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丽娜孜·地里夏提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知识产权在中国立法中的确立，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将知识产权与别的民事权利并列入民法中加以规定，这便确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近代知识产权的形成经过由封建王朝帝王特许慢慢地向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变化的历史过程[1]。知识产权所针对的对象可认为是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信息，专利法保护的“新的技术方案”带来了个别领域最新的技术信息；而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通过报刊、书本、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的传播，变成人们最频繁、最宽泛的信息源。在此种意义来说，知识产权法可以名为信息保护法，可是，知识产权又不能简简单单的等同于对信息保护的信息产权。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化，各种需要保护的信息逐渐进入知识产权的视野，信息保护的对象领域越来越宽泛，知识产权法也应该适当的、适时的调整其权利范围。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法是具有私权属性的，私权又无法避开排他性保护的特性，本质上就带有垄断的特性。知识产权通过赋予创作人和发明人一定排他性特权来保护其权利，让其在发明、创新后得到肯定，也通过知识产权获得一定的利益。目的是激发公众的创新积极性，让新知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然而，所有的权利不仅需要保护，还需要有所制约和限制，知识产权也是如此。如果让知识产权肆意垄断，那知识就会垄断在一部分人的手中，别人研究不得，学习不得，反儿知识会断了延续，其余想要研究、学习的人因此被迫失去交流机会，同时失去了传承的机会，慢慢地整个社会的知识会陷入匮乏的状态。又或者，知识不是被创造者拥有，而是流入了商家，商家为从中牟利将原始开发资本和商品价格的差价抬高，致使商品消费群体太少，使商品无法普及，其实也是失去了商品的应该有的另一种内在价值，即造福和方便更多的人，这也是开创者的心愿。

反观古代中国，当时也有四大发明，也有享誉世界的名著，重点是当时的发明者、作者在发明、创作时的心态。其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为了让自己的创作能够有更多的人阅读，自己的思想能得到传播，也许因此出名，或因此得到金钱或者权位，但这绝对不是初衷。现在为了鼓励创造与发明，建立了一套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法律体系，但仔细观看，真正发明创作的人似乎也没有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富豪，反而是拥有了他们成果的商家得到大量的金钱，帮助他们继续投资别的研究项目以谋更大的利益。当然，作者和发明者不必考虑后续的问题，比如这个知识产权交由商家垄断后，他的作品有没有得到人们的喜爱被广泛的阅读，他的发明是不是只有很小部分群体得以受益，普通群众因为消费不起从不曾听闻，这对于发明者是可悲的。在物流横飞的今天，我们无法要求发明者和作者有任何的负担与责任，但是对于知识的垄断，作者和发明者都是间接的推手。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对一个个私权的排他性保护，通过一定程度的垄断前进的，这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人们无法打破，只要是想融入这个市场就要接受这个规律，并尽快适应它。

二、“陆某案”中由知识产权引发的深思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中也有一部分规定限制着恶意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然而悲剧还是时有发生。比如，之前引起争议和讨论的一部由事实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中徐峥饰演的角色就是当年引起轰动的“陆某案”中的陆某。陆某在被查出有白血病后连续吃了几年瑞士产的名叫“格列卫”的抗癌药控制病情，这药一瓶23500元，而一瓶只能吃一个月，一年光吃药稳定病情就要花费28万多，对于普通家庭是个巨大的负担，随后他发现有“印度版格列卫”一盒买到手需要4000元，自己服用效果好就推荐给病友，之后他便走上帮病友代购“印度格列卫”之路，并且团购价降到了200元，拯救了成千上万因贫困没办法吃药的白血病友。在2013年8月陆某被抓获，之后由白血病病友写联名信请求予以释放，最终由检察院撤回起诉结案。

