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立平

由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参考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于2019年2月正式启动，共收到来自全国240多家出版单位的800余种图书报送资料，优秀版权经理人报送58名，推动引進输出的典型人物报送27名。经过初评、复评、终评三个环节，最终推介出年度引进版优秀图书43种，输出版优秀图书101种，优秀版权经理人10名，推动引进输出的典型人物8名。

一、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总体概况

第十八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收到来自240多家出版单位的800余种图书报送资料，其中输出版图书478种。本次活动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图书版权输出地域集中，中国主题类图书增多

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推荐中，大社名社表现依然积极踊跃，中国主题类图书明显增多。与以往最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本届活动中各地人民出版社表现亮眼，均有图书报送，而且都为各具特色的输出版图书，这些品牌性、引领性的中国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学术专业出版社表现强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学术出版社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推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对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实践给予更加充分的论证、阐发，向着“中国诠释”的目标与要求努力迈进。

在输出地域方面，欧美发达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占半壁江山。整理数据资料发现，本届推介活动报送图书的版权输出地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7%）及德国（13%）、美国（7.7%）、英国（8.2%）、韩国（8.2%）、日本（3.8%）等。这与2018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统计数据基本吻合。全国新闻出版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输出图书版权10873项，输出地按数量依次为美国912项、韩国512项、英国476项、俄罗斯452项、德国435项、日本408项、法国244项、新加坡334项、加拿大103项，其他地区4988项。

2.跨文化合作领域拓宽

跨文化合作一直是科技图书“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海外重要科技图书出版机构与国内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策划实施科技图书项目，这一方面解决了翻译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克服了针对性适用性障碍。“中国高铁技术出版工程”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和爱思唯尔（Elsevier）长期的国际合作出版项目。本项目已经实现《高速铁路道岔设计理论与实践》《铁路选线设计》《高速铁路空间线形动力学分析理论与方法》《受电弓与接触网系统》等4种图书的英文翻译及合作出版。围绕“新能源”“车联网”等方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推出系列丛书出版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联手打造《智能制造研究》系列丛书英文版并向全球推广。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关于中国主题的图书需求量越来越大。原本广泛在科技图书出版领域采用的跨文化合作出版模式，也拓展到了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格致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在长期合作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出改版权授权输出为双方合作出版的新模式，首先应用在“当代经济学系列”学术著作合作中。此后，双方合作出版渐渐形成了成熟、顺畅的出版流程。截至目前，格致出版社与施普林格总共签订了20种优秀选题的合作出版协议，已成功出版9种，3种已启动翻译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承继了格致出版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积极拓展与施普林格的合作领域与范围，并成功拓展为包含主题出版、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合作。社科文献出版社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推出了“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内容涵盖经济改革、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方面。

3.对外投资机构作用凸显

近年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推动下，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逐年缩小，出版“走出去”工作也开始向更深入拓展，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积极进行海外布局，开始尝试本土化运作，通过兼并、收购、参股等形式，或者在海外成立分社或设立编辑部，从内容策划、编辑出版、营销推广等环节实施本土化运营。这些创新模式让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与图书出版“走出去”有了进一步的畅通渠道。通过整理分析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报送材料，我们发现，我国出版业对外投资机构（分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及中国主题图书国际编辑部等）在中国主题图书版权输出及出版“走出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1）注重建设海外国际出版平台、渠道和品牌

随着图书版权贸易的不断增多，我国出版业开始尝试与海外出版机构进行深层次的合作，探索在境外设立合作出版机构。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人卫美国出版公司、清华大学社收购日本树立株式会社、北京语言大学社的北美分社、江苏教育社收购美国PIL公司等形式的投资项目不断出现。近两年，国际编辑部或中国图书中心则成为图书出版重要的海外本土化运作模式。如中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先后在海外成立了多个国际编辑部;外文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等也均在海外成立了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由我国出版单位与海外出版机构或境外大学联合成立的中国主题图书国际编辑部已经超过100家。与之前的走出去模式不同，国际编辑部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双方优势，策划选题适销对路，扩大了海外传播，并可降低海外市场投资风险。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后更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联合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均意在探索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形成走出去的合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山东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本土化探索，策划品牌活动，从搭建版贸平台到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推进中外合作深入发展。

（2）境外实体机构策划运营产品效果凸显

随着我国出版海外子公司、分公司、中国主题国际图书编辑部的本土化项目不断增多，无论是海外图书出版质量还是海外传播影响力，都有了明显改善。

人民天舟摩洛哥分公司——灯塔出版社项目，是人民天舟为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发挥自身在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公司海外业务国际布局发展的基础上，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成立的海外分支机构。经过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和综合考量，灯塔出版社产品线主要集中在主题出版物和社科类、儿童类、艺术类图书。现已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阿语版、《屠呦呦传》阿语版、《中国青藏铁路》英语版、《万大姐姐有办法》阿语版、《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法语版、《漫画十万个为什么》法语版、《中国传统节日》阿语版、《趣味刮画》阿语版等近40种图书在北非及其他语种相关国家的出版发行。

尼山书屋是山东出版传媒公司及其下属的山东友谊出版社打造的中华文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品牌，到2018年12月，共有37家尼山书屋在海外落地。而专为尼山书屋量身打造的尼山书系图书品牌，根据不同受众国家的兴趣点、需求点，采取不一样的文化传播方式，精选推广中国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和全球借鉴意义的内容。经典系列首推《王蒙精选集（英文版）》（7卷本），我国管理学界知名学者陈春花教授三部作品的英文版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英文绘本《中国故事》。尼山书系注重从人本主义的叙事角度阐述中国文化，寻求多元文化认同。

