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我步入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阶段。从1990 年到2020 年这30 年时间里，我从三个方面步入学术正轨，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基本布局和主要成绩。

1 古代文言小说研究

文言小说研究是我学术研究起步之地，我全部的学术研究以此为根基，也很可能以此为最终的归宿。

1982 年，我在恩师刘叶秋和宁宗一两位先生指导下开始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并于1985 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三年学习和学位论文写作为我的学术研究框定了基本的方向和格局，毕业后我继续在文言小说这块开垦于硕士学习期间并相对熟悉的处女地深耕细作。

因为对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不完全满意，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对其进行弥补和充实。恩师刘叶秋先生也一直叮咛我，要找机会把硕士论文扩展为一部学术著作。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图书出版环境与今天完全是两个天地，那时不存在作者自费出书的情况，一部学术著作能否出版，完全由出版社根据其学术价值和学界需求来择定。所以那时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要想出版一本学术著作，难度很大。

但学问又不能不做，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为期待中的目标做脚踏实地的准备。期间我参与了若干种以古代小说为主要内容的辞典和工具书词条的编写，为后来撰写《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做了一定的必要准备。

也许是应验了“天道酬勤”这句话，大约在1989 年的时候，一个意外到来的机会为我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的出版开启了幸运之门。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当时著名出版家林辰先生主持下，对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收藏的中国明清小说进行了整理，并推出了一个“明清小说”出版工程。这个出版工程为辽宁出版界收获了中国古代小说出版重镇的社会声誉。为了配合这个工程，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辽宁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带有中国小说题材类型史创意性质的学术性丛书——《中国小说史丛书》，先后出版了黄岩柏的《中国公案小说史》和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罗立群是南开中文系朱一玄先生的嫡传弟子，人称“罗大侠”。该书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经朱先生向辽宁人民出版社推荐之后很快得到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朱先生又向这套丛书的责编常晶女士推荐我的《中国志人小说史》，认为该选题出自刘叶秋先生的授意，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先生的亲自指导，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价值。

这里要插几句朱一玄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恩泽玉惠。当年我报考明清小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时，我开始将导师锁定在南开大学的朱一玄（第一志愿）和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泽吉（第二志愿）两位先生上，但又意外发现该年招生目录中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由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刘叶秋先生指导的“笔记小说”专业方向。这个意外惊喜让我临时改变了报考方向。但朱一玄先生也同在南开大学，如果我能考取，将来仍有机会向朱先生学习和请教，这使我稍显失落的心情有了很大的宽慰。入学后我拜见朱一玄先生的时候，还特地向他说明了这一情况。朱先生听了之后慷慨而谦虚地说，刘先生学问好，难得招生一次。你能考取刘先生的研究生，是你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机遇，要好好珍惜。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师生名分，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实际的学术和师生交往。朱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硕士毕业第二年（1986 年），朱一玄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在山东桓台举办的王渔洋（王士禛）学术研讨会，朱先生特地向会议举办方请求，让我写一篇关于王士禛笔记小说的论文参加这次会议。恩师于1988 年故去之后，朱先生特地找到我，要我务必协助他，一起完成恩师刘叶秋先生未竟的《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编撰工作。我毫不犹豫承接了这个任务，并协助朱先生完成了很多事务性工作。这个过程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私人感情。可以说，自恩师刘叶秋先生故去之后，朱一玄先生无形中成为我学术生涯中赖以依靠的一棵大树，我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他的荫护。《中国志人小说史》得以出版就是其中重要一例。

