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云

摘要：我国近100年社会主义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即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理论演变为物态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本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对象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性来看，它不研究和回答具体问题，也不像具体科学那样，可以为实际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必然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虽不能具体化、实在化，但它提供了强有力的世界观指导、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支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对象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2-0005-08

在我国哲学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命题，并且这种争论持续至今仍不见有比较统一的认识。这属于正常的学术现象。因而，我们也就此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首先，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蕴涵关系，由前一命题不能必然得到后一命题。在国内一些研究者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已成为大家的一种普遍共识，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出场，也就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题中之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两个命题中的“中国化”，其意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二者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蕴涵关系，我们无法从前者演绎推导出后者。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认识与探讨中，许多研究者只是关注其表述上的字面含义，往往忽略甚至无视了以下三个基本历史事实，而这后者正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历史事实：我党“一大”提出的政治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即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它揭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原则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式、基本条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党在成立大会上，就提出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征程。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党提出的政治目标，是創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想客体，而不是统而言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这里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意义上使用的，它表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无疑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国家，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不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在它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中，也不存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任何具体实践都是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而展开的，因此，确定实践目的或目标，这是人们开展实践的第一个环节。我党提出的政治目标，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目标的确立，它不仅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具体内容与发展方向，而且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与实践指向，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二者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我国现阶段研究者却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来说极其重要的首要环节，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指向不明，思路不清，不得要领。

第二个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它缘起于我党依循科学社会主义而开启的中国革命实践。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13正是遵循这一指引，我党创立之后即投身于中国革命实践。然而，党内教条主义者，将共产国际指示奉为圣旨，简单照搬，致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毛泽东公开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534“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境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我党按照科学社会主义指引、根据“一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实践目标、在具体开展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其理论指向和实践指向都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个历史事实：我国近100年马克思主义实践，始终是围绕创建社会主义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这两个主要阶段性目标而相继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不仅要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让中国人民尽可能多地去享受和占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实成果。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实现了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段性目标;第二次飞跃则是以建设、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为主要实践内容，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

我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史，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它不仅充分表明了其核心主题和基本内容都是社会主义，而且深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本义：科学社会主义对象化、具体化。它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对象化客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4]80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的，它是以实现实践目标的现实需要为依据的，而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所有内容都“中国化”，这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知，并已成为一种规范性表达，因而，在语言社会中保持这一表达式的约定俗成用法，是完全必要的。正因为此，本文除非特别需要，也仍然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习惯性表述。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所指和固有意涵，应当有全面深入的认知和客观准确的把握。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而言，我们仅简要指出以下几点：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导演绎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推演表面看来是合逻辑的，而其实不然。因为，从最一般的理解而言，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多是指整体的馬克思主义，它与三个组成部分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从形式逻辑推理要求来看，从整体的属性并不能必然推出部分也具有该属性。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与事物间的类属关系，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逻辑关系，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果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推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那么据此类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可以推导出其中的每一个哲学原理、每一个哲学观点、每一个哲学概念等，都可以“中国化”，而这显然是可笑的。因此，从逻辑上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合理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们之间实际是一种“推不出”的关系。第二，正如上文所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其特定所指的，是不能随意滥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质是将理论观念能动转化为实在客体的过程。我国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可谓五花八门，并且以个人猜测居多，这些不同理解并不表明就是其本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上述理解，虽然接近或类似于一些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正确的，甚至是全面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特定的意涵，在未弄清楚之前，就将其套用到其它不同学科论域，至少可以说，这是不够严谨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也能“中国化”，那么，它能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中国那样，也能创造出一个类似的对象化世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它是属于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和实现思想的问题。假如我们党没有确立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实践目标，并付之于具体行动，那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也就丧失了它的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它如何被“中国化”呢？“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成为直接引领中国实践的行动指南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近代中国社会，那么，改造后的中国社会是怎样一个属人的对象化世界呢？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中国化”，并不是仅靠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推理就能得到结论的，它必须有充分的详尽的分析论证。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如此的逻辑延伸，更不具有与后者相同或相似的基本涵义。偏离后者的特定义蕴，泛泛而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似合理、正确，实则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本义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之不能成立，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哲学思维特性。哲学不是具体科学，有其固有的思维特质，如果背离哲学的本性，无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性区别，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否成立的问题，就将成为一个“无解”的“悬案”。

