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俣璇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一、问题的缘起：格式条款逆向选择模型解释力的不足

格式合同的商品属性是讨论其市场有效性的默认条件和基础。无论作为商品组合的部分抑或商品组合本身，附随格式条款的商业属性与法律属性在交易中体现为质量因素。(1)参见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Limits of Cognition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47 Stan. L. Rev. 211, 241 (1995).只要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条款质量可在供需关系的自动调节中获得保障；反之，当买方无法识别格式合同的特定质量时，经营者则会倾向于提供低质量条款，直至市场在低质量位阶上达到均衡，这是经济学上的逆向选择模型对格式条款质量问题的解释，学界将此视为通说。(2)参见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uarterly J. Econ. 488, 488 (1970); 马辉：《格式条款信息规制论》，载《法学家》2014年第4期。基于该模型，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一端，也即消费者识别力的不足。传统经济学将其归于非协商性引发的信息不对称；行为经济学则解释为买方在认知决策层面的固有局限性。(3)参见Russell Korobkin, Bounded Rationality,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d Unconscionability, 70 U. Chi. L. Rev. 1203, 1216-1242 (2003).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对格式条款合意度的干扰，都只及于消费者实质磋商与核心决策范围之外的附随格式条款领域，因而附随格式条款容易存在“排除提供方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内容，对消费者效用小于等于零；核心给付条款作为消费者进入合同关系的主要目的，其合意度则保持常态性充足，因而对消费者效用值常态为正。(4)参见解亘：《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据此，信息障碍在保留合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的同时隐匿了其不受欢迎的属性，经过加权计算，消费者对合同整体的估值(即权重)便高于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