所有的医药公司均会以盈利为目的，投入巨额的资金研发新的药物，自然需要收回成本。[2]如果不存在专利保护期限内的巨大利润，企业便会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如果不可以收回成本，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更不可能再生产新的药物了。不再生产新药便会使更多别的病人无药可医，最终影响医药业的新进展。电影热播后话题和争议健康权和知识产权哪个更重要？如果只考虑近期利益当然生命是无价的，是凌驾于知识产权的。但是如果从长远看来，知识产权的保护丝毫不能松懈，造成这个悲剧的不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 “格列卫”为例，瑞士的诺华制药公司是两个三百岁的大公司合并成立的公司，是全球最强的制药公司之一，为研发“格列卫”诺华公司耗时13年，耗资也是十几亿美元。专利保护是20年，这期间医药公司不仅要赚回研发成本，还要盈利运营公司以助后续研发新药提供资金，其后仿制药面市不会受专利权的阻拦。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制药业巨头罕见，而且没有能力直接耗巨资在研发新药上，只投资一些辅助性药物的研发，因此原药、治疗疑难杂症的救命药的开发被几大世界巨头制药公司垄断，由他们定价。这不能仅仅看作是知识产权带来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主要还是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保护及其限制中的现存问题

中国没有形成知识产权制度是有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在重农抑商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发展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与他国经济往来的加密，外来文化的进入，知识产权制度也随之而来[3]。但中国国民普遍对知识产权的了解与接纳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别国已对此游刃有余[4]这现象在国与国的交流中也十分明显。当代社会掌握知识、高科技和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通过对新产品、新方法的掌控，控制着资本的流动。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小工厂，被带去自己的发明和新方法，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给当地造成环境成污染，以最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后，又以高价卖给各个国家，高价买受国即大部分仍为提供劳动力又承担环境污染的发展中国家。

知识产权在传统文化领域保护不足，比如传统手工、农业、医药、民间文艺等多方领域保护不足，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被一些有强烈知识产权意识的国家的企业和商人拿去作为开发创新的资源，之后又对开发后的产品注册知识产权，排斥他人对此资源再次研究利用。而这些资源的原始主人因为知识产权意识不高，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都全然不知，等到意识觉醒，想要用这些资源研发新产品、新作品时，早已失去了自由使用的权利，还要像知识产权人支付大量的产权费，获得他们的允许才能使用。并且，因为传统文化资源过度商品化，想要保护传统文化的纯粹性，保留其原来的模样也变得困难。

四、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对策

知识产权的目标绝对不仅是发展经济，它的目标应该是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知识产权与生而来的非常优越的经济利益让它更有可能被商家垄断。商人经商谋求的即为经济效益，投入和回报成正比，并且回报越高越好，越快越好。在这种利益追求的推动下，他们很难做到从大局出发，考虑知识的传承与发展，财产在社会的均衡分配，以及每个个体对理想追求过程中对资源共享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来制约知识产权。

经济的全球化，让我国很多企业慢慢的面向更大的市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企业可能会在国内的市场遇到别的大型企业的垄断的行为而无计可施，但是，在他们走向别国的市场时，别国又有严格的反垄断法律控制他们的行为，又难以发展自己的业务。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不断更新的新时代，经济引领知识产权不断更新，同时知识产权又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现在，虽然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在中国不是特别明显，但伴随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和知识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也将会慢慢出现在市场中，这是经济和市场必然会带来的结果。因此，不论是为了在国内营造一种健康、自由的公平竞争环境还是为了在国际交往中可以维护我国中小企业的利益，我国都应该在知识产权滥用方面建立起较为严格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5]反垄断法中已经规定大量制约知识产权垄断的规定，但反垄断法是属于从宏观调控整体市场经济的法律，其与市场、国内外经济、当时国家的政策和政治需求息息相关。而知识产权法属于私法，是维护每一个单独的、具体的个体的私权利的法律，并且民法中规定了禁止权力滥用的原则，于此，笔者认为也应该在知识产权法中规定更多、更明确的法律来在私法领域也拥有比较全面的限制，以禁止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滥用行为。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我们如何面对是重要的。首先，中国已经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漩涡，那么知识产权必将成为伴随我们生活的法律。知识产权来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商品经济土壤中孕育成长，在西方已经很成熟，但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和制度，就如同西方的嘻哈文化进入中国虽然很久，但近两年才开始普遍接受。[6]同样的，知识产权进入发展中国家，到真正被全民接纳与吸收再到本土化需要一段时间。这期间顺利推行知识产权制度非常困难，但我们仍应该积极的学习相关的法律，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其次，只有国家有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优势地位，保护我国知识产权利益。最后在国家应该在医保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加大对原药的保障范围和力度。并且加强与他国在各方面的互助合作，争取更多的融入到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产业中，形成更大规模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