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北京参加《花城》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回来，就收到了李晁的微信，说2020年是《山花》创刊七十周年，刊物将开辟一个“我与《山花》”的栏目，希望我能写一篇。我当即回复：这个必须写。

然后就想到了三月里离世的何锐先生。那次也是李晁传来消息，闻之鼻子一酸，后来便有了一篇怀念老何的文字。如今再写，就觉得不大容易分得开——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山花》与老何在我心里一直就这么重叠着。1950年《山花》——当时叫《贵州文艺》问世，七年后我才出生，作为后生的我此刻却怀着一份复杂的心情坐在电脑面前，写一篇喜忧参半的文字了。

我与《山花》的交往比较晚，始于1996年。老何大概是从《作家》宗仁发那里要了我的联系方式，于是便电话约稿。与同代作家相比，我有两点不同——其一，我不在圈子里，不参加任何文学组织;其二，他们一直在写着，我却写写停停，显得心不在焉。那个时期我的生活显得杂乱无章，疏于伏案，但还是应约写了一个短篇《小姨在天上放羊》。检索文集，应是我最短的一个短篇，三千来字，却是用心写就。很快，小说发表于当年《山花》的第八期，反响还不差。老何好像还专门摘登了一些业内人士对它的评价。日本介绍我的小说，也由此篇开始。这以后老何仍是约稿不断，翌年，我又在《山花》第二期上发了两个短篇《假面女孩》和《报人》，其中《假面女孩》被《小说月报》转载（我印象里，这是该刊首次转载我的小说）。我和《山花》的关系，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但是与何锐却一直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