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萍

1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2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航空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明代中期，“前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口号，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一扫明代前期“台阁体”的浮靡文风，为明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宗唐的诗歌变革道路上，诗人尽以杜甫为典范，晚明学者焦竑记录说“弘治、正德以来，学士大夫非马记杜诗不以谈”[1]155。明代中期诗人对杜甫晚年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当时“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对《秋兴八首》的研究与摹写，一大批诗人继而接踵效之，形成了“千家和《秋兴》”的诗坛盛事。本文拟从李梦阳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接受为切入点，考察《秋兴八首》与李梦阳文学创作与诗学理论构建的作用。

1 李梦阳的杜甫诗学承袭

在明代之前，杜甫的《秋兴八首》并不为人所重视，没有一个选本将八首诗全部收录，拟作者也是寥寥无几。而在明代，杜甫的《秋兴八首》几乎成为诗坛的现象级之作，世人争相模仿。事实上，杜甫《秋兴八首》在明代勃然兴起不是偶然，而是杜甫诗学在明代发展，以及明代文学在激烈的社会思潮变化中积极演进的一角透视。

明初，由于社会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生凋零，诗人笔下多是凝重悲怆之作。以“吴中四杰”之一杨基为例，其写春色则云“惆怅隋堤千万树，淡烟疏雨正沉沉”(《新柳》)，写生活则如“江南万里不归家，笛里分明说鬓华。”(《即景》)本该温暖的早春东风，在诗人眼中，何以让千树万树愈发惆怅？本该生机勃勃的春雨怎会让气氛更加沉闷？这些诗句分明是诗人在战乱中感到时光易逝漂泊不定的无奈和叹息。总的来看，明初诗人承袭了宋元以来俗中见雅的诗歌风格，但看着眼前山河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状，明初诗人们更忧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命运，高啟夜闻李杜诗而写下“李供奉、杜拾遗，当时流落俱堪悲。严公欲杀力士怒，白首江海长忧饥。二公才高且如此，君今谓我将何为。”[2]2768这样的客观的现实环境与主观的悲观心态，使明初诗坛与盛唐气象相去甚远。

杜甫作为唐诗大家的地位在前代早有定论，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诗坛上明确提出独尊杜甫的人并不占多数。“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是认可元稹对杜甫评价的诗人之一。他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认为：“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3]23宋濂充分肯定杜甫“集大成者”的地位，为明代诗人学杜开启了先声。在这篇诗论中，除了褒奖杜甫，他还一一列举了汉代以来文学大家以前人为师的学习路径，强调从“初虽有所沿袭”到“末復自成一家之言”，变化创新是诗人的必经之路。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作诗之人存在的问题。“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3]24以我为师，以心为师的学诗风气，受到了南宋以来心学的深刻影响。明初，理学与心学趋向合流，在“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作用下，宣扬道学高谈性理的“性气诗”风气见长，彼此推演，迂腐空虚，致使文学风日衰，严重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

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杜甫诗学在明代发展的重要著作。他除了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之外，选本又特别推崇盛唐诗歌，对杨士弘的《唐音》选本不录李、杜诗歌的短处进行了重选增补，对之前受到冷落的杜甫《秋兴八首》也一首不落地全部收入集中，让这一组被前代选本遗落的七律明珠，有机会在明代人前一展全貌。更关键的是，高棅提出了“辨家”的观点。他说：“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辨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4]10高棅指示学诗之人，要深入分析不同诗人诗作的特点，认识不同诗人写作风格的特殊性，才能作出与众不同的诗作。这种识人辨体的学诗之法，加深了明代人对唐诗风格的进一步认识，为李梦阳积极学习杜甫沉郁顿挫的特点，明确了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向，对明代诗人重新认识唐代诗歌并形成宗唐风气有重要影响。

明代“杜甫诗学”的积极推动者是李东阳。在明初“台阁体”偃旗息鼓后，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取而代之，作为当时的文坛掌舵人，李东阳也提倡作诗要学习唐调，而且率先提出了学诗要学杜的主张。李东阳认为：“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调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为可远为杜学也。”[2]2810但久居庙堂之高，似乎束缚了李东阳的作诗视域，他的诗作仍然带着台阁体的习气。

