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东 冉光仙

(1.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2.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对立的根源，对未来社会通过城乡融合而达成 “共美” 理想状态的和谐城乡关系作出了科学展望。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渊源，对于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城乡的“关系”建构

城市与乡村作为国家的一体两面，自产生以来就作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城乡是同一的；在资本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城乡逐渐融合发展，最后达致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城乡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1]556，“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1]557。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事物的空间位移、距离和作用关系时说：“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致使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位置变动，那末这种位置变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2]515。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的两种基本形态，在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或接近或分离，各自作用形成不同特质的城乡关系，而不同特质的城乡关系又作用于城乡内部的关系，构成了城乡关系复杂、多元的辩证运动。

(一)历时关系：城乡发展的阶段递进性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经历了产生、演变及发展的历史变迁，其阶段性特征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分工的矛盾运动，城市与乡村的内部关系也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也显示了三个方面的时代特点。一是城乡同一。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之下城市与乡村尚未剥离、无差别的浑然一体的状况，按照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这是个十分漫长的历史阶段，贯穿了从“蒙昧”到“野蛮”的全部历史。二是城乡分离与对立。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也即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556。在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推动下，城乡关系从分离走向对立，私有制、国家和民族等关系越发明晰。三是城乡统筹与融合。这是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方向，即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城乡融合”，其内涵丰富：“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1]689显然，融合是扬弃和超越分离与对立的根本之路。同一是二者关系条件不具备、乡村独立存在的必然反映；分离与对立显示了城市的诞生、城市因其优势而取得对乡村的统治地位，这种发展优势越明显越益走向对抗性。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城乡社会间生产力的发展差距，才能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实现城乡统筹与融合的历史必然。

(二)矛盾关系：城乡发展的对立同一性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在推动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城市和乡村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标志，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推动着城乡向前发展、同一关系使得城乡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矛盾关系推动城乡自我调节来适应对象性存在，两者不断发展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从而发展成为“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1]686的系统的社会综合体。在城乡关系“共存、斗争、融合”的过程中，无论起初城市对乡村的依赖，还是乡村对城市的推动，或是城市领导乡村以及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它们都是既对立又同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历史作了考察，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对城乡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分工只是其中一个间接影响因素，城乡关系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实现最终融合。城乡关系的融合不是城市消灭农村，也不是农村消灭城市，而是“对立”向“差异”的转化，是城市与乡村两种治理形态向统一的国家治理系统社会综合体的转化。

(三)主体关系：城乡发展的平等互促性

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城乡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于人与自然的终极关系，包含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无论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变换，人类因而打上主观见之于客观活动的不同印记，城市与乡村概莫能外。相比较而言，虽然有乡村的“自在自然”与城市的“人化自然”之别，只不过视为二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但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在根本上反映人的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城市与乡村是人的实践的对象物，城乡关系是不同平台之上的平等关系。造成城乡关系不平等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城市由于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一边极化其聚集效应，一边向乡村展示其资源汲取能力，导致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链条断裂，对土地和生态造成持续性破坏，也必然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属人性”，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城市、乡村与拟人化的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平等的主体，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一切发展都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标尺，城乡分离和对立程度越深，背离平等和依存的要求就越远，城市与乡村构成一个国家的一体两面，谁受破坏、破坏谁都失去存在意义。城乡融合发展的宗旨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平等、全面发展。

(四)空间关系：城乡发展的共在依存性

城市随着工业文明崛起而更加显示其统治一切的时代地位，同时又开启城乡二元化空间。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社会空间的两种基本形态。从各自的空间情况看，城市空间表现为以“物的形态”存在的自然空间和以“关系的形态”存在的社会空间，前一种“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5]，后一种空间表明城市这个“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6]。乡村相比城市来说虽然自然空间更广阔、社会空间更单一，但却存在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的可塑性。同时，由于城市自然空间狭窄和社会空间复杂，乡村受城市空间挤压出现活力不足及空间内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7]空间塑造是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共在依存是城乡的空间需求，城市因乡村因素、乡村因城市因素的渗入而发生空间的异质。在资本的推动下，城市具有乡村所无法比拟的空间优势，并生产出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对立，因而城市的聚集效应越大，乡村也就越衰落。城乡融合将带来城乡空间的重塑。

二、城乡的“关系”形塑

建构关系是事物之间联系、沟通和作用的前提条件，关系形塑是从外部解决城乡之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城市与乡村虽然分属两个社会系统，但它们之间以及内部之间，都要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方面的物质交换，从而形塑各自的复杂关系，这是城乡大关系之下的各种小关系。城乡关系是历时性关系与共时性关系的存在，历时性坐标关系下可以发现不同文明状态下的城乡关系的总体性特点，共时性坐标关系下则揭示了社会制度、阶级构成、人口分布等的时代差异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城市和乡村是社会发展中平等的两个主体，城乡的关系形塑，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基本内涵。当然，这些关系也都与政治关系不可分离。城乡关系本质上既不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村统治城市，也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统治乡村的二元状态，它必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高度发展而走向融合。