《中国志人小说史》选题很快获得出版社通过，我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将全书框架拓展为十章，书稿字数从硕士论文的近5 万字增加到近30 万字。该书不仅体量有了很大扩展，而且在基础文献寻访和整体框架把握上都更趋成熟。该书于1991 年10 月出版时，朱一玄先生欣然赐序。朱先生将该书的学术价值大致归纳为三点：一是选题填补了空白。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一直缺乏系统研究。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专门辟有《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一章，对这类小说做了大致勾勒介绍之外，尚无更深入的挖掘研究。该书第一次以专书形式系统研究志人小说，开辟了小说研究的新领域；二是对志人小说做了比较扎实的文献考据工作，考证辨析出若干志人小说中的舛误讹错，纠正若干前人误说；三是从理论层面对志人小说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如对志人小说概念范围的界定，从历史文化思潮的角度分析各个时代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对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小说体例形式艺术规律的总结，等等。该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并获得好评。吴云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一书认为：“纵观百年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研究，在前50 年，贡献最大的首推鲁迅；在后50 年，以李剑国、宁稼雨的成就比较突出。鲁迅的研究比较简略，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在总体上有开创之功；李剑国在志怪小说研究方面，宁稼雨在志人小说研究方面，具体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自己的见解。”该书还认为：“宁氏的志人小说研究，比较细致深入，有些方面填补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此后也有一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总的来看，还没有超出宁氏的成就。”

1996 年出版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是我在《中国志人小说史》基础上的拓展之作，但该书最早的创意者其实是恩师刘叶秋先生。早在20世纪80 年代初，恩师《历代笔记概述》甫经出版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海外学者建议，可在该书基础上仿照《四库提要》形式，将其扩充为《历代笔记总目提要》。恩师非常重视这个建议，并决定做成此事。我硕士毕业后，他与我相约合作完成此书，大致的计划是在三五年内我们各自把手里的学术研究项目处理完毕，同时为该书积累第一手材料，大约在1990 年前后两人全力投入此项工作。遗憾的是，恩师于1988 年6 月23 日猝然离世，这个宏伟计划未能如愿实现。

恩师虽然离世，但恩师这个宏愿我没有忘记。在撰写《中国志人小说史》和小说工具书词条之时，我已经在暗暗盘算如何启动恩师未竟的宏愿。我同时也尝试和一些出版社联系出版此书，虽然未能成功，但几次与出版社磋商选题的经历，尤其是一些出版社对此书提出的有益建议，让我愈加明确了此书的撰写方向。在前北京中国书店出版部杨华老师的建议下，我把恩师最初设想的《历代笔记总目提要》调整为《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这样做缩小了研究范围，在操作上更具可行性。

经过几年的准备，我终于迎来该书列入出版计划的喜讯。1991 年，我的《中国志人小说史》一书出版后，我将此书呈送给老友兼乡贤、时任齐鲁书社古籍编辑室主任的周晶先生，并同时向他提交了在齐鲁书社出版该书的选题申请。周晶先生既是出版家、古籍收藏家，也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有过研究的学者。在他的积极奔走下，该书选题终于在1992 年获得通过。选题通过之后，出版社出于对我个人的关心，提出是否有可能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撰写此书。此前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有二：一是鉴于国内若干工具书和出版物因多人合作而出现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二是集体合作需要由该领域权威的大牌学者领衔，方有足够感召力。而我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出版社基本认可了我的理由，确定由我个人独力完成这部书稿。

从1992 年开始，该书进入全面撰写阶段。尽管此前有过撰写《中国志人小说史》和若干小说工具书词条的积累，但这些积累与撰写一部史无前例、反映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全貌的工具书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为此我从几个方面权衡设计，惨淡经营，力争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是合理界定文言小说的内涵与外延。鉴于古今小说概念出入较大造成小说文体界限模糊的情况，完成此书的先决条件就是科学界定文言小说的概念和内涵。我在参照学术前贤相关成果和充分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基础上，用今人的小说文体概念（以古代公私目录学著作的“小说家”门类为基本依据）对文言小说进行厘定和处理，保留其中与现代小说概念基本吻合的部分，剔除其中明显与现代小说概念龃龉的部分，增补前书没有收入的作品，力求全面反映古代文言小说的实际面貌。

