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原 宋宗宇

在2019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①但是，见义勇为行政确认的判断标准却亟待厘定，福州“赵宇案”正当防卫认定的一波三折就是例证。②事实上，学界对见义勇为的行为构成争议不大，主要包括五项：其一，行为主体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法定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③约定义务则主要来源于合同。其二，行为具有利他性，这是见义勇为“义”的体现，要求行为人的目的是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④其三，行为具有危险性，这是见义勇为“勇”的体现，也是其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区分的重要标准。⑤其四，行为具有紧迫性，要求见义勇为是对正在发生的危难实施的积极救助行为。⑥其五，不要求行为的结果，即使救助行为客观上未达目的，仍成立见义勇为。⑦然而，诸如救助义务的具体内容、危险性与利他性的具体判断标准、行为结果弱化的程度等，学界却未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见义勇为行政确认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案例，可为上述问题研究提供宝贵素材。笔者统计了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案件共371件，其来源有二：一是近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候选人的事迹公示，⑧共180件。由于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产生于各地各部门评审出的见义勇为人员，⑨他们必然也经过了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其二，2013-2019年重庆市见义勇为行政确认19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