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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强制性

2020-03-13曹建军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检察机关

曹建军

检察公益调查核实程序是连接线索发现与诉前、诉讼程序的关键性纽带,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也构成检察机关开展与推进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性权力与基础性保障,直接决定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的实际效果与提起公益诉讼的胜负成败。然而,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最高检试点办法》)第6条规定了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行使方式、对象与限度之后,调查核实权一直面临过度软化、刚性不足的质疑,可能无法应对调查取证的重重困境,更可能无法胜任公益诉讼的严峻任务。2018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施行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第6条则切断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调查核实权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调查取证权之间的联系,原则性地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权力,调查取证环节的强制性措施在“两高”司法机关的共识性框架内,只能借助和利用民事诉讼法上证据保全的规定。

为解决我国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强制性欠缺问题,我国学界有积极主张赋予检察机关不同于一般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不仅要对拒绝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主体进行制裁,〔1〕参见陈宏:《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调查权研究》,《法治论坛》2018年第3期。而且要探索构建“检察官+法警”的直接强制型调查取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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