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初，全世界在不经意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中国社会也进入了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阶段。疫情与反制疫情考验着各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反常的方式印证了全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智慧与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彰显了中华文明“家国情怀”的独特优势，高扬了中华文化“共生传播”的生活智慧。

在世界如地球村的当下，不同文明是一种竞合关系。世界就是个大舞台，各个国家，不同文明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一种文明都有她自己的沟通方式，都有她自己的制度安排，都有她自己的文化基因。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舞台中诸多不同且强大的他者，是中华文明更坚定自信发展的参照系。中国正在逐渐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越接近舞台的中央，就越需要更为充分地认知自己的文明、展现自己的文明、创新自己的文明。在这种情境下，建构华夏传播学就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内在要求。华夏传播学的构建正是中华文明回应西方传播学中国化的理性诉求。正如中华文明因应西方哲学，就有中国哲学；因应西方社会学，就有中国社会学……因应西方传播学，自然就有中国传播学。华夏传播学是中国传播学大系统中以中华文明精神为底色建构起来的、与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相呼应的、具有突出本土色彩的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是华夏传播学中侧重从宏观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传播智慧的一大方向，她基于展现中华文明的自信，侧重从中华文明内部探究中华文明自己的传播特质，细言之，即探究中华文明内部各要素及其互动如何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绵延，进而在点与面的交织中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本期五篇文章从多角度展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魅力。《贤文化组织传播与“尚贤”治理建构：基于理念与实证的研究（下）》在上篇侧重从理论上探讨贤文化治理智慧的基础上，以中盐金坛公司积极构建的“贤文化”这一企业文化为例，探讨古老的贤文化在当代企业治理体系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我们领略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之一的贤文化是可能，也是可以在新时代迈出新步伐的，从而为深入探讨中华企业管理乃至组织传播理论创造了一种可能。《稷下学宫时期齐国的舆论营造》关注齐国稷下学宫时期齐国舆论营造的方式与效果，作者认为当时齐国官方、士人与民间良好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既为齐国的强盛营造了正向的舆论环境，又为稷下学宫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保障。《宋代国子监出版新考》一文则抽丝剥茧般地挖掘史料，在分析宋政府国子监政策、国子监建设、国子监体制及机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全面地呈现了宋代国子监出版源流、工厂、主体、经费、书籍种类及其销售情况，从而还原了国子监出版在国子监运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华夏公共传播形态的“东林运动”》一文引入公共传播研究视角探讨明末东林党运动，剖析了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东林政治运动是如何通过讲学等方式从事公共传播活动，联系庙堂与士人、民间的政治参与热情的，“东林运动”呈现出宝贵的“公共性”，也制造了社会舆论，影响了晚明社会的变局。然而，由于政治权力不对等，加之东林党人受自身礼法束缚，导致这一次公共传播实践难逃失败的命运。《作为“海丝”文化的媒介：中国外销瓷的历史特点与现实启示》则将“外销瓷”视为海丝文化的媒介，既注意到“外销瓷”传播中华文化的一面，也关注到“外销瓷”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面，从而严密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外销瓷”所具有的交流中外文化的媒介功能。作者还注意到在研究海丝文化的当代，只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和内容与传播这三大关系，“外销瓷”依然可以继续发挥其媒介功能。总而言之，本期五篇文章都采取小切口的方式来关注中华文明某一层面上的传播实践，以小见大，为促进华夏文明传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也展示了华夏文明传播的丰富面向与独特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