其次是尽最大努力搜集文言小说作品的原始信息。以一己之力完成这部反映古代2000 多部文言小说的提要工具书，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以穷尽全部的原始文献信息。为此我把全部文献分为四类：一是尽最大努力占有第一手材料信息（以京津两地的国家和地方图书馆为主，兼及其他地方图书馆）；二是对尚无条件占有第一手信息的作品努力通过其他渠道予以吸收和借鉴；三是对部分亡佚作品进行考证和辑佚，力求恢复原貌；四是对通过以上三种途径仍然难以解决的文献问题加以注明，付之阙如。

第三是力求保证提要内容的学术含金量。这部提要是对已有的两部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的增补，也是对已经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呼应。为提高学术质量，我将书中每个词条的撰写体例规定为：原始著录和现存版本信息；作者生平简历及其文献出处；图书基本内容、艺术手法特征；部分故事的源流演变情况；图书在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等等。

经过三年的潜心工作，该书于1995 年基本杀青。完稿后我专程赴北京程毅中先生寓所，请他审读部分稿件内容，并请他为本书撰写序言和题签书名。程先生欣然应允，并为该书题诗一首：

谈情说鬼妄言之，小道可观不让诗。

雪纂风钞成别录，其中甘苦有谁知？

该书1996年12月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强反响，被视为文言小说研究的重大成果和必备工具书。朱一玄先生、卞孝萱先生等撰文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黄霖、许建平著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认为：“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言小说目录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文言小说研究的新进展。”当然，独力完成一部包含2000 多条、字数近百万的工具书，其中的舛误失察在所难免。学界对此也有过批评指正，我本着对学术负责、对真理负责的态度，吸取了其中的合理部分，也自行修订了书中的不妥之处。这些修改体现在本人与朱一玄、陈桂声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文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一书中。

我于2017 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是我对文言小说（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研究的全面总结和继续深化。该项目的基本目标是遴选确定《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全目》，对入选作品进行辑佚、校勘和笺证，计划于2023 年之后结项，预期成果为六卷本的《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

2 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是我的第二个学术研究领域。

文学与文化研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它将研究视野从文学自身引向社会文化，注重从历史、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去挖掘文学的文化蕴涵，以期对文学作出更为深切的诠释。该领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罗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和孙昌武先生的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代表了南开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最强实力。

我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起始于我在撰写《中国志人小说史》时遇到的一个瓶颈——《世说新语》。

在写作《世说新语》这一章时，我发现除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外，其他文学史、小说史和专门论著对《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名士风貌的解读基本还局限在庸俗社会学的僵化窠臼中，往往用阶级斗争的尺度去衡量与评价魏晋名士的生活行为，结果不仅隔靴搔痒，有时甚至南辕北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充分了解魏晋时期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始面貌，然后才能获得对《世说新语》中名士故事的发言权和解释权。按照这个思路，结合《中国志人小说史》中《世说新语》一章的书写，我先完成了一部近20 万字的书稿《〈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努力通过《世说新语》所描写的魏晋名士的生活故事去挖掘探索其中所蕴含的深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蕴。1990 年初，我还以这部书稿的油印初稿为讲义，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门新的选修课《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后改名为“《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获得较好反响。

20 世纪90 年代初，江西人民出版社曾计划出版一套“中古文化史丛书”，由季羡林、庞朴、周一良先生担任主编。我把这部书稿投给了这套丛书。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主编之一庞朴先生通读我的书稿之后，亲笔书写了修改建议，并特地派当时担任丛书秘书的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后来名声大噪的钱文忠兄专程从北京到天津找到我，转送并传达庞朴先生的修改意见。接到庞朴先生的意见，我非常激动，按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后返回。但世事难料，由于出版社人事发生变动，这套丛书被迫搁浅。尽管我的书稿未能如愿在江西出版，但按照庞朴先生的指导修改之后，书稿的质量有了较大提升。这部书稿的原稿后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其中的主要部分在做了一些内容调整和语言表述转换之后，以《魏晋风度》为名由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92 年出版（1996 年重印）。

这两部专著是学界较早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在学界和社会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魏晋风度》在大陆有较大影响，该书曾连续几个月位居图书销售榜前列；《〈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在海外有较大影响）。这两部书是我进入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第一步，也是我后来继续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资本。

