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虚拟认同之于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实践变革中不得不面临的生存论问题。在网络社会中，当“虚拟自我”出现自卑、自恋、孤独、怀疑、焦虑甚至自杀等本体安全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诉诸其置身其中的现代性语境。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不是与现时的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形式；它也是必须建立的与自己关系的一种模式”[1]。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界说尽管只是针对作为个人的“自我”来谈的，其实它也适用于以个人、群体（社会）和类形式呈现出来的虚拟主体或“虚拟自我”。现代性不仅为我们考量虚拟认同与作为其否定形态的虚拟认同危机提供了分析语境，而且为“虚拟自我”在与自己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创造自身、生产自身以及解放自身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现代性之本体性信任与虚拟认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关于‘我是谁’的反思”[2]，特别是对“我具有什么意义”的回答。虚拟认同作为虚拟交往活动中认同的特殊形态，有着同样的实质。作为对“我是谁”的反思，虚拟认同是以个人、群体（社会）和类形式呈现出来的虚拟主体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现代性通过信任对“自我”的本体性安全保障，使得虚拟认同在内化（观念）与外化（行为）的有机循环中更具现实性与连续性。

现代性与虚拟认同有着相同的现代制度特性，它通过对“虚拟自我”与自身的信任关系建构的影响，对保障虚拟交往活动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持续性产生了积极的效用。

（一）现代性视野下的虚拟认同关系建构

从现代制度特性看，“虚拟自我”在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中能够建构积极的自我信任关系，即虚拟认同关系。

首先，现代性的时空分离“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embedding）到在场情境中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3]，重新描画了一个“虚拟自我”置身其中的“时—空”秩序。从根本上讲，不同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是数字化时代的现代性“时—空”秩序的新建构结果，它勾画了“虚拟自我”的新型自我信任或认同关系，并从观念与行为层面彰显出其特有的品性。从虚拟认同观念层面讲，它的速度由于网络的“事件化”变得不再那么稳定，由相对稳定性变为了流动性：一是虚拟认同主体身份的流动性。由于虚拟主体的利益不同，他们会在角色间进行自由的切换，以此满足自身的多方面需要。二是虚拟认同观念的短暂性与流动性。由于直接相关性利益在数字化空间的瞬时性变迁，虚拟认同观念也就有着短暂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三是虚拟认同观念对事实变更的流动性。从虚拟认同行为层面讲，“虚拟自我”在自我信任建构中更具自主性与规范性。从自主性方面看，人的虚拟认同始终遵循着自愿原则、平等原则以及权利与责任原则，并由之确证了“自我”的虚拟主体地位；从规范性方面看，虚拟认同行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始终遵循着利益性原则与目的性原则这两条规范性原则。

其次，作为现代性脱域机制的象征标识（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使得“虚拟自我”的自我信任关系建构摆脱了场所的特殊性束缚，更具可行性与开放性。其中，“象征标识即交换媒介，它具有价值标准”[4]，“我们所说的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5]。一方面，现代性的象征标识作为信赖原则为“虚拟自我”的自我信任关系建构创造了基础。“虚拟自我”在虚拟交往中总是受到个体心理、社会意识、网络环境等的影响和制约，这就需要有其可信赖的正确性原则（尽管有时个人在无意识中知晓或未知）作为价值标准，进而形成自我评价基础上的信心。象征标识作为公共性的信任媒介与价值标准，不仅使得“虚拟自我”摆脱了地域性评价标准的狭隘性，而且在时空重构的网络社会中强化了自身信心与对价值标准信赖的联结，即为自我信任关系的建构创造了可行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专家系统有着渗透性，“它们能扩展至各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私密关系中”[6]，由此而来的结果是，“虚拟自我”总是处于专家系统所编织的社会环境（如社会制度规范、技术性规范等）之中。当然，“虚拟自我”是能动的，他（们）总是在对社会环境进行公平批评的基础上对之形成共识，并据之实现自我信任关系的开放性建构。

