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茜

（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

一、“英雄”的概念阐释及英雄毁灭的母题

在中外文献中，英雄之毁灭的母题，从上古神话到史传、小说中，比比可见。《辞源》释“英雄”为“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1](2879)，对“英”和“雄”单字的解释都有“卓异非凡”这一义项。

尽管“英雄”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时代的意涵不尽相同，但纵观古今中外，都能抽取出大致相似的精神认同：智勇的精神、孔武的男性力量、对家国的责任担当、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尊严的坚定维护等等。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将领阿克琉斯因被阿加门农强占了女奴愤怒地退出保卫希腊的战争，而后被自己好友的牺牲深深触动，决定再为希腊城邦而战。在短命而有声誉、长寿而默默无闻两者之间，阿克琉斯选择了前者：“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出战的事情，不能在这里空发议论，把时间耽误，伟大的事情还未完成。”[2](139)特罗亚英雄赫克托尔，对邦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同样重视个人荣誉，视死如归。

中国上古直至先秦，神话中补天造人的女娲、虽败而用力非凡的蚩尤、刑天都得“英雄”若干精神品格之一二。《战国策》记载了众多轻生死、重然诺，有智勇、善权谋的策士谋臣，如齐人鲁仲连，在强秦围赵、魏国袖手的情形下，面对强令赵帝秦的魏人辛桓衍，鲁仲连义不帝秦，挺身而出：“吾请为君责而归之”[3](207)，他轻摇三寸之舌就解了邯郸之危，而后功成身退；此外还有为报燕丹之托、易水悲歌的刺秦壮士荆轲等。《史记》所载楚汉时期的项羽，司马迁以奇笔描述其拥有扛鼎之勇力，巨鹿之战、东城快战、宝马赠亭长、头颅赠故人，为尊严而战[4](204-249)。这种崇尚智勇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英雄观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二、英雄之死的叙事意义

英雄毁灭，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大致上能形成以下几种主题倾向：一是宣扬英雄的某种高尚品格、情操，唤起人们的关切、同情，以及对英雄人格的颂扬，比如司马迁《史记》对项羽之死的精彩描述；二是对既有的逻辑范式（比如天道、皇权、伦理等）的质疑，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的溃败；三是凸显英雄人物的某种个性或者人类普遍而幽微的本性，比如前文所列举的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中的阿克琉斯。那么，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英雄之死在叙事上有怎样的结构意义呢？

1.描述仇怨因果、预兆伏线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一部分英雄之死具有很明显的结构意义，体现着仇怨因果与预设伏线的叙事匠心，比如孙坚和孙策之死。《三国志·吴书一》记载，汉初平三年，袁术派孙坚征伐荆州刘表，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阻击孙坚。孙坚打败了黄祖，渡过汉水，包围了襄阳，而后“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5]（976）这里并未提到孙坚发现并藏匿玉玺之事。南朝裴松之的注解则在原文“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处引《吴书》和《山阳公载记》介绍了孙坚于废墟井中得到传国玉玺，袁术闻之，“乃拘坚夫人而夺之”。[5]（975）虽然涉及了玉玺，却并未藉此来为孙坚之死做一番因果的文章。

而在小说的叙述中，孙坚之死与发现玉玺不无关系。话说董卓迁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孙坚灭火，发现藏于井中的玉玺，于是打算携玉玺潜返江东。被袁绍察觉后，曾先后两次发誓若有非分之心则“死于刀箭”。事实上，孙坚确实有所谓“非分之心”，传国玉玺这样巨大的诱惑当前，根本不顾念信义和“讨贼”之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实际上是三心二意、各怀心思的。孙坚携玉玺逃往江东，袁绍派刘表截击孙坚，从而东吴势力与刘表结下恩怨。孙坚伐刘表，刘表命黄祖设备，孙坚弟孙静谏兄曰“以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6]（29），孙坚坚持伐刘表。在围攻襄阳时，小说描叙了孙坚将亡的预兆：帅字旗折断。刘表账下蒯良夜观天象，见将星陨落之分野预示孙坚，之后孙坚死于这场战斗，刘表之军的岘山箭石之下。

较之孙坚之死，孙策之死更凸显了仇怨因果的叙事特点。孙坚死后，孙策即父亲江东之主位。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曹操，劝曹操不可外任孙策，以免养虎为患，孙策获得密信后怒杀许贡，因而埋下了被仇杀的伏笔。后被许贡的旧部报仇，受了箭伤。这时琅琊道士于吉来到江东，被引荐给孙策治病，孙策认为于吉是邪魔外道，蛊惑人心，怒斩于吉，最后在精神崩溃中死去。