古人学诗，必有师友渊源。弘治、正德年间崛起的李梦阳，正是在与师友的唱和中，扛起了杜甫诗学在明代兴起的大旗。作为李东阳弘治六年录取的士子，李梦阳对李东阳以“我师”相称，对李东阳在打破“台阁体”羸弱文风的功绩赞誉有加。在赠别诗友徐祯卿的诗中，他写道“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5]156李东阳既是朝廷重臣，又是京师文坛领袖，对李梦阳而言，李东阳无疑是自己政治上的伯乐，还是自己学诗的指路人。虽然二李由于年岁和职位差距悬殊，从史书上看两人的交集也并不如同为茶陵派的杨一清、储巏、乔宇等人，但从作诗重视声调、节奏、法度、用字等方面，二李可谓是一脉相承的。正是有这样在学诗和事业上的师承因素，“前七子”才沿着李东阳的道路，继续诗坛改革，开启了明代诗坛的“盛唐模式”，使杜学在茶陵派之后成为诗坛大势，改变了明初以来诗歌纤靡孱弱的状况。李梦阳以杜诗为参照，力正古风的诗歌创作实践，也使得朝野诗风文风为之一变。

2 《秋兴八首》与李梦阳的儒士精神

明代诗人对《秋兴八首》这组七律喜爱有加。与李梦阳同于弘治六年进士登第的王良臣曾在其作《诗评密谛》中明确表述了明代诗人学作《秋兴八首》的盛况: “杜甫《秋兴八首》脍炙千古，我明属和者甚多。”[6]8417

杜诗优秀之章不胜枚举，为何明人对《秋兴八首》这组律诗情有独钟？众所周知，《秋兴八首》作于杜甫晚年客居夔州之时，此时家国破败，诗人饱经人世沧桑和生活的困苦，所见所感与裘马轻肥的青年时代，已是另开了一番天地，含蓄蕴藉，意格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更加鲜明。以各家选录最多的《秋兴八首》(其一)为例，诗云：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2]1791

从形式上看，《秋兴八首》(其一)对仗工整，音调阴沉低徊，起伏顿挫，使读者顿觉荡气回肠。从内容上看，诗人把借景抒情营造意境运用至极，深宏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展现无遗。首联中，“玉露”“枫树林”实为日常之景，但此时露水已不是滋养万物的甘泽，枫树林的生命力还是随时间不可遏制地一点点逝去，萧瑟情状遍布满眼，此为沉郁的第一层；颔联诗人把视线转向更为开阔的江上，天地风云本来具有无穷的空间延展性，此时却也已经拧扭在一起，这种混沌一样的意象，本质上是诗人内心无奈的真实写照，此为沉郁的第二层；颈联“他日泪”与“故园心”相随照应，成为全篇的诗眼，虽然往事不堪回想身心皆悲，但仍然心系故园，捧出一腔赤诚的家国情怀，此为沉郁第三层；尾联回到现实中，言冬天就在眼前，而自己却只身着单衣，困苦不堪。“催刀尺”和“急暮砧”两个意象用得极为妥帖，秋气既深，必须及时赶制和洗净过冬的衣物，曰“催”曰“急”，尤见时间紧迫，诗人漂泊异乡的无家之感跃然纸上，又复可凄可叹。

如果说，杜甫《秋兴八首》本身的写作特色是促使明代诗人以之为楷模的外在因素，那么，儒家士子对社会民生的重视和家国命运的关切则是李梦阳推崇《秋兴八首》的深刻内在原因。

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盛行于世。以馆阁文臣为主体的诗歌圈子创作多是应制、题赠、酬和，着力与歌颂圣德，粉饰太平，诗歌观风美刺的社会民生省查功能丧失殆尽。成化年间，李东阳在主文柄之际，也曾力主诗文要回归“诗言志”的儒家正轨，认为“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3]33但他自己多年历官馆阁，不免沿袭了一些台阁体的痕迹，以致“茶陵派”对台阁体的冲击并不彻底。

待到正德，朝廷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宦官刘瑾专权，朝纲废弛，加上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对社会思想的钳制，有志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君责任家国意识便更加迫切地体现出来。在与刘瑾正面斗争中，李梦阳直接参与其中，出计献策，草撰谏书，不惧生死，表现出了以家国社稷为己任的崇高儒士精神。这种精神，与杜甫至德二年(757年)四月，冒着生死的风险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投奔肃宗颇为相似。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诗文复古的目标也正是“反古俗而变流靡”，以期用文学为时政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想以个人之力扭转整个朝廷和社会的颓势显然希望渺茫。杜甫一心想为国效力却不得重用，同样，李梦阳也在逆流中壮志难酬。史载，正德二年，刘瑾矫诏，把李梦阳、韩文等五十三人定为“奸党”，李梦阳深陷囹圄，幸得同有才名的康海及时相救，才得以保住性命，史称“丁卯之变”[7]651-652。这场正义文士与专权宦官的斗争，终以失败告终。身心困苦的从政经历，与杜甫相似的心境，对诗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在正德五年刘瑾集团覆灭后，李梦阳才在《朝正唱和诗跋》中发泄出来，“正德丁卯之变，缙绅罹残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唱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8]552满腔的郁愁和无奈又如何排遣呢？李梦阳并没有学王维、孟浩然那样投入虚无主义的怀抱，从佛教中自寻清净和超脱，而是学习杜甫像工笔画家一样，把所见所感用文字一一记录下来，逐渐形成了自己雄浑健拔的诗歌风格。

