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二涛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与杜威、舒斯特曼齐名的美国当代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美学家。自1979年《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罗蒂哲学就引发学界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罗蒂哲学的文学、文化政治转向尤其是对2016年美国富人当选总统的准确预言而引发了学界对罗蒂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更广泛的关注。2009年至今，国外关于罗蒂美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笔者收集近十年来国外与罗蒂美学思想研究直接相关成果20余篇，其中代表性成果18篇。按照主题，这些文献可分为五个方面。本文拟从以下五点分析罗蒂美学思想的研究状况。

一、罗蒂生平及其哲学思想研究

罗蒂生平及其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关于罗蒂的托洛茨基与野兰花关系研究。比如，尼尔·盖斯卡伊尼(Neil Gascoigne)的《理查德·罗蒂》(2009)、查尔斯·吉尼翁(Guignon,C.)和大卫·希利(Hiley,D.)的《理查德·罗蒂》(2011)。他们共同提到，托洛茨基属于个体成长中的社会责任问题，野兰花是罗蒂的个人爱好，两者在个体成长中如何平衡、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罗蒂最大的困惑。哲学能解决吗？哲学有什么用？这是促使罗蒂选择哲学的重要原因。2.关于罗蒂哲学从镜式哲学到信念哲学演变的研究。比如，格斯·尼尔(Neil Gross)的《理查德·罗蒂：美国哲学家的生成》(2008)，詹姆斯·塔塔格利亚(Tartaglia,James)的《理查德·罗蒂：领军哲学家批评文集》(2009)，奥克西·兰德尔(Randall E.Auxier)和哈恩·莱维斯·埃德温(Levis Edwin Hahn)合编的《理查德·罗蒂的哲学》(2010)，奥克西·兰德尔(Randall E.Auxier)和哈恩·莱维斯·埃德温(Levis Edwin Hahn)编的《理查德·罗蒂的哲学》(2010)以及亚历山大·格罗西纳(Alexander Gröschner)、库普曼·科林(Colin,Coopman)和桑德博思·迈克(Mike Sandbothe)的《罗蒂：从实用主义哲学到文化政治学》(2013)。3.关于罗蒂的语言偶然相对主义观念与庄子的视角相对主义的比较研究。比如，斯蒂芬斯·丹尼尔(Daniel J.Stephens,2008)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道：罗蒂与古代中国的语言和标准社会哲学》。

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的关系是罗蒂美学思想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哲学有什么用”衍生出的问题。对该问题的描述为我们把握罗蒂美学思想中社会责任与个人爱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来源作了铺垫。同时，罗蒂美学思想也是从罗蒂的哲学思想中衍生出来的，二者在内在逻辑上有关联。对罗蒂哲学思想前后期逻辑演变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罗蒂美学思想的后现代背景作了铺垫。

在罗蒂的哲学思想中，语言偶然观念是罗蒂走向美学思想的起点。理清罗蒂的语言偶然观念的内涵与独特性对理清他的美学思想具有奠基性意义。以庄子的相对主义观念为参照，从伦理层面比较罗蒂的语言偶然观念与庄子的视角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相似性为我们准确地把握罗蒂美学思想中语言偶然观念的内涵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罗蒂审美经验、艺术观念研究