最后，现代性的反身性，即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能够使得“虚拟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信任关系建构更具有机性。信任建立的基础在于寻求完整的信息。只有掌握系统的知识信息、实现对各种信息正确性的确认，“虚拟自我”才能真正建构自我信任关系。现代性的反身性，即对社会系统生产的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有助于在各种信息正确性确认基础上实现“长时性修正”[7]，并据之建立“虚拟自我”与自己的同一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中，“虚拟自我”还应时刻注意并妥善处理四种渗透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现代性权力（如知识权力、技术权力等）或权力的分化；现代性价值秩序变迁造成的价值不确定性；社会世界的稳定性与人类对世界本身认识的不稳定性矛盾；双向阐释中社会知识的意蕴变化。

（二）现代性视野下的虚拟认同运动机理

现代性视野下虚拟交往活动中的自我信任关系建构，使得虚拟认同的内化与外化两个辩证环节相互缠绕，共同推动虚拟认同的过程运行。

其一，虚拟认同的内化环节。客观存在的“我是谁”与虚拟主体对“我是谁”的自我意识一开始是分离的，它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转化的理解、内省与体认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虚拟认同的内化环节。事实上，“我”与虚拟主体有着同一性，虚拟认同的内化环节总是在虚拟主体的“自我缠绕”中得以实现，离开了客观存在的“我是谁”，“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泰勒指出，“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但“自我解释不可能是完全清晰的”，“表达就其性质而言绝不是完整的”[8]。也就是说，对“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并不能完全反映和表达客观存在的“我是谁”，它只是以客观存在的“我是谁”作为理解和表达的意识基础。由此，增进对蕴藏于客观存在的“我是谁”的内容的理解显得更为重要。

其二，虚拟认同的外化环节。人在虚拟交往中对“我是谁”的回答并不总是同一的，而是存在着“差异”。虚拟认同的外化环节就是由内化而来的自我意识指导自身的行为，并试图在“差异”中寻求“共同”进而规范自身。一方面，虚拟主体作为“自我”，在与“他者”的互动磨合中修正自身的行为，并且致力于自我意识与社会规范的契合。正如泰勒所说，定义我们的同一性不能以“孤独的反思”实现，“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9]。另一方面，虚拟主体作为“自我”有自主选择性，他不是被动地、受动地接受来自社会及其他方面的角色规范，而是一个有着自觉能动性的生命体，“人的一生既有实然，也是应然。人的能动性就在于不断地使存在于人生实然中的应然转化为实然”[10]。

其三，虚拟认同两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从逻辑上看，虚拟认同的内化环节与外化环节似乎有着先后之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事实上，在现实的虚拟交往活动中，两个环节总是缠绕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前后。一方面，客观存在的“我是谁”既表现为虚拟认同内在环节的“自我缠绕”，又在与“他者”的互动磨合中重新形塑；另一方面，虚拟主体作为“自我”，既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求同存异”，又始终以内化而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基础。虚拟认同的两个环节并不单纯是个体的活动环节，而是社会的、存在于“对话网络”中的活动环节。一方面，虚拟主体在与其他个人、群体（或社会）的“对话”或交往的“差别”中确证自身；另一方面，虚拟主体将群体（或社会）的情感、信仰等有选择地重构为自身的生活体系，“从而‘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由此就实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对于社会价值观念或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11]。

二、现代性之存在性焦虑与虚拟认同危机

现代性在给虚拟主体或“虚拟自我”带来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产生了让人深思的存在性焦虑问题——虚拟认同危机。作为虚拟认同的否定性状态，虚拟认同危机即“虚拟自我”不能对“我是谁”中的“谁”作出正确的意识定位，尤其是对“我具有什么意义”回答失范。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虚拟认同危机也可以看作一种虚拟认同，只不过是处于虚拟认同运动的否定阶段罢了。虚拟认同始终是“自我”的认同，而“自我”又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由此，“人们自我意识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他对他人或社会认同的程度”[12]。可见，虚拟认同作为一种包含差异的自我身份肯定状态，它随时会因自我意识的变化转向自我身份的否定状态，即虚拟认同危机。