人类几千年思想发展史深度表明，哲学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总体性把握，科学则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实证性把握。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尚未分化的科学借腹于哲学的母体中孕育成长，因此，哲学曾经成为了科学之科学。但是，随着科学本身的独立发展，它早已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离出来。正因为此，在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成为了一种基本的常识性标识，更不用说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了，哲学与科学的“机缘巧合”，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而从哲学的固有特质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科学、不属于具体科学系列。哲学是求得人类智慧的根本方式，怀疑与批判既是哲学追寻人类智慧的直接表征，也是开启人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而哲学的追问与批判又是以对思想的反思为基础的，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也决定和规定了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的内在特质。与哲学一样，科学虽也是以理性、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但二者在追求目标、思维特质等方面有很大区别。具体科学是以人类实践的不同具体领域为思考视域和研究对象，它探寻的是人类世界中事物运动如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具体运动形式的具体规律。因而，科学就是为解决人类实践中的具体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的。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理论的具体化、对象化，可以为人类创造出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物态化实在客体。哲学是对人类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它既要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反思对象，但它又必须超越具体科学的实证层面，形成对人类世界的总体性观点和根本性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哲学思维特质，也就必然决定了它不是科学，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不能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化、客体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不是科学，但它具有科学性。有研究者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能像具体科学那样应用于现实生活，所谓“应用哲学”研究即属此列。在我们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对哲学的误解。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或者如一些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科学”或“科学性”，实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并不是说哲学具有与具体科学相同或相类的学科特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较之旧哲学，它明显具有正确性、真理性，所以我们才说它是科学。然而，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消解或抹煞它的哲学本性，更不意味着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具体科学、归属到科学的学科系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与以往旧哲学仅限于“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并以其科学的实践观，实现了与旧哲学的分野，完成了哲学史上的真正变革。有学者据此认为，实践性乃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特性，并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我们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误解。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把握与揭示，为人们的全部活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实践维度和实践视野，因而它又被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是，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改变，更不等于说，它因之就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具体答案。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根本性把握，但它之被称为哲学，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这就决定并表明了它不可能像建筑学、医学等具体科学那样，可以成为建筑师造桥建房的设计图纸、成为医生解除疑难杂症的妙策良方。“爱智”“求智”的哲学有自己独持的思维方式、思维特质，也有自己独特的任务与功能，它不回答具体问题，也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可能为人类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提供现实可行方案。而哲学的这些不可为、不能为，则正是具体科学研究的领域和任务。即使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同样不可能代替具体科学去做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科学的实践观，就可以包治世间所有疑难杂症，解决世上所有的实际问题，那么，科学探索还有什么意义？各门具体科学又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质来说，它是不需要、也是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被对象化的;它的原理、概念、范畴等，不可能经过“中国化”而被凝固成一个物态化的实在客体。

因此，在我们看来，从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及其与具体科学的区别来看，作为哲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具体化、对象化的，换言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从哲学的固有特质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能被理解为主体哲学立场的一种移植，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变成中国实践主体的立场，这即上面所提及的，以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工具去分析中国实际。然而，这种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主体间移植，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力的增强与扩展，它并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一种理论形态上的变化，更不会使之变成一个相应的对象化客体。因为，中国实际—不论是中国历史实际还是中国当前实际，都是客观存在的;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理论工具，去分析和看待这些实际时，实质是将我们对中国实际的认识、判断，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轨道，刻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烙印，其真正意蕴并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恰恰是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5]374或者说，将中国实际“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认识环节，但不是它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内容。这种哲学立场向中国主体的移植，虽然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活力，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与特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像具体科学那样，可以对象化、客体化。随便指出，我国现阶段许多研究者都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主体间移植，称之为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误解。

