949至1976年，刘氏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统治与残酷现实的作品如《王孙梦》、《小狗熊邦果》、《格定普兰尼希》等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诗学一致，因此相继被译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刘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达到高潮，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对象。新时期以来，其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获得较大突破，但整体上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待学者进一步挖掘，如其中短篇小说、戏剧及诗歌的译介等。刘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宝库，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