（一）现代性视野下虚拟认同危机的存在性焦虑根源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虚拟认同危机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13]。这种焦虑主要受到三种现代性困境的影响，即个人主义、工具主义以及“温和的”专制主义，并使得“虚拟自我”对“我具有什么意义”回答失范。一是个人主义。在虚拟交往中，虚拟主体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其沉浸于“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并始终以“自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其结果是自我目标的丧失、生活的狭隘或平庸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虚拟主体始终以我为主、唯我至上，对于人生的意义难以作出有社会意义的回答，因为他（们）在自我囚困的同时，并不关心他人与社会。二是工具主义。在虚拟交往中，虚拟主体的工具主义倾向使其始终以“效益—代价”作为量度标准，它始终致力于获取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工具主义在彰显“存在之链”中人类主体性的同时，遮蔽了那些应该规导虚拟社会生活的独立目的，助长了虚拟主体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并使其在工具理性面前变得行为目的晦暗。三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所谓“温和的”专制主义，即政府生产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促使个人失去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意愿并沉浸于私人生活的满足[14]。在虚拟交往活动中，如果虚拟主体受制于“温和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他（们）回避了社会责任、社会规范，放弃了对“我具有什么意义”的回答资格。

（二）现代性视野下虚拟认同危机的自我边缘化实质

从现代性视野看，虚拟认同危机有着“自我”的边缘化实质。具体来讲，可以从虚拟主体的自我迷失、人格分裂以及自我异化三个层面分析。

其一，虚拟主体的自我迷失。虚拟交往中的“自我”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他有着符号化的“化名”，并摆脱了物理世界的束缚，显著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然而，“自我”在网上的“化名”并不止一个，而是多个，且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由之而来的是，“自我”在自我意识与自我行为的外部投射之中再次陷入主体性的困境，并成为戏谑的“网虫”。在自我意识投射方面，“自我”面对诸多角色反而迷失了自我，“自我失去控制、失去一种（受理性或自觉意识支配的）真实性而获得了另一种（受潜意识支配的）真实性，当只有一种真实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就被遮蔽或迷失了”[15]。在自我行为投射方面，“自我”出现了情感孤独、性格孤僻、行为散漫等问题。由于长期沉浸于网络交往活动之中，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感性交往活动被隔离起来了，人们只是符号与符号、信息与信息间的往来，人与人面对面交往应有的人性元素全都舍弃于网络之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自我”孤独感不断强化，并作为“网虫”在网络中不断寻求关注；网络的自由性使得“自我”在自由宣泄情感的同时，逐步对网络有了依赖心理。“网虫”们沉浸于与机器、信息打交道，懒得与复杂的人打交道，由之而来的是性格变得愈来愈孤僻；此外，网络的匿名性、“去痕性”等特性使得“自我”回避了社会责任、社会规范，极易走上违反伦理道德甚至数字化犯罪的道路。

其二，虚拟主体的人格分裂。从虚拟主体的自我意识看，自我意识的数字化有着“混乱”的风险，并由之造成了人格分裂。例如，在虚拟交往中，自我意识植入有着他人经历的信息，会对自身造成干扰：“自我”难以区分植入的信息是否有所经历，甚至难以辨明自身的信息来源（即哪些是自身具有的、哪些是外部植入的），难以辨别自身与“他者”的区别。“从信息的特性上看，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由此可能极易造成各种混杂的自我”[16]。例如，两种相互碰撞、相互排斥信息的“自我”植入，其后果将是自我意识的冲突与矛盾。由于自我意识是“自我”确证自身的前提，如果自我意识陷入了混乱，其后果将是人的精神分裂。从虚拟主体的自我行为看，人通过“界面”对“自我”与世界的感知事实上是一种“知觉—幻觉”模式，“一方面，身体的感官分明还在发挥作用，能接受各种可感觉的信息；另一方面，身体对自身的直接知觉被完全屏蔽，人只能通过想象整合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觉，所获得的是没有真实性保障的知觉”[17]。这种“知觉—幻觉”模式使得“自我”的沉浸行为成为“我向幻觉行为”，即“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我表演”。这种“我向幻觉行为”的唯我性与幻象性使得“自我”形成了一种“虚拟人格”。事实上，“虚拟人格”与“现实的人”的人格总是有出入的，或者说有背离的一面。由此，“自我”在虚拟交往中面临着人格分裂的危险。