(一)城乡关系的本质：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城乡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8]乡村凭借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取得暂时的主导性地位，工业革命推进则使城市取得了统治地位，出现城市与乡村“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格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各民族之间及各民族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全世界的扩展，导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的结果。城乡的经济关系里，反映了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等的关系，资产阶级制造了城市与乡村的利益对立，农村则被孤立化，因而出现农村人口百般期待转入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与农业资本家百般压低工人工资的焦灼状况。可见，不管是古代的“城市乡村化”，抑或近代的“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关系制约性的表现。

(二)城乡关系的联结：社会交往的扩大化

城乡社会关系的建立、演进和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及其相关要素建构的文明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城市的出现以及城乡分离的必然性，指出城乡关系事关社会生活全局，只要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流、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互动，扩大了社会交往，同时，城市推动了社会智慧的发展，“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城乡劳动者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社会交往，“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靠自然生活。”[10]城乡关系并非纯粹的经济关系或自然环境差异，而又表现出交往扩大化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城市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从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人的依赖”阶段，向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物的依赖”阶段的递进，从而为人的社会关系向自由全面发展做了准备。

(三)城乡关系的灵魂：精神文化的影响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基础，而且包括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并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富的物质要求时，既为消灭城乡对立提供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也“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1]。精神文化是城市与乡村的灵魂，精神文化发展状况体现了城乡的文明程度。由于城市集聚资本、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意味着它对乡村的掠夺和剥削更加严重，在精神文化上，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转化为某种劳动的自动工具”[12]679；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精神世界匮乏，恩格斯对工业革命以前的农村生活曾这样描述：“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13]89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因缺乏社会交往，其精神发展和心理都受到了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既要使农村居民从那种孤立、愚昧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又要使城乡人口充分获得体力和精神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城乡将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实现包括文化的融合。这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一。以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但城市与乡村必然在文化上存在分野，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文化生活是有差别的，在城市功能和乡村功能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又存在着文化病态。

(四)城乡关系的生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度

城乡关系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循环地进行着复杂的物质变换，“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14]劳动在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取得一种动态平衡，城乡分割状况使动态平衡遭到破坏、物质变换出现断裂，以及城乡生态的畸形发展困境。从人的发展的社会生态看，城乡对立使城乡居民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3]104同时，城乡对立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以城乡融合修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之法。他们指出: “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2]684人与自然的和谐度，也检验城乡融合的程度。人对自然索取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必然引起自然的反支配，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所造成的所有后果，也即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严厉报复。

三、城乡的“关系”共美

在不完全意义上，“自在自然”的乡村与“人化自然”的城市之间进行着城乡关系的竞存与流变，而城市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政策设计，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生态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有了质的飞跃。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提法上从“农村”转变为“乡村”，扩展了乡村的发展内涵，而且规划了具体指标，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发展五个方面形塑新型乡村，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乡关系演进的规律，同时还揭示了城乡关系从分离到融合演进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就是一种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美趋向，对新时代我国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许多启示意义。

(一)完善基于城乡命运共同体的共美愿景目标设计

城乡命运共同体因城乡对立而破损，又将因城乡融合而趋于共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描绘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的“共美”愿景，这种共美是城乡历时性关系的必然，体现于发展条件的充分和完备上。一方面，乡村共美需求更迫切，从农村的生活条件看，由于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15]。另一方面，人们一般多从城市优势视角看待乡村、塑造城乡关系，而往往忽略城乡发展的基本诉求，更未深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6]115的一般规律，城乡的分离与融合，是城乡命运共同体的历时性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矛盾为非对抗矛盾，城乡关系表现为总体上的分化和差异。过去“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17]这是城乡走向融合发展的根本制度条件，城市与乡村必定趋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美”状态。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城乡融合的这种共美状态，不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要尽量克服城乡发展差距及其城乡病态现象，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的田园城市，创造完美的社会生活[18]，也使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趋于和谐。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关系发展，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都是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代乡村生产关系的架构，涉及到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市场、农民与产业、农民与生态、农民与社区等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乡村振兴目前需要依靠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来破解难题，但“共美”必将在城乡平等互动中形成。

(二)坚持有利于“工农互促”的城乡主体的平等发展

城市与乡村是平等发展的主体，城乡工农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而置于城乡平等格局之下的异质变迁主体才真正具有平等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工农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关系发展会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它们由根本目标所决定并最终朝着根本目标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城乡的主体关系上分析，由于长期以来政策体系中的城市偏向意识根深蒂固，劳动力要素配置和城乡公共资源单向度地流向城市，而不是乡村资源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因此，城市应自上而下延伸其产业服务体系，将产业链条延伸到乡村，农村应主动适应农业产业化趋势，承接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同时发展为大中城市企业的配套产业。自“土地下放”以后，作为乡村单元的村庄仅仅代表着一种空间和行政上的界限，而丧失了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所内在的动力学机制，村庄发展不能脱离村庄禀赋的发展逻辑，要符合乡村振兴所要求的“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的自然逻辑。舍此，本就十分羸弱的村庄将更加失去发展的平等权。城乡平等要求两大主体拥有同等目标追求的同等权利。当前，城乡权利的不平等表现在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城市偏向政策的使用惯性，也正是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不平等所致。城市扩张过度走向其折向的“逆城市化”，即由大城市向城市郊区或乡村迁移的趋势，但这却不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对话之后的理性回归。从“工农结合”到“工农互促”，是城乡矛盾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主体平等的关键举措。工农互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当前城市与乡村都存在多元化的异质变迁主体，按照常规经营城市或是创新向农村进军，选择的领域及自由都不设定，应尽量避免出现因城乡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二元化生活方式。

