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燕

内容提要 ｜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兴起，传统殖民帝国主义土崩瓦解，“新帝国主义”悄然崛起。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国家主导世界体系不再依靠暴力殖民统治，而是以经济剥削和金融奴役等手段来维系与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关系。但究其根本，“新帝国主义”的“新”仅仅局限于表象层面，其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的延续，其本质内涵仍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得到最为精深的阐释和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对人们认知、辨析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无疑仍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剥削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焦点。区别于传统的以暴力掠夺和殖民统治为特征的帝国主义，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是形式上的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束掩盖了经济帝国主义的继续，并围绕“金融资本”这一核心内容提出了新帝国主义批判的种种理论。然而，“新帝国主义”其实并不“新”，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帝国主义的新形式、新变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尽管这部著作完成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意义不仅没有变小，反而更加显著起来。这是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至今依然为新帝国主义所固有的本质、基本特性以及内在矛盾和动力。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金融寡头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一大基本特征。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特征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和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属性和作用更加明显。

一、“新帝国主义”本质上是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

（一）资本逻辑依然是“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

既然是“新帝国主义”，那么相比于“帝国主义”它“新”在何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对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前提做了一个判断：“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加]埃伦·M. 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页。伍德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需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中，霸权的范围直接依赖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范围。”1[加]埃伦·M. 伍德：《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凭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因为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扩张无需依赖直接的政治统治或领土控制，只需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来维护霸权。资本主义基于资本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资本支配一切”的霸权力量，实现了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实现了向“新帝国主义”的转变。伍德将“新帝国主义”直接命名为“资本的帝国”，认为“在资本的经济霸权开始主导世界之前，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以集中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为特征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那个时期现在早已成为过去。至此，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2[加]埃伦·M. 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大卫·哈维（David Нarvey）直接将“新帝国主义”称为“资本帝国主义”，并指出，“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3[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页。可见，“新帝国主义”是资本逻辑作为主导逻辑、资本作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阶段，它是属于资本的帝国主义。迈克尔·哈特(Michael Н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其备受争议的著作《帝国》中更绝对地认为，民族国家主权已经完全让位于资本的帝国主权，而帝国主权则完全是资本的力量不断扩张超越民族国家疆域而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构成的主权形式。借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Нobbes）的话来说，帝国就是“全球资本利维坦”，但与利维坦的主权者是“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不同，帝国的主权者就是资本。

上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新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本质判断是深刻的，但是，他们对“新帝国主义论”的分析仅仅局限于表象层面，在某些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新帝国主义”尽管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然而，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最为深厚的基础——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和基于此之上的政治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军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不平衡发展”状态等诸多社会经济基本特征依然存在。

资本作为一个过程、一种机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空间扩张的逻辑，资本的扩张性不过是资本内在逻辑的展开。尽管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不是说原有的特征全部发生了转变，实际上，有些特征反而得到了加强。新帝国主义继续保持并强化了一些列宁所论述的基本特征，如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加剧、金融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资本输出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金融资本的对外扩张等。“从帝国主义的目的和本质来看，它与战前传统的帝国主义是一致的，都是强国为弱国，即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被其支配的国家制定和输出‘秩序’和制度。”4邢文增：《新帝国主义：理论、现实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二）金融资本是“新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变化发生于金融资本之中。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垄断的产物，是新帝国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在产业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资本的增殖需要通过生产过程以及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交换来实现，而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增强，资本以金钱和金融证券等形式出现，通过投机性交易来获得收入，实现了资本增殖的最大化。因为只有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值”1张宇：《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3期。的本性。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Нobson)最先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称为金融资本。他不仅看到金融利益先于商业利益，而且发现金融力量起到最后的决定作用，在金融发展中形成的金融家控制着社会的各个行业，成为“中心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构成了帝国主义经济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2[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47页。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Нilferding)看到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于股份公司，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工业垄断组织的产业资本家越来越合二为一，造成银行与产业之间的个人联合。因此，他将“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通过这种方法实际地转变产业资本，称作金融资本。”3[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王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5页。列宁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银行的作用及其变化，指出，帝国主义的主要成分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享有实际的垄断权，通过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获得了大量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资本则具有集中力量和深谋远虑的品质，而这正是使帝国主义运转起来所必需的。”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4页。

列宁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可见，金融资本体现着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列宁依据自己对德国银行资本发展的实证考察认为，帝国主义取代了早期资本主义用商品来进行扩张与压迫的模式，而采用了金融扩张，即用垄断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来垄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Francois Chesnais)也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金融全球化史无前例地加强了货币资本构造资本增殖运动的特殊能力，这种增殖运动表面上看是‘自主的’，但在它的背后，却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使生产中创造的财富转移的种种机制。”6[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金融资本正是以其独特的增殖方式而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资本的最佳表现形式，成为新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特征。