其三，虚拟主体的自我异化。在虚拟交往活动中，虚拟主体的自我异化集中表现为人的本质异化，即“自我”的需要异化、社会关系异化以及人的自由异化。（1）需要异化。“虚拟”的超越性使得“自我”可以在虚拟空间寻求现实社会中难以满足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有着异化的可能。以“虚拟消费”为例，由于网络购物有着便捷性、时效性、跨时空性等特性，这就滋长了“消费主义”之风，从而使得非理性消费激增、消费比例结构严重失衡。这可以看作由消费需要异化而来的虚拟认同危机。（2）社会关系异化。虚拟主体是人基于数字化技术从现实的社会系统中“脱域”而出的信息体存在，他们摆脱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并在虚拟空间中自主地建构社会关系。它在张扬人的主体性与个性的同时，却因“我向幻觉行为”的为我性与幻象性使人陷入异化的境地。一方面，“自我”在虚拟交往中过分强调自我，从而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滋生了网络沉溺、网络黑客、计算机色情、盗版软件销赃、数字诈骗、电子洗钱等数字化事件。另一方面，虚拟主体的幻象性促使“自我”变得日益焦虑，产生人生的无意义感，并成为没有“根基”的精神流浪者，孤独、冷漠、孤僻等围绕于虚拟主体的周围，网民心态低俗化、反主流化以及认知能力蜕化等，这些都加剧了网络社会关系的恶化。（3）自由异化。虚拟主体的异化自由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人对信息的自由选择异化。网络信息的海量性使得“自我”的选择竟无从着手，在选择信息的过程中，“自我”被信息牵引，成了信息的支配对象。二是机器的创造自由代替了人类的创造自由。机器的“智能”部分代替了人类智能，人类的思维创新由于机器“智能”的创造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三是人对虚拟空间中自由的过度追逐，反而使人逃避了现实的自由，并变得不自由了。

三、现代性之革命实践与虚拟认同危机破除

现代性作为“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18]，依托社会规范基础上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实现了对社会存在的基本统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统摄贯穿网络社会，并对人类的虚拟认同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从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19]，它在强化虚拟认同的同时，也成为虚拟认同危机滋生的暗源。实现现代性的“祛魅”与虚拟认同危机破除，还应诉诸唯物史观意义上革命的实践。所谓革命的实践，即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20]。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推动现代性的合理性展开，能够使得虚拟认同危机转向虚拟认同的肯定阶段，实现虚拟认同的否定之否定。

（一）社会实践中的现代性环境改变与虚拟认同危机破除

现代性的合理性展开依赖于现代性环境的社会实践改造，它为破除虚拟认同危机创造了外在基础。具体来讲，可以从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交往方式变革、现代性生产方式变革三个层面展开。

其一，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在网络社会中有着迷失的“虚拟自我”与真正的“虚拟自我”两种类型，前者漂浮于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现代性知识、社会思潮、文化与价值观等之中，后者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才能获得。为了使迷失的“虚拟自我”退隐与真正的“虚拟自我”出场，进而破除虚拟认同危机，应该至少做到三点：一是对真正的“虚拟自我”的理解与诠释要以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作为根本准则，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1]。二是通过“高级的哲学直观”[22]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范围、效用等作出新的阐释，并使之革命化。三是通过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对意识形态传播进行调节、引导、监督与反馈等。