此外，《三国演义》对曹操之死的描述，似在呼应前文情节，也有着善恶果报的暗示。在小说中，关公死于孙吴之手，孙吴为转嫁祸端，使刘备失弟之恨转向曹操，将关公之首级献给了曹操。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曹操之死确实也与关羽之死或明或暗地纠缠在一起。“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至洛阳。（孙）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正月二十三），王（即魏王曹操）崩于洛阳，年六十六。”[5]（44）这段短短的叙述中，“正月”、“庚子”相互呼应，暗含时间间隔之短；“洛阳”出现两次，曹操回到洛阳，项羽头颅亦传至洛阳。史书虽未言明其中的关联，却给小说叙述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果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之死成为作家寄寓道义因果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这样描述：曹操厚葬了关公，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为避免梦魇，着洛阳良工建造新宫，选择木材时误砍了梨树之神，夜梦梨树神索命，自此经常头痛。华佗为曹操治病，欲开颅，曹操怀疑华佗为奸细，怒杀华佗。目不见物，但见自己所杀之人（伏完、伏皇后、董承、董贵妃等）立于阴云之中，最后，一世枭雄曹操就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死去。

对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于曹操之死的描叙，我们可以发现，曹操之死的文学性叙述，主要在于曹操梦魇，出现在梦魇中的皆是为他所杀之人（甚至是神）。这些情节就有着明显的作家主体情感倾向性，也有着小说家探秘述奇的倾向。这些情节也成为曹操这一枭雄形象血肉丰满的人性之鉴——再强大的枭雄都有内心的恐惧，他无法逃离自己良心的审判。

2.以悲剧之死蓄成文势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是刘备成就功业的左膀右臂，在情感上又有深厚的结拜情谊。关羽和张飞之死，使刘备受到极大情感冲击，不仅悲痛欲绝，而且方寸大乱。关、张被害死后，刘备不顾诸葛亮及众人的反对，执意为弟雪恨。从这个因果来看，关、张之死，在小说叙述中似高坝蓄势，在情节上形成紧张文势；在情感上，怒怨积郁构成了喷薄爆发的情势。关、张悲剧之死，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风雨欲来之势。

说到文之“势”这一概念，需追溯到《文心雕龙·定势》篇：“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圆，自然之趣。”[7](530)这里刘勰强调的是文章的自然之趣，“势”就是不同文章形式或者说不同的行文方式形成不同的情势、趋势，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文章形成“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过种种铺垫、渲染、烘托等手法形成力量①范文澜注曰：“势者，标准也。”然这一标准是随着文体不同而因形赋势。这里“势”就有一种动态的、变化中的状态之意。那么，在小说的叙事中，也就有了前后文的相互影响、相互呼应、相互蓄成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个意思。的过程，这个力量就是为了托出文章终究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在小说中就是核心角色、核心情节。

那么，再回到《三国演义》的关羽、张飞之死所带来的“文势”。关羽之死的背景是曹操西征，得东川之后欲取西川；诸葛亮以归还荆州为条件向刘备献策，主张联合孙吴，而孙权却求和于曹操，刘备一方孤军对抗曹操。在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之下，刘备一方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比如，诸葛亮智取汉中，刘备进位汉中王；关羽拔襄阳、取樊城，但是，在小说的叙事中，关羽丧命之灾已有暗示：夜梦一猪咬住了自己的脚。果然，在守樊城中，关羽被庞德放冷箭伤及左臂，生擒庞德、于禁，水淹樊城；又被曹仁放箭射中右臂。虽然关羽得到神医华佗的精心医治，为其刮骨疗伤，此环节极写关羽如何忍痛刮骨，不露痛苦声色，以突显关羽非凡的英雄胆魄。但孙权趁关羽受伤之机派吕蒙攻取荆州，这种攻心之计果然奏效了，关羽在气愤之下，箭创崩裂，拖着病躯率军取荆州，最终兵败麦城。在逃亡之际，吴兵以长钩锁将关羽绊倒，关羽最终被东吴潘璋部将马忠生擒并杀害。对比史书《三国志》，小说里有着鲜明“蓄势”意义、被作家重笔渲染的情节就是刮骨疗伤、关羽梦猪，以及孙吴的攻心之计。而这几个情节中，恰恰包含了作家对关羽这一类“英雄”心灵状态的把握，那便是：对功名和理想的执着，对道义的全力坚守。“功名”、“理想”与“道义”，也正是蜀汉一方显得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精神内核。犹如一个伟大巍峨的堤坝，将滚滚的历史洪流提升到直下万钧的悲壮境界。可是，关羽之死，却是这个伟大堤坝溃败的关键一环。蜀汉一方的溃败，实质上呈现了“道义”②蜀汉的“义”包含家国民生大义、朋友兄弟之义、君臣知遇之义，几乎囊括了儒者最全面的价值理想。受到挫败的残忍事实。“义”在“利”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塑造为“奸雄”，主要凸显的是其谋权之“利”。面前的全面溃败，也正是小说《三国演义》历史迷惘与悲剧情调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关羽之死这个“动全身”的“牵一发”之关契点，有着多么重要的“蓄势”意义。就连张飞之死，也可以说是关羽之死所造成紧张文势的一种延续和加强。关羽死后，张飞烦恼，酒醉时刑责了部下范疆、张达，此二人趁张飞酒醉将其杀死，割了张飞首级，逃往东吴。