（三）金融资本的发展强化了“新帝国主义”的剥削属性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最本质、最基本的元素，资本向金融资本形态的转变，以及金融资本的发展、扩展和脱离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膨胀，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方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国际关系等内容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向金融资本形态的转变是由资本追求最大程度的剩余价值的本性所驱使的。这不仅导致企业利润获取方式的转变，还影响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资本可通过投机性交易资产即金融证券等来创造收入，与生产性资本不做任何交换。产业资本在各种形态的资本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即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是在生产领域获取剩余价值；而在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即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下，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并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进行，而是通过金融领域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得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金融化视为这样一种积累模式，即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获得。在该模式下，“资本的增值不再仅仅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换来实现，资本的金钱‘价值’形式在资本的增值过程中逐渐占主导和统治地位”，1[法]让-克洛德·得洛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张慧君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实现了资本的增值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

此外，在金融资本的扩张下，资本家阶级不仅获得剩余价值，还通过向工人阶级提供消费信贷等方法，利用金融掠夺的方式从工人的工资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从而使得劳动力商品日益“被金融化”。通过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种调整，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资本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霸权为后盾，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扩张，金融资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明显，金融资本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如此一来，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金融资本是推动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的力量，列宁指出，“金融资本可以统治任何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列宁以实证分析为依据来加以论证：英国的三五个大银行集团就支配着几千亿卢布，大英帝国的资本扩张使“英国资本”如同千条绳索缠住了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每一块土地。实际上，在列宁看来，军事政治殖民化之后就是经济殖民化，尤其是金融殖民化。

列宁明确地认定，“金融资产是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可以说，金融资本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直接瓜分。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认定：“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可见，金融资本是一种超经济、超地域的统治全世界的力量。

二、金融资本的繁荣背后是“新帝国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痼疾的存在，每一次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都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埋下更大的失衡与矛盾，貌似强大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也蕴含着深刻而全面的结构性危机。

（一）资本积累金融化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尽管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实体经济的萎缩，资本的总积累率也不断降低。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垄断资本需要把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转移到金融领域来创造更多经济剩余，以求获得更高的投机回报。这样，实际资本的形成开始让位于抽象财富的创造。当“资本不能在生产性经济部门内找到足够的可以带来利润的投资机会，便寻找出路以安置其过量的货币资本”，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福斯特谈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特征》，刘宏勋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这样，以“钱生钱”为特点的金融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积累的金融化”，而“金融业的快速膨胀又把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挤出，进一步侵占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2贾学军：《停滞背景下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福斯特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探讨》，《天府新论》2010年第4期。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开始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企业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本质无非是对全球市场、积累范围、生产资料的争夺。而在以美国崛起为代表的全球霸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秘密依然是加强中心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控制，特别是美国对于外围，进而对整个世界市场的控制。依据这一分析路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进一步总结道，在全球化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不是走向消失而是不断增强，只不过垄断的形式日益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对世界经济的主导。这些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追求经济剩余，它们的扩张不断挤占实体经济空间，缩减了生产性投资的盈利机会，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萧条与整个市场利润率的降低。

与实体经济大幅萎缩相对的是金融资本的虚拟化程度不断增强。金融资本已不再紧密地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单纯通过金融资本形式的转换以及买卖来获取利润已成为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所赖以生存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攫取全球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剥削方式的创新。这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取消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进行规模空前的金融投机赌博，通过“概念化的资本流动”和“以钱生钱”的逻辑造成了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结果，给资本主义经济埋下祸根，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正是靠虚拟的、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品制造的虚假需求，以及靠消费者透支未来的购买力来支撑规模不断扩大的供给所构成的。3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可见，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深化，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而导致的有效购买力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二）金融危机反复发生使资本主义体系危机重重

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于是金融部门受到了这些逐利资本的青睐。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在下降，过剩资本不得不从产业部门投向流动性更高的金融部门。随着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渐萎缩，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而以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则持续上升，金融资本取代了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但是由于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所获取的利润均来源于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尽管金融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生产企业提供融资和资金来源，但其发展应在一定限度内。否则，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只会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到“金融帝国”，以及由“IT经济”“知识经济”演变为赤裸裸的“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王国”的转变，金融资本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泡沫酵母，进而最终形成了整体的“泡沫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膨胀和美元霸权，使它们必然成为最大的“虚泡王国”。1田文峰：《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表象与本质——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之阐释》，《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其隐含的生产与消费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金融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的拓展和深化，美国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终将在愈来愈猛烈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陷入停滞，经济“金融化”带来的金融开放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困境却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主要依靠金融为金融提供资金，力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其结果只能是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这预示着新帝国主义体系的岌岌可危，也“为新的全球灾难开辟道路”。2John Bellamy Foster, Naked Imperialism: The U.S. Pursuit of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p.120.因为处于衰落期的帝国主义恰恰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它必然会激起新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诉诸军事的和金融的强权，以试图扭转局势并增强它们不断缩小的生产力”，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福斯特谈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特征》，刘宏勋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这将会导致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复活，从而加剧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战争危机。

（三）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展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等

通过促进金融资产增值与货币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剥削与控制越发隐蔽，但在一串串跳动的数字背后却是不平等的经济交往。如果恢复帝国主义经济分析的视角，同时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对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所造成的破坏，就会发现“‘不断走向末路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日益加速的生态危机’正在把人类推向‘划时代的危机’——这是整个历史时代所遭遇的大危机，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限扩张导致的‘抽象财富创造过程’”。4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pochal Crisis, Monthly Review,vol. 65, 2013, p.11.

