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惠 范冬萍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①。生态文明建设是自然、社会、经济等诸多子系统所构成的社会生态复杂巨系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系统工程。从系统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生产、生态与文明等因素复杂交织，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社会发展的时代特性，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可以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系统整体优化及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思想和实践智慧。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理论基础

钱学森指出：“最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候又最后综合起来，变成了现代的科学的系统思想。”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凝聚了世界各族人民实践智慧的结晶，突显了系统思想的价值理念。

(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整体思想

20世纪40年代以来，系统科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自然观和方法论。系统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人与自然构成的系统的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自组织性、层次性等特点。

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国外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认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③。人与自然组成的世界是由物质系统构成的，其中的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说过：“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④”人是自然存在物，从产生到死亡都依赖于自然界。同时，人的理性、创造性和精神活动等意识层面的特性也摆脱不了自然界的约束，没有自然界，人类活动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尊重自然规律才能保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中，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人的能动性和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贯穿人类实践始终的一组矛盾，系统整体性思想要求我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掌握并尊重客观规律，用复杂性思维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生态系统只有达到整体性的平衡状态才能稳步发展，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利用必然会破坏整体性平衡，继而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科学劳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社会基础。劳动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物或者人化自然物，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面对人类为了工业发展疯狂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的行径，马克思预言道，“现实财富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⑥”科学劳动，就是科学认识到自然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利用科学，提高效率，节约资源，避免污染，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科学劳动思想，可以克服本·阿格尔所说的“异化消费”⑦，建立“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系统哲学思想。伏羲演化八卦时就已经蕴含了“天人合一”的系统思想，中国古代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

汤因比曾赞叹儒家文化:“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⑧儒家的生态思想以“仁爱”为出发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万物与我同一”、“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将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体现了丰富的整体性思维。

道家追求的是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生万物”，万物相互平等且相互联系。庄子提出“至人无为，大圣不作”的生态观点，他认为人来自天地之间，内心需要尊重自身的自然性，以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态度来欣赏自然。道家的生态思想探寻人与万物的同一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墨家追求“兼爱”、“节用”思想，号召人们爱惜环境，反对铺张奢侈，追求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佛教的平等生态思想。佛教认为，万法皆由缘而生，人与所有的生命物种都相互依存在一个生态系统里，众生皆有佛性，“若众生成佛，一切草木皆可成佛”“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⑨佛教从其缘起论的世界观和佛性论的价值观出发，尊重万事万物，注重与人自然的依存和因果关系。

(三)生态整体主义的西方生态哲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把系统方法运用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使生态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西方生态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较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为最高价值，在研究进路和理论构建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扩张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生态环境的破坏归结为资本的逐利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该思想的代表者之一本·阿格尔认为，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生态危机，“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富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⑩”人们追求奢侈消费导致了过度生产，以致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但人们的异化消费不是去获得人们真正需要的商品，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就是建立“稳定的经济模式”来克服异化消费，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重新思考人的真实需求。

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要求人们进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改变。为了社会永续发展，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新的生态行为的伦理信念、伦理原则和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生态伦理的提倡者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应该保护动物，敬畏生命，开展全社会的生态革命，从而解决人的生存危机。这是从系统科学哲学视角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辩护。福斯特认为，资本的趋利性只会不断加大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开采，“由此看来，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于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所以，人类应该要“制度替换”，用新的生态伦理法则来代替资本主义反生态法则，“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解除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共同体“和谐、稳定和美丽”。

此外，还有诸如罗马俱乐部生态悲观主义等思想也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认为地球的增长有其极限，地球的容量、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发展和需求是无限的。人类依靠科技对生态环境不断地掠夺，正在加快地球的灭亡。罗马俱乐部的宗旨是促进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系统的整体性认识。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整体思想、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西方生态哲学的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的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

二、生态文明及其生态文化的构建

“文化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包含着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人们提出要创造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文化，是因为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而这场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的危机。”罗马俱乐部创始人A·佩切伊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想要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以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蕴含生态文化，并不断构建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

(一)生态文明的文化价值诉求

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和发展的，在不同的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都有不同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极大提高，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自然而然地以人类为中心，追求“征服自然”，永无止境地向自然掠夺资源服务于人类的欲望。直到水源、土壤和空气都被污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难以为继，人们才集体意识到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最终会毁灭人类和地球，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了生态中心主义，有些人认为人只是自然的一分子，出于对生命的平等性的尊重，人类应该以世界万物的生存为中心，人类社会应该服从自然生态的发展，片面强调了自然性的价值而否定人类社会的价值。而生态文化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匡正，在生态文化的指导下，人类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正确看待自然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组成复杂生态系统，在保护生态中整合人与生态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发展来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里夫金曾说过：“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人为分类是牛顿时代的特征；在未来的太阳能时代里，这两者将重新融合。‘自然中的人’将取代‘对抗自然的人’。”系统思维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和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和哲学基础。生态文明需要形成以生态文化价值为导向的凝聚力，最终在保护生态中整合人与生态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生态文化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生态文化的构建需要一个新的视角。生态文化是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座山论”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凝聚建设美丽中国的向心力，既要“一手抓节能降耗和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及土壤等污染治理”，又要“一手抓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着眼全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问题”和“主义”一起抓，一方面解决具体的生态问题，一方面宣传生态文化，使保护生态的氛围蔚然成风。发扬生态文化的向心力，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齐心协力保护好生态。

生态文化要求我们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国人口基数大，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不能再走欧美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理念深入人心，就要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牢固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在日常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都自觉地遵循生态规律，绿色出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从而形成绿色的市场导向循环，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加绿色的消费产品也必然会涌现出来。弘扬生态文化，就是让大家相信生态文明的先进思想，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进行科学的生态实践，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实践进路

系统思想和系统思维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生态文明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进行系统整体的考察，而且要以开放性思维考察各种社会环境，不能只考虑单个要素的结构和功能，特别需要考虑要各个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层次性和动态性。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统筹协调系统各因素。早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习近平进一步提出生态与文明的辩证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的讲话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人类必然的行为。人类所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离不开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具有的自组织突现性等要求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开发自然，从整体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其中，加强法律保障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途径。建设生态文明，落实主体责任。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确保从源头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溯源纠查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实行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彻底弥补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制度缺位的现象。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排名逐年攀升，目前GDP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能耗粗放、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生态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绿色发展，才能保障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绿色发展的系统思维与新进路

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建国初期，我国出于国防和政权建设需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从长期发展来看，由于片面地追求工业系统的最优化，未能从整体上把握系统发展规律，致使生态系统出现严重失衡。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战略保障，而且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一个思想贡献。绿色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绿色发展理念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力图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红利”和“绿色福利”，赋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新的内涵和意义。绿色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崭新理念与实践，是中国解决严重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观点，这是一个整合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动态系统，只有充分考虑系统的整体性，在工作中才不会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同时制定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纵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进路，绿色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程度更高的实践进路，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价值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产生并依赖自然环境，并且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人与自然可以也必须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的自然可以成为人类发展永续的资源宝库。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和自然和谐共处。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协调地发展经济，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基础。

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把握需要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困境、以及由社会、经济、自然要素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这样才能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

从现代系统科学哲学与系统思维来分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中国实践。

②钱学森：《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③[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圣、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2、783页。

⑦⑩[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490页。

⑧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台北:问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⑨《杂阿含经》，卷一○，《大正藏》，第2卷，求那跋陀罗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