为了打通海外市场，科学出版社先后成立了美国公司和日本东京分社，还计划在欧洲成立分支机构，旨在把适合当地市场的中国特有的出版资源介绍出去，同时根据当地高端科技、教学人员的需求，策划出版他们所需要的出版物。尤其是科学出版社日本东京分社，与日本的主流发行渠道日販、东贩有着紧密的联系，已将中国出版的一批学术图书推广到日本，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7000年》等。

二、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产品结构特点

图书版权贸易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衡量出版“走出去”能力的重要指标。自2003年把“出版走出去作为全面建设我国新闻出版业五大战略之一”以来，我国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也在逐年减少，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由2003年的15：1降低到2018年的1.48：1。输出内容也从集中于语言文字、中医武术、文化艺术类等知识传播向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传播转变。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中，大量具有重要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价值的作品表现亮眼。

1.由知识传播向价值传播转变

为了推动出版“走出去”，“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等资助项目相继推出，为图书海外传播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一批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反映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图书产品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的多语种翻译出版。通过本书的摸索与出版，外文出版社已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工作机制，整体业务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至2018年底，也已完成21个语种的版权输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也完成了5个语种（英文版、日文版、韩文版、阿尔巴尼亚文版、阿拉伯语版）的版权输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阿拉伯语版2018年出版发行，帮助广大阿拉伯地区的读者深入体会中国古诗文的意境，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除此之外，阐释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的精品专著也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著名国学教授楼宇烈撰写的《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输出13个语种（含中文繁体）的海外版权，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品格、中国和平发展之路背后的强大文化支撑提供了解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的理论思考成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权已经成功输出海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约达20个语种，目前，已经出版11个版本。作者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将中华文明的价值流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比，直观且深入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特点。

2.主题出版学术表达，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科学地解答当代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学术界面临的紧迫的时代课题。目前，我国的学术外译项目很多，但成功的并不多，这其中一方面是话语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学术国际传播过程中模糊了中国学术的概念。事实上，扩大中国故事影响力与显示学术水平两者是分不开的。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引进出版，用以展现国际化学术合作成果，探讨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是中国学术著作重要的海外版权引进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中国学术专著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他们认为，具有强烈的引领性和思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应当重视其译介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思想和精神的转译、学术观点的传达，尤为不易，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已输出英语、俄语、韩语、阿拉伯语、哈萨克语、泰语、越南语、白俄语、繁体中文等9个语种，用系统专业的史学知识为世界描绘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体现了国际出版对中国学术主题图书的兴趣，也为“红色学术”走出去提供了新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英文版由美国门廊出版集团引进出版。本书以学术视野解读中国发展，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英文版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话语垄断，挖掘了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和智识资源，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也为跨越西方和非西方界线的学术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平台。

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阿语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英文版）》等图书的输出，让世界了解立体的全方位的真实的中国传递出了中国声音。

3.打造“一带一路”版权精品

2018年，我国出版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数量在整体版权输出数量中所占比重已超55%。一批中国知名作家的作品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格致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将“高铁”与“一带一路”这两个议题完美结合，对高铁在重塑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黄山书社的《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由皇家柯林斯印度出版公司引进出版，该书以中国丝绸为线索，按时间顺序，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贸易，特别是技术、纹样的传播，做了详细的阐述。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版权贸易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图书的引领下，一大批反映中国主题的图书产品不断“走出去”。但繁荣背后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理性看待，冷静分析研究，寻找解决之策，才能让我国的优秀图书更具传播力，更具影响力。

1.版权收入不足，图书影响力有待提升

正如前文所说，图书版权贸易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衡量出版“走出去”能力的重要指标。就目前来看，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得到了提升，但能从图书版权贸易中获得收益的项目较少。从第十八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报送资料就能看出，引进版图书基本是以按期结算版税的形式合作，版税支付、销售量也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并且支付外方的版税金额都在上万元以上，而反观输出版图书，版权输出基本以一次付清，即买断形式为主，版权收入也大都在万元以下，销售数量不是没有，就是提示刚上市还未有数据统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出版“走出去”方面，仍然停留在只讲数量不求质量的层面。通过版权输出的图书虽然完成了“走出去”的第一步，但其在市场的表现及所产生的影响不在我们掌控之内。未来及今后的很长时间，出版业者在“走出去”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去研究解决译介哪些作品、以何种方式翻译、如何向海外读者推广等具体问题，这需要出版人的努力，也需要相关管理部门认真调研，做出合理的评测体系，以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

2.欧美等地的合作过于集中单一

在一系列国家奖励与资助工程的扶持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许多成效，也与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一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读者对中国了解的兴趣不断增强。一些海外大型出版机构为满足读者需求，主动策划推出相关的出版计划与出版选题，积极寻求国内出版合作机构，比如前文提到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德国的施普林格集团等。在第十八届输出版优秀图书中，通过这两家海外出版机构输出的图书项目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出，我国出版业者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过于依赖某些出版机构，而缺少主动出击的实力，这个实力来自对对方出版市场的了解，对海外读者阅读心理、阅读需求、阅读习惯的准确把握。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分散，产出投入比低

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与其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截至目前，我國已与8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出版合作全面开花。但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出版市场规模普遍较小，而相应的出版运作能力、读者基础、文化教育程度更是千差万别。我国出版业者与其开展出版交流合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各出版社还采用之前各自为战，单打独行的策略，势必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这就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在扶持与推动过程中，进行统一的宏观规划与布局，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成效突出、优势明显，又有经验的出版社的引领与带动作用。推动我国出版“走出去”从传统的版权层面的合作，逐渐向国内出版机构层面的合作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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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斌杰.共建“一带一路”出版合作机制 让出版“走出去”走深走实[N].国际出版周报，2019-08-12.

[3]魏玉山.“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