由于这两部书稿的成功出版和较好影响，加上《中国志人小说史》的成功，辽宁人民出版社约我撰写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稿（初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本书》），内容是通过三十种中国古代典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在写作时既要总结出这部典籍的基本内容和文化蕴含，又要把其所代表的文化勾勒清楚，以这种以点带面的形式，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个侧面。该书的编撰采取主编负责制，邀请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为主编，我和葛荃兄为副主编。我除了负责全书的架构设计和联络分工等事务外，还承担书中三部典籍的选择与文章撰写工作，分别是《〈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世说新语〉与中国隐逸文化》和《〈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也使我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作为这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延伸，我还主编过一部《华夏文化大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出版），该书从物质、制度、风俗、思想四个层面梳理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中国文化史撰写体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将研究重点锁定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上。1994 年我承担了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的研究工作，该项目的两部成果《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出版）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南开大学2003 年出版）体现了我从更广的层面和更深的角度来研究六朝小说的企图。

《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六朝小说的文体研究，研究汉魏六朝文体小说的起源和体例特征。下编为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从玄学、宗教、风俗等方面研究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的文化蕴含。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王齐洲先生撰文评价此书：“对小说渊源的细心探讨，以及对《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的揭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科学精神。”

《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一书的副标题是“《世说新语》的士人人格精神史研究”，该书既是“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的子课题，又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孙昌武先生基于我的研究积累和教育部项目的结题需求，向我推荐了日本学者吉川中夫的《六朝的精神史研究》一书，并建议我参考该书，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以加深和拓展对《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创新研究。我研读了该书的主旨和研究路径之后，认为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非常契合《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实际情况，于是以此为中心主旨，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深翻旧土，栽种新苗，展开全新的魏晋士人精神史研究。该书不仅受到论文答辩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也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前《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先生和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认为该书把《世说新语》暨魏晋风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书稿大部分内容先后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文史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典籍文化研究》等重要刊物。

在深入研究魏晋文化与文学的基础上，我继续深化拓展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基本要点是：以中国文化“三段说”为理论基础审视和解剖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三段说”的基本观点在《华夏文化大观》一书中已见端倪。我在《中国文化“三段说”刍议》（《求索》2017 年第3 期）一文中集中阐述了这个理论，大意为：中国文化按照时间顺序和内涵特征可大致分为相互衔接并关联的三个时段，即先秦两汉的帝王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宋代的士人文化，元明清的市民文化等。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各个部分和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文化格局的制约和限定。这个理论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角度。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方面做过两个尝试，一是以“三段说”为立论纲领，观照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发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 期，人大复印资料2019 年第3 期全文转载）一文，并主编一部以“三段说”为统领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两卷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二是在参与“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项目组时，以“三段说”为立论纲领，发表《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之研究价值》（《江淮论坛》2018 年第2 期）、《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 期）、《中古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学术研究》2019 年第1 期）等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化“三段论”的认识，以及由此派生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具体解读，正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实践。

3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我本人提出的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新方法，其目的在于解决20 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20 世纪之前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以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研究为主，评点研究具有不拘内容、形式活泼自由的特点，但存在缺乏学科体系性和逻辑性等缺点。从20 世纪初开始，受20 世纪以来“西体中用”文化学术环境影响，以王国维、鲁迅、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将西方叙事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文体史研究和系统深入的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结束了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存在的离散和不系统状态，基本实现了研究范式与西方的接轨与同步。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与中国叙事文学固有形态不尽吻合的短肋，主要表现在：很多汇集诸多文体、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如王昭君故事、西厢记故事）因受制于文体史与作家作品研究范式而被分解和割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跳出上述范式，回到故事类型的研究视点和研究范式上。鉴于此，我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一直在思考和摸索这种故事类型研究理论和操作方法，到目前已经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规模，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在参照西方民间文学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以故事类型为主的实际情况，在横向从故事类型索引编纂、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和叙事文化学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设计了中国叙事文化学整体研究框架，在纵向则努力充实完善以上设计格局，摸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故事类型索引编纂以故事类型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它一方面参考西方《世界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分类创意和方法，一方面根据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以书面文学为主的实际情况，另起炉灶，编纂《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奠定基础。