列宁指出，“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2页。而如今，金融资本的规模及其虚拟化程度的增强更加凸显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豪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8页。对于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来说，这一判断仍然正确。新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两种形式的资本输出，实现了利润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同时使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家的寄生性不断加强。

“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分化了“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分化与对立。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以及金融产业的垄断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在北美与西欧等核心区域之外，一些“新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下流动”，并被清洗出富裕国家的行列，这也就意味着看似紧密的联盟其实内部充满着矛盾，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随时都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此外，由于构成竞争基础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各个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为现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从世界格局来看，金融发展催生的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新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了“服务化”或“后工业化”的趋势，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或金融产品，向其他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国家则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又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发达国家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借助虚拟的形式与抽象化的力量，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将触角伸至世界各地，并在缓慢增长的世界经济中攫取最大的利益”，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社会主义的复兴》，庄俊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这导致一些落后国家更加没有反抗的力量，并沦落为“第四世界”，其结果是整个世界都被拖入危险的境地，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失衡。

三、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与“新帝国主义”的未来走向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式，分析帝国主义的新特点，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并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尤其是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转变之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又获得了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一）“新帝国主义”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

“新帝国主义”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世界的主导。这是因为，首先，金融资本在维护“新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资本的规模稳步增长，其总量已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密切的渗透和融合已经逐渐演变成了银行资本与证券资本共同发挥金融资本作用。国际食利阶层正如列宁“帝国主义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世界体系范围内获取利益。即使是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种趋势也并未减缓。1孙玉健：《“新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6～87页。金融资本的扩张对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仍然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新帝国主义”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其次，“新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强化“中心—外围”格局，并借此不断榨取外围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财富，从而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维持“新帝国主义”的国际体系。

第三，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制度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并延缓了其灭亡的脚步。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了不少的调整，如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调控、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改良进行自我修复，延续了“新帝国主义”的生命周期。

因此，说帝国主义濒临死亡还为时过早。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帝国主义，但距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积累途径以及以它们自己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仍在发挥作用，多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历史使其积蓄了方方面面的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力量还不强，虽然各国存在一些进步力量，也出现一些不满当局和现行社会制度的群体性活动，但尚不能动摇其多年形成的基础。客观而言，“新帝国主义”虽然矛盾重重岌岌可危，但是在未来仍有发展的空间，甚至可能加快发展。

（二）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增加了“新帝国主义”的不稳定性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吸收剩余资本，即通过剥夺性积累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增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新帝国主义”通过“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等形式控制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表现为通过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并形成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维持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国内庞大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冲击等。在新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化仍然存在并持续扩大，全球财富分配结构主导的是分离而非融合的国际金融秩序，导致全球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受“新帝国主义”经济殖民的影响，被殖民国家相继出现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和经济低速增长等情况，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加剧，“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是不稳定的。

金融资本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周转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借助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干预和调节，私人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利益更大，劳动人民的相对收入份额在逐渐缩小，因而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都在加大，从而使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因素逐渐累积起来。同时，由于严重脱离了贸易、生产和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转，必然孕育并积累着新的矛盾。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全球制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的背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背离、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金融投机的肆意泛滥，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危害甚远的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思想危机和社会危机层层递进、相互强化，“新帝国主义”的不稳定性表露无遗。

“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经济调节手段缓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上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增长。但是，由于资本永远是追求利润的，“新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怎样调节都无法改变资本的逐利属性而去考虑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因而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所以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不管是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近年来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治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而且，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这些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因此，“新帝国主义”的不稳定性是无法克服的。

（三）“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

金融资本统治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数不多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实行金融奴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新帝国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准备。这体现在：金融寡头集中控制巨额资本，为了不断地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要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便战胜对手，占领市场，结果是生产过剩，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商品，这就会导致国家更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垄断越是发展，超额利润的重担就越是压在其他阶级身上。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社会主义作为对金融巨头独裁统治的回应将占据更大的舞台。

列宁借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Schultze Gehnitz）之口表达了金融资本的这种后果：“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语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7～688页。

一方面，资本为追逐利润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着更好的条件。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的财富，使得人不再需要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从事的劳动，使以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为目的的活动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下对资本组织形式等进行的各种调整，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对生产资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而这一目标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调整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新社会因素，如合作经济、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等。虽然这些新社会因素并不是新社会制度本身，但是这些新社会因素的不断出现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着日益充分的准备，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

帝国主义的伙伴关系从来都是相对的。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却是一个没有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趋势。列宁指出，“现实正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1《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