对罗蒂审美经验与艺术观念的研究集中在六点。1.罗蒂审美经验研究。比如，沃帕里尔·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J,Voparil)从情感教育的视角分析了罗蒂的政治与审美经验思想，把我们相似的人看成我们的一员，并将之视为情感教育的宗旨，认为小说是比哲学与政治理论对民主与平等的斗争作出更多贡献的民主体裁，将小说作为罗蒂进行公共与私人领域区分的理由，将再描述视为注重情感想像、可揭示个体与社会不可见的变化的工具。2.罗蒂语言、社会互动与自我意识关系研究。[1]比如，罗莎·卡尔卡泰(Calcaterra,Rosa M)根据语言、社会互动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将之界定为审美向善主义。[2]3.罗蒂艺术教育社会功能研究。比如，伊曼努尔·阿基雷(Aguirre,Imanol )从艺术视角将罗蒂的艺术教育的社会重构功能视为自我创造，将艺术的力量视为罗蒂偶然性与激发想像力、扩展对他人的感受以及最终走向自我完善的来源。[3]4.罗蒂艺术观念的审美特性研究。比如，威廉姆·霍利(Hawley,William.M)依据罗蒂从狄更斯小说中获得的文化健康的希望和对高级艺术的牺牲，将罗蒂的美学视为平民主义美学。[4]5.罗蒂伦理思想的审美特性研究。比如，理查德·舒斯特曼(Shusterman,Richard)从伦理审美化的历史演变视角将罗蒂伦理思想审美特性概括为伦理审美化。[5]6.罗蒂哲学对话倾向研究。比如，安德烈·奥西普措夫(Andrey Osiptsov)与奥尔加·齐布利科(Olga Tsybulko)从哲学史视角研究了罗蒂哲学的对话倾向以及在私人领域中研究罗蒂审美创造的可能。[6]

以上研究成果涉及的观念对我们从哲学思想内部准确定位罗蒂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包括罗蒂的无基础主义观念、语汇偶然、自我偶然、社会偶然观念以及自我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外在指向和联系。这些未包括进来的研究成果恰恰是构成罗蒂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只有准确把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准确、令人信服地定位罗蒂美学思想。

三、罗蒂反基础主义哲学观念研究

罗蒂反基础主义哲学观念研究主要包括德里达的哲学书写观念、反基础主义观念、摩门教观念、创造性想像力观念、杜威的民主与文化批评观念和怀特海的形而上学观念。比如，安德鲁·古斯塔夫森(Andrew Gustafson)从罗蒂、安德鲁·古斯塔夫森(Andrew Gustafson)与商业伦理之间关系视角，分析了罗蒂拒斥标准、反对表象与实在二分、重视对话的观念。[7]斯蒂芬T.克兰尼(Stephen T.Cranney)从摩门教视角通过对罗蒂妻子和女儿的访谈揭示了摩门教对罗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自我成长观念的影响，揭示了布鲁姆的创造性想象力对罗蒂想像力概念的影响，真理与人的独特性之间的关联。[8]耐德·柯托伊斯(Ned Curthoys)从文学批评视角分析了罗蒂实用主义的文学批评再习惯化观念，强调创造性想像力在人的能力中的核心地位和文学批评在罗蒂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主张通过新语汇来达到自我形成。[9]克瑞斯·沃帕里尔(Chris Voparil)从哲学重构的视角比较了罗蒂与杜威之间的异同，认为，罗蒂与杜威将哲学视为文化批评、重视民主，将哲学的积极作用视为以新的说话方式代替旧的说话方式，将促进我们成长视为哲学的任务，将小说视为民主文体。[10]拉塞尔·杜瓦诺伊(Russell J.Duvernoy)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入手，将对怀特海的批判作为罗蒂脱离形而上学过程的显现以及走向再描述的思想来源，进而界定再描述的内涵并将忽视形而上学作为罗蒂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11]

罗蒂对反表象主义观念和怀特海哲学的批判研究为我们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之外把握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观念的来源作了一定的铺垫。对罗蒂的想像力概念及其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想像力概念之间联系的研究为我们把握罗蒂美学思想的文学呈现及其想象力的内涵奠定基础。通过比较罗蒂与杜威的哲学定位的认识之间的关系，阐明哲学与文学批评、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哲学的积极作用，这为我们把握杜威与罗蒂美学思想的来源、话语更新、文学呈现之间的关系做了铺垫。