3 杜甫《秋兴八首》对李梦阳诗品的影响

作为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在推动杜学在明代的发展以及促进《秋兴八首》的传播上功不可没。梅鼎祚就曾感慨道: “《秋兴八首》肇自少陵，近代李献吉以后踵效之。”[9]卷43，李梦阳对杜诗的学习颇为深入，自己也模仿杜诗写下了《秋怀八首》，在此兹录李梦阳诗作，试做比较分析。李梦阳《秋怀八首》云[10]卷29：

其一

龙池放舶他年事，坐对南山忆往时。紫阁峯如欺太白，昆吾山自绕皇陂。双洲菡萏秋堪落，乱水蒹葭晩更悲，谷口子真今得否，攀云骑马任吾之。

其二

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马羣。囘首可怜鼙鼓急，几时重起郭将军。

其三

宣宗玉殿空山里，野寺霜黄鎻碧梧。不见虎贲移大内，尚闻龙舸戏西湖。芙蓉断絶秋江冷，环珮凄凉夜月孤。辛苦调羹三相国，十年垂拱一愁无。

其四

苑西辽后洗妆楼，槛外芳湖静不流。乱世君臣那在眼，异时松柏自深愁。雕阑玉柱留天女，锦石秋花隐御舟。万古中华还此地，我皇亲为扫神州。

其五

单于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遂使至尊临便殿，坐忧兵甲不还宫。调和幸赖惟三老，阅实今看有数公。闻道健儿今战死，暮云羌笛满云中。

其六

大同宣府羽书同，莫道居庸设险功。安得昔时白马将，横行早破黑山戎。书生误国空谈里，禄食惊心旅病中，女直外连忧不细，急将兵马备辽东。

其七

曾为转饷趋榆塞，尚忆悲秋泪满衣。沙白冻霜月皎皎，孤城哀笛鴈飞飞，运筹前后无功伐,推毂分明有是非.西国壮丁输挽尽,近边烟火至今稀。

其八

崑仑北极转天河，独马年时向此过。渥洼西望迷龙种，突厥南侵牧槖驼。黄花古驿风沙起，白雪隂山金鼓多。况是固原新战鬬，居人指点说干戈。

李梦阳的《秋怀八首》脱胎于杜甫《秋兴八首》确有凿证。杜诗有句“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秋兴八首》其八)”，李诗则学“紫阁峰如欺太白，昆吾山自绕皇陂”，杜诗有句“鱼龙寂寞秋江冷 ，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 李诗则学“芙蓉断絶秋江冷，环珮凄凉夜月孤”。虽然李梦阳的拟作亦见得出模仿杜甫的痕迹，但在当时已属上乘之作。

在模仿的问题上，李梦阳与同为“前七子”代表人物的何景明意见相左，展开激烈的论战。何景明讥讽李梦阳诗作刻意模仿，以致尽为古人影子，李梦阳则予以犀利回击，认为作诗必须遵法，如同筑室，必有规矩。值得肯定的是，李梦阳在固法的同时，实际上也注意到了“通变”的意义。刘勰曾言“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常有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术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固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11]200这就是说，诗文体制规格是因袭继承的，而诗文的辞采气骨则必须通达变化才有持续的生命力。在《驳何氏论文书》中李梦阳说：“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12]卷61从这段回答看，李梦阳也已经注意到了创作中模仿古人和文辞创新的关系问题，并且更注重在客观现实基础上表现主观情感，以实现以古人之形达今人之意的目的，这在明代中期，诚有可圈可点之处。黄庭坚也曾评价杜甫：“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固谓杜韩自作此语耳。”[2]2804可见，诗作模仿古来有之，只是每个人由于才性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等因素，作诗的能力才不尽相同，后世的评价才高下相见。

且不论当时二人输赢如何，就诗学理论建设而言，两家对诗歌法度、情感、创新等问题的探讨，无疑推进了明人对诗歌本质性的认识。同时，李梦阳对杜甫《秋兴八首》的研究与创作，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学理论建构。