个案故事类型研究选取符合研究条件的个案故事，从故事类型遴选、文献搜集和梳理，故事类型的形态演变描述与文化蕴含解读，故事类型形态演变的文学手段作用等若干方面对故事类型进行系统研究。

叙事文化学理论研究则在索引编制和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理依据进行探索，并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归纳和理论总结。

从1993 年开始，我对以上三个横向问题开展持续研究，从白手起家到如今的初具规模，中间经历了四个时段：

第一时段从1993 到2004 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段的研究以研究生课程建设、学业指导和学位论文指导为基本形式，以研究生课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设为主要表现形式。期间中国叙事文化学课程讲义先后更新过三个版本，终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思路、学理依据和操作方法有了基本轮廓。从1997 年开始，我指导门下研究生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撰写学位论文。在此期间，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中心，以课程建设、学业指导和学位论文为实践形式的三位一体的教学科研模式也初步形成。

第二时段从2004 年至2012 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崭露头角阶段。2004 年，随着指导博士工作的开始，中国叙事文化学升格为博士课程。期间，我和部分学生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写成的理论文章和个案研究论文陆续在学术刊物发表。2007 年，由我本人撰写的全面阐述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学理依据和操作程序的论文《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发表于《中州学刊》2007 年第1 期，《厦门教育学院学报》《九江学院学报》分别于2009 年和2012 年开设专栏，推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系列个案研究成果。2011 年，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基础工程之一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夯实了基础。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作为拓展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探索性方法，开始进入学界视野。

第三时段从2012 年至2018 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形成规模时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索和积累，逐渐显现出规模效应。其主要表现有：从2012 年开始，《天中学刊》以每年4 期，每期2-3 篇的幅度，连续8 年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有了长期稳定的成果发表阵地。八年中共开专栏30 期，发表论文近百篇。国内二十余位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学者（如郭英德、陈文新、张国风等）和大量青年学子参与其中。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完成的部分博士论文也陆续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在这些成果带动下，学界逐渐接受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2018 年2 月28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李永杰文章《学者倡议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归纳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和学术价值。我本人也不断受到国内一些高校的邀请（约20 所左右），就此方法开展学术报告。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博士生开始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来写作学位论文。

第四时段从2019 年至现在，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步入正轨并向纵深发展时期。2019 年8月11-13 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天中学刊》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在河南省驻马店黄淮学院召开。会议重要主题就是研讨交流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并讨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存在的困难和解决方法。这次会议在更大程度上明确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价值，肯定了该方法的学术性和可行性，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鼓足了士气。会后，《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清俐以《推动叙事文化学研究走向纵深》为题，在该报发表综述文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影响。

从1993 年到现在，我一方面摸索和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先后承担并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一方面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70 余篇。与此同时，我还将向学界推介这种研究方法。从21 世纪开始，叙事文化学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和社会瞩目。经过近30 年的经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弥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法缺陷的方案，逐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实践，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前景和学术应用价值。

回顾正式步入学术殿堂以来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感触颇多，主要有：首先，我有幸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安心踏实做学问。这个感触既来自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所感，也来自上一代学者的谆谆教诲（刘泽华先生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眼前发生什么情况，与1949-1979 那三十年相比，能够令人聊以欣慰的就是不用陷入无休止的运动当中，自己可以安心做学问，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其次，正因为有这个感触，所以这三十多年不敢有丝毫懈怠，一直孜孜以求。我书案边的墙上挂着恩师刘叶秋先生的照片，每当读书研究劳累，眼睛发涩时，抬头看到恩师的照片，就如同鲁迅看到了藤野先生的照片，感觉受到无穷的鞭策。我今生学术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恩师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所以丝毫不敢松懈；第三，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能够以宇宙过客的身份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正能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此生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