四、罗蒂文学相关术语研究

罗蒂文学相关术语研究主要涉及“反讽”“多元自我”“进步”和“文学教育”四个术语。比如，克里斯托弗·奥利森(Christorpher Oleson)从罗蒂的“反讽”与“正确理性”之间的尊严关系呈现了罗蒂语言描述的自我发明、反基础主义观念对更有效地把握审美实验的意义、罗蒂的反基础主义与他的审美偏好、弗洛伊德的无中心的自我观念的关联的意义。[12]维斯利·登普斯特(Wesley Dempster)从关键词视角研究了罗蒂的“多元自我”概念，认为，“多元自我”是审美概念、构成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内涵，培育多元自我是自我创造、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自由主义意味着减少残酷，自由条件下的团结是未来社会的希望。[13]斯库伦伯格(Schulenberg)从进步内涵的演变入手，描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与罗蒂的诗性文化的反基础主义哲学的特点。[14]安妮·马洪(ine Mahon)比较了罗蒂与卡维尔(Cavell)“文学教育”观念异同，将躲避分析哲学作为罗蒂转向文学的一个原因，根据小说、政治理论与哲学在塑造民主市民中的影响力选择小说，认为奥威尔和纳博科夫小说阅读的主要感受是不相信普遍观念，语言非决定性与引导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是罗蒂重视偶然性的原因。[15]

对罗蒂自我发明、反基础主义观念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罗蒂美学思想的语言再描述观念的内涵。对罗蒂的多元自我观念内涵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罗蒂再描述观念的特性及其政治指向。以卡维尔为参照，对罗蒂“文学教育”概念独特性的研究为我们理清罗蒂从哲学转向文学的原因以及他的语言偶然观念的内涵作了一定的铺垫。

以上这些观念恰恰是罗蒂美学思想中的关键词，理清其内涵无疑对我们把握罗蒂美学思想的反基础主义特点、文学层面很有启发。但是，这些研究尚未注意到罗蒂美学思想的政治层面及其与罗蒂美学思想的文学层面之间的关联和二者在罗蒂美学思想中发挥的共同作用。

五、罗蒂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研究

罗蒂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罗蒂的文学批评与政治之间的审美关联。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科普兰(John Stuart Copeland)为反驳文学批评与政治意义分离的观点，突出了罗蒂的文学批评与政治在文化审美空间内相互关联的观点。[16]帕拉·尼古拉斯(Para Nicolás)以《偶然、反讽与团结》为例，认为理解审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离。[17]

2.罗蒂的虚构故事的想像性介入与对他者的道德感知主要从文学与政治层面展开。比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将虚构故事的想像性介入视为罗蒂自我形成观念的方式，将对他者的道德感知与减少残酷作为罗蒂选择小说的一个原因，将小说隐喻的创造、语汇碎片化作为语汇新旧更新的原因，将诗人的想像力与非语义性隐喻作为语汇更新的方式，将对语言功能的认识作为罗蒂再描述概念的一个思想来源，将对他者困境的同情视为罗蒂文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连接点。[18]

这两种观点分别涉及了罗蒂文学层面、政治层面以及这两个层面在确定罗蒂偏向小说及其小说批评的伦理倾向中的作用。鉴于这两个层面在罗蒂美学思想中的展开作用，我们说，对罗蒂文学、政治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清罗蒂美学思想的结构以及内在运思过程。但是，这仅仅是将罗蒂文学批评中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作为反驳文学与政治无关的理论资源，或者将其作为探究罗蒂再描述概念内涵的一个步骤，没有直接探究其与罗蒂美学思想之间的关联。

结语

近十年来，国外罗蒂美学思想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三点。第一，明确了罗蒂美学思想针对的主要问题——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的关系。第二，理清了罗蒂反基础主义观念与他对怀特海基础主义哲学观念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使我们能在罗蒂哲学思想整体中更全面地把握其反基础主义哲学观念。第三，对罗蒂的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之间的联系和想像力、反讽、自我等关键词的内涵的分析为我们把握罗蒂美学思想的内涵奠定基础。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哲学、文学批评、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视角切入，极少直接从美学视角切入，在内容上偏向于罗蒂后期哲学的内容，相对忽略罗蒂后期哲学与其前期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缺少在罗蒂哲学思想整体中把握其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意识，这导致学界对罗蒂美学思想的定位争论不休。因此，未来要进一步推动罗蒂美学思想研究，我们必须在罗蒂哲学思想整体中直接、系统研究罗蒂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