3.1 以“顿挫倒插”为诗之作法要领

明人王维桢评价李梦阳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13]卷286在节奏上，李梦阳学习杜甫变七律诗中常见的上四下三句式为上二下五句式，杜甫有“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李梦阳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马羣。”(《秋怀八首》其二),时急时徐，开合动荡，变化有致。在句法上，李梦阳也模仿杜甫，力主变化，常用倒装、倒插等手法，使表达更具新意。杜诗《秋兴八首》(其八)中的颔联“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世人尤喜揣摩。倒装语反，更突出香稻富足、梧桐的茂盛，而并非实写鹦鹉和凤凰。李梦阳诗文中也常见倒装法，例如“辛苦调羹三相国，十年垂拱一愁无。”(《秋怀八首》其三)、“崑仑北极转天河，独马年时向此过。”(《秋怀八首》其八)等诗句，音韵铿锵, 乃觉劲健。而倒插法李梦阳也能运用自如，所谓倒插，即先表现某物的特征，但不说明写作对象，下文再插入具体人物。这样的写法更有利于吸引读者注意，激发好奇的审美心理。例如李梦阳在《专赠林公》一诗中, 先不说明写谁，而是先言“南经战伐驾北还, 丽云迟日蔼燕关”[12]卷30, 在写景造势之后，才写出“新有越裳供雪雉, 更闻飞将夺天山”,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3.2 以“宣志道和”为诗之思想指向

“宣志”显然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诗言志”不仅是自古以来诗的本质目的，也是诗人风骨的体现。杜甫在《秋兴八首》中以“故园心”总领八章，尽管自己落魄在夔州，仍恋恋牵挂家国兴亡和民生疾苦，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等句，彰显出力透纸背的忧国嫉时之感。苏轼论杜诗云“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2803以杜甫为榜样的李梦阳，也同样深怀着家国之志，从“囘首可怜鼙鼓急，几时重起郭将军。”(《秋怀八首》其二)、“万古中华还此地，我皇亲为扫神州。”(《秋怀八首》其四)、“女直外连忧不细，急将兵马备辽东。”(《秋怀八首》其六)等诗句中，不难看出他对内忧外患的忧虑和期望社稷安泰的家国之情。

“道和”则是李梦阳对诗歌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明辨。他在《与徐氏论文书》中说：“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12]卷61从以上论断来看，李梦阳“道和”的指向是与儒家要求文章有益政教的现实主义理想同行相向的。孔子论文以“文质彬彬”为最高标准，“质”胜“文”或者“文”胜“质”都不可取。杜甫《秋兴八首》的内容与形式恰到好处，“满腔愤懑却出以温厚和平之语，全然不露圭角。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三百篇》之遗响犹存，真所谓大家数也。”[14]31李梦阳对诗歌“贵宛”“贵质”“贵情”以及“贵融洽”的归纳与理解，可以说正是他学杜的重要收获。

3.3 以“发音原情”为诗之鉴赏标准

李梦阳在其诗集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而真诗的来源最根本的在于情感，这一点他在与王子的对话中恍然大悟。“王子曰：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古者国异风，即其俗成声。今之俗既历胡，乃其曲乌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12]卷50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在历来被认为是创作论的关键，刘勰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5]212杜甫在评价庾信认为其文章老更成，就与他后期羁留北方，迸发出对故国乡土的深刻怀念之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主客观同情而生发出的作品，如杜甫《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皆因其字里行间情深可感而深入人心。同样，在杜甫《秋兴八首》中，眼前的客观之景，由于诗人牵挂故国的深情而打上了同样的主观情感的烙印，显得格外萧瑟与悲凉。相比之下，李梦阳的《秋怀八首》在诗歌技巧上或许没有超越杜甫，但在用情上，并不比杜诗浅薄，从“双洲菡萏秋堪落，乱水蒹葭晩更悲。”“曾为转饷趋榆塞，尚忆悲秋泪满衣”等句中，明晰可见李梦阳对现实的无奈之情和社会的忧心之情。

4 结语

杜甫《秋兴八首》作为其近体律诗的代表作，对李梦阳的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清代沈德潜曾评价李梦阳：“七言近体开合动荡, 不拘故方, 准之少陵, 几于具体, 故当雄视一代”。[16]卷4同时，杜甫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明代诗人，以李梦阳为代表，明代诗人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学习与模拟，对明代中期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产生了正向作用，扭转了“台阁体”轻浮萎靡的风气，重新确立了为时为事做诗的社会现实主义标杆。可以看出，李梦阳提倡诗学复古，之所以选择并推崇杜甫，本质上是处于思想压制和政治乱局中的文人，在表达个人境遇的同时，以文化挽救时局的意图，深刻展现出李梦阳忧国忧民的社会价值观与写实深情的诗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