三

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实际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世界观指导、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支持，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功能的发挥与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实现，而必定会沦于空谈、遐想。

一是方法论支援。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而以其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则是方法论。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党将科学社会主义用于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引发的问题，而哲学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又是以“合规律”“合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突出表征的，因此，为论述上的方便，先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支援。

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即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观念形态转化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实质是认识论阐明的理论向实践飞跃的过程。由于“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认识论路径，为简化表述，我们主要以第一次飞跃为例进行说明。

实践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正如上述，确定实践目标或者说目的，就成为了人们开展现实实践的初始环节。我党在成立大会上即提出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这表明，将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我党选择的第一个政治实践目标，其根本任务依《宣言》所论，即是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创建无产阶级政权。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律、原则，其思维特征是概括性与抽象性。从认识论立场来看，这种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因为“它不符合实践活动具体性的要求。”[6]164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作为实践对象的近代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不能具体指导中国革命。“以抽象形式反映客体的新理论如不经过一系列的形式变换，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令和方法，则无法对实践活动提供具体的指导作用。”[6]165因此，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得以实现，就必须使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化，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形式”，即创造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中国革命理论。这个中国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话语表达，就是中国革命实践观念。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7]78“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7]64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我党制订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方案、条例、措施、方法等等，都是属于实践观念的基本内容。实践观念的展开即进入实践观念的行为化环节。正是在中国革命理论直接引领下，我党率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旧中国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至此，科会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观念形态，变成了一个实在化、对象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客体。当然，从认识论立场看，这只是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环节。因为，人们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属人的理想客体，还要充分地占有、享用和消费这个理想客体，使自己的愿望、需求等获得更多更大的实现与满足。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就进入了建设、完善与发展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或者说实践观念，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点和规律的探索;而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则是相应实践成果的主要表征。

分析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它所遵循和体现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认识辩证发展规律。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而高扬“中国化”旗帜，不仅反复强调，对教条主义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7]358而且其《实践论》也是为揭露教条主义错误而写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社会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并通过中国实践实现自身，它必须经由将理论具体化的过程，“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6]165“‘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4]841可见，毛泽东对 “中国化”问题的思考，也是基于一种认识论的根本立场。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毛泽东提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创建中国革命理论，提供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论支持。

二是世界观指导。确定实践目标和形成实践观念，这是人们开展具体实践必须要加以把握的两个重要认识环节。而实践目标的选择与确定，不仅需要掌握被改造对象及其与相关事物之间关系的对象性知识，而且还必须具有对主体自身需要、能力和力量的自我意识。换言之，我党要确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目标并形成相应的实践观念，就必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它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处发展阶段以及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掌握。而要正确获得关于实践对象的事实性知识，从根本上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人们的世界观不同，对具体事物的看法也必然有所区别。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我党就不可能获得这些对象性知识，也就不可能提出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并建构起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观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世界观，成为了我党根本的思想理论武器，我党才能获得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知，才能揭举近代中国的性质和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正因为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才真正看清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错误的实质，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由一种思想理论转化为一种实在客体。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指导，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变成现实。

三是价值观引领。哲学在给予人们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同时，也为人们评价事物提供了一种意义框架。人类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必然受到特定价值观的影响与指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同样如此。我党对实践目标的确定，即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在近代中国，整个社会处处弥漫着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主义、思想、学说满天飞舞，我党作出用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抉择，这是理性选择、更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发展时期，我党提出的各种实践手段和方式方法等等，都无不是价值选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主体特定的需要、需求，以及这些需要、需求的满足与实现，因此，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引领下从价值选择到价值实现的过程。

总之，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始终“在场”的，不断提供其世界观指导、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支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方面功能的强有力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沦于空谈，科学社会主义对象化将无法实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像科学社会主义那样实在化、对象化，它只是、也只能是以其独特的哲学思维功能，发挥其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因此，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本义来说，还是从哲学的思维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都是不能成立、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国有研究者说它是假命题或伪命题，决非无稽之谈，而是有其根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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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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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