(三)构建有利于“城乡互补”的城乡空间适宜发展格局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经济区域，但二者对资源的拥有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城乡空间关系看，它们的平等性决定了空间上的独立性，它们必然的差异性决定了空间上的互补性，人们在城乡之间的路途中展现自己的存在，城市自我膨胀或对乡村挤压，乡村自我僵化或对城市疏离，都会导致自我调节紊乱、空间分布不合理而走向崩坏。当前，城市空间由过去的集聚、等级化趋向城市化、郊区化的融合，乡村出现社区化和园区化，田园综合体更是吸引人们目光。城市与乡村各自有其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空间体系，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打破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实现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改革向各个领域纵深推进，城乡在互补、互动之中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空间发展诉求是，从过去以城带乡发展转变为城乡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城乡之间的互惠互利和共生共存。因此，新型城乡“互补”关系的空间发展格局，过疏与过密都不适宜，可从以下方面提高城乡的空间容量与韧度。一是坚持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改变以往更多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城市不断扩张，农村和农业发展却相对缓慢的不同步状况。二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转，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三是构建人口均衡分布机制。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16]243人们对城市和乡村居住的选择更为平均化，统筹城乡生产力的发展布局，引导社会化服务业向农村延伸。同时，加强旧村改造，实现农村村庄和农民社区化。随着工业向农村迁移，城市现代化生产方式向乡村扩展，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人口将重新分布。

(四)保持有利于“全面融合”的城乡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由“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递进，指明了城乡融合是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重要路径。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步骤。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城乡互为需求、互补互促，要保持内外关系网络的良性互动。这种全面融合表现为资源、要素及空间、产业等的相互交换，以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等的趋向一致。因此，一要加快城乡融合的制度创新。如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城农民工落户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权利保障等。二要创新产业融合方式。加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使农民实现对二三产业的参与和利益的分享。三要提高农民生活环境质量，改变环境价值理念。我国“建设美丽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主动融通了马克思的人文自然观，这一进程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种扭曲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导致私利的人文生态，进而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绝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来获取一时的发展，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和谐与双赢。信息技术、网络经济及交通网络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日益将农村与城市连成—体，乡村将发挥其在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作用。资源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合理双向流动，城乡之间互补、互动、互促，从而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在发挥城市带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要着力增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打破单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带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传统路径，要突出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要变革的领域与主体，突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平等地位、自主性和主动性。

(五)推进有利于“共同繁荣”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共同繁荣是建立在城乡主体平等关系基础上共同发展的共美结果，一个凋蔽的乡村决不会有一个安稳的城市的存在，因此它在根本上反对城市挤压乡村或乡村作为城市附庸的倾向，内在要求共建城乡命运共同体。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建立生产联合体的重要性，其重要意义在于“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而且使得“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310。我们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路径，推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建设。在城乡命运共同体、更进一步是城乡发展的平等主体之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有实现的前提和可能。一要改变制度供给不平衡，满足基于共同繁荣的均等化要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由供给、享受失衡到数量、质量均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我国发展最大短板的乡村最需要公共政策的调适与完善，比如要突出精准脱贫的政策价值导向，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当前，传统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影响力仍然存在，出现体制不衔接、供给不平等、交换不通畅、配置不均衡的种种弊端。二要促进农民深度合作，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与价值取向在于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比如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兼具经营性和公共性，是共同繁荣的平台和载体，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客观上形成了有机耦合[1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三要保持“均等化”结果与过程的平衡。城乡居民对生态、环保、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科技体系”[20]。要探索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结构，实现公共政策服务转型和包容性发展，为农村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四、结语

城乡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做过大量研究。通过学习研读，我们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国家的一体两面，城乡关系建构反映了城乡之间所具有的历时关系、矛盾关系、主体关系、空间关系的客观事实，这些方面关系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好，将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或一方作为另一方的附庸而失去其独立完整性。城乡关系的产生、演变与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制约性、社会交往的扩大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力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强化人们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识，也需要努力增强人们促进城乡发展的共美理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论述，我们由而得出关于确立城乡命运共同体的共美愿景目标、坚持有利于“工农互促”的城乡主体的平等发展、构建有利于“城乡互补”的城乡空间适宜发展格局、保持有利于“全面融合”的城乡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推进有利于“共同繁荣”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启示。总之，城乡的关系依据双方的距离、价值和空间而建构，这是不断的斗争与合作的过程，从内部来说它体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需要双方不断进行形塑。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城乡融合条件逐步具备并趋向共美状态。共美的核心在于双方居于平等地位、双方进行平等互动、人与自然达于和谐状态，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意识，改变城市对乡村的优势放大或乡村作为其附庸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