纵观关、张之死，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加深了刘备与孙吴两方的仇恨；第二，在刘备一方胜利在望之际，灾祸突如其来，二将陨落；第三，二人忠勇尚义、胆气凌云，却死于无名之辈的阴谋算计，轻而易举被斩下首级，小说前文对二将之轰轰烈烈的铺垫与落难时寥寥草草的殒命形成强烈的反差。仇恨的积累，造起刘备愤激的“情势”；胜利在望突陨两将，形成天柱倾危的“危势”；强烈反差，造成读者读之不甘的“悲势”。“情势”、“危势”、“悲势”，使原本大好且道义所在的刘备一方乾坤逆转，急流暗涌终于在此处形成惊涛骇浪。刘备为雪弟恨不顾诸葛亮与群臣的反对兴兵伐吴。孙权本想要联合刘备伐曹操，而此时刘备却一心报仇，孙权惧，于是向曹丕写表称臣，加速了天下由分向合之势。“英雄”本身代表着不同凡响、不甘平庸的价值认同，“死”的种种情形意味着作家所推崇的终极追求，英雄关于生死的思考，往往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意味——超越现实的理想和情怀。刘备乃为义而死。这个“义”包含桃园结义、拯救天下之义、仁君贤臣之义，这“义”为刘备赢得百姓拥戴、读者情感倾向的，但后两者，即拯救天下之义、仁君贤臣之义，最终都让位给兄弟情义。雪弟恨先主兴兵，刘备一生谨慎，临死冲动，为桃园之义而死，白帝托孤。这一笔，让小说的叙事终于归落内在心性，而不再牵扯于事功名利，悲剧主题得到深化。

3.死而不甘的悲剧力量

“死而不甘”的原型，在上古神话中有刑天、精卫。《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8](231)《山海经·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6](98)刑天失败，被天帝割去头颅，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干戚。炎帝的幼女被东海之水淹死之后，化为精卫鸟。这些死而不死的原型，实际上是遭遇劫难之后以另一种形式的再生，他们往往更比劫难之前具有战斗力。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一股不甘被堙没的强大意志。这意志终究是一种自我英雄意识、挑战天命的战斗精神。《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之死，多与道义相关，在“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之下，“奸雄”曹操之死呼应“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观念。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则为义而死，为情节的高潮蓄积文势：一方面营造出英雄不假天命的悲剧气氛，另一方面也为后面诸葛亮独撑蜀汉大局做铺垫，唤起读者诸葛亮这一鞠躬尽瘁的艺术形象的忧心忡忡的功业期待。从这一点来看，《三国演义》层层铺垫的文势是这样的：十常侍之乱、黄巾之乱、董卓之乱，为了渲染刘、关、张聚义与功业之路，刘、关、张聚义则呼唤了卧龙出山、三分天下。如此看来，整部小说浓墨重彩着力表现的人物并非三国之首，也并非关羽、张飞等一众豪杰，而恰恰是诸葛亮这个凝聚着智勇道义与天命悲情的传奇英雄。而小说的精彩部分，无论是隆中对、舌战群儒、孙刘联合、三气周瑜、智取荆州、七擒孟获等等，都没有离开诸葛亮这个绝对主角。一系列如有神助的智谋展示之后，诸葛亮的轰然倒掉，在文势上正如高峰绝壁，垂落千丈。由此看来，诸葛亮之死，竟是小说情势高潮与文势回落的转捩点。

在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之死这一情节中，集智谋、道义与传奇色彩于一身的卧龙先生说：“吾本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不幸中道丧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5](332)此段诸葛亮的自述与交代后事，透露出其天命如此却心有不甘的心迹，即使生命逝去，也要以一缕幽魂支撑起蜀国的战斗力量，诸葛亮在自述命数中抒发悲哀，小说极致地凸显他的智谋超卓，几乎无人能够战胜他，可是在天意面前却显示出一个英雄强者的哀弱无力。“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一情节表面看是彰显诸葛亮死而不死的智慧威力，实际上隐含着英雄的无力感、不安天命的悲慨，从而唤起读者浓郁的悲情，形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之死只是如下描述：“是年（建兴十二年）九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5]（824）在前后文的叙述中，主要突出的是诸葛亮“天下奇才”的特点，比如“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等。由此可见，小说关于诸葛亮之死的细节描述，是作家怀着英雄末路、心有不甘的深深情怀，所做的蕴藉之笔。这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中，犹如天崩地陷，轰轰烈烈，甚至令天地为之大悲。

结语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几位英雄之死，其因由与结果都各不相同，有的死于罪孽，有的死于仇恨，有的以死赢得尊严，有的以死殉道，有的因死而觉悟，有的死而不甘。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具有预兆伏线、蓄成文势、渲染悲剧气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