其二，现代性交往方式变革。虚拟认同的建构总是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展开的，只有变革现代性语境的虚拟交往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虚拟主体的自我同一以及自我批判基础上的自我修正，即破除虚拟认同危机。总体来讲，现代性语境的虚拟交往方式变革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优化“虚拟自我”置身其中的虚拟交往过程。虚拟认同只有在虚拟交往中才能实现，虚拟交往为“虚拟自我”的同一性关系建构提供了场域（虚拟空间）、基础（交互主体性的关系）以及自我修正的可能（基于网络媒介的评价）。为此，要想破除虚拟认同危机，既要从制度、法律、技术等方面优化虚拟空间，又要在强化各个“虚拟自我”主体地位的同时建构相互承认、相互作用的主体性关系，还要让“虚拟自我”主体在有着差异的社会背景中激发自我意识，并在网络民众评价活动、网络权威评价活动及其交互作用中修正自身。二是在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的交互作用中实现“虚拟自我”的虚实共生。“虚拟自我”的虚实共生实现，关键在于处理好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不能因为现实交往的需要就抑制、压制甚至抵制虚拟交往，也不能因为虚拟交往的需要而脱离现实交往的现实，因为虚拟交往的需要归根究底是由现实世界中人的情感、认知、物质等各方面的需要引发的。事实上，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现实交往中的社会关系会反映到虚拟社会之中，而虚拟交往的关系会映射到现实社会之中并为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再造注入活力。

其三，现代性生产方式变革。现代性作为一项理性谋划给人类带来了现代化，即“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等的普遍的理性化”[23]。虚拟认同的建构离不开现代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现代性的生产力带来的现代化成就，为虚拟社会中的“虚拟自我”的认同危机破除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技术基础，为“虚拟自我”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创造了不断优化升级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现代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延伸到虚拟社会，为“虚拟自我”营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并通过上层建筑加以保障，为其健全人格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基础。

（二）虚拟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现代性改变与虚拟认同危机破除

现代性的合理性展开同时依赖于虚拟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现代性改变，它为破除虚拟认同危机创造了内在条件。具体来讲，可以从社会实践基础上虚拟主体的承认关系建构与自我评价体系建构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社会实践基础上虚拟主体的承认关系建构。虚拟认同危机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对他自己的冷漠”[24]。也就是说，虚拟主体把自身与自身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5]。现代性焦虑带来的强暴、剥夺权利与侮辱三种蔑视经验延伸到虚拟社会之中，导致了虚拟主体自信摧毁、自尊削弱、自重失落，并将自身作为外界目的的工具，以彰显现代性“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26]的谋划。为了破除这种现代性谋划，通过社会实践基于爱、法权以及社会尊重建构虚拟主体的自信、自尊、自重关系显得日益重要。一是基于爱的虚拟主体的自信关系建构。爱作为“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27]，是一种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等在内的本源关系，只有将爱融入虚拟交往活动中，并在虚拟活动中使得虚拟主体感知、体悟自己的存在意义，才能使得虚拟主体真正在面向可能性中实现自信。二是基于法权的虚拟主体的自尊关系建构。法律承认并非取决于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社会生活水平等，相反，它需要普遍人权的建立或权利的公共性建构。有着独立判断能力的虚拟主体要通过权利赋予的权能投身于为互动伙伴所承认的行动，并由之获得积极的自我实践认同——自尊。三是基于社会尊重的自重关系建构。虚拟主体在虚拟交往中只有彰显自我价值感，才能真正地建构自重关系。这就需要虚拟主体在“对等”和“彼此对等重视”[28]中将其获得的成就和由之获得的尊重归因于自身，即“自我实现”。

其二，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我评价体系建构。虚拟认同危机属于“自我评价困境”范畴。为了有效地应对虚拟认同危机、重新建构虚拟认同，既需要在体认自我的基础上建构合理的自我评价机制，又需要社会对自我认同价值取向的积极引导。一是自我体认与合理的自我评价机制建构。虚拟主体自我体认的根本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虚拟实践活动中，虚拟主体既要通过网络信息的交流激发自我意识，并在激发的过程中反思、觉醒，进而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状态与所作所为，又要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地塑造自我，“就是个体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综合统一”[29]。在自我体认的基础上建构自我评价机制，还需要指明虚拟主体的评价标准与评价内容。其中，“评价的标准”要切实地遵循客观规律、反映主体的真实需要。评价内容即“为我关系”要反映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整个世界的联系，由此，合理的自我评价机制建构还应考量“我”的多重网络社会角色同内蕴其中的作为最高主宰的“我”的价值关系。二是社会对自我认同价值取向的积极引导，如主导价值观引导、“公共性”管理等。所谓价值观引导，即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弘扬、培育、践行与虚拟主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所谓“公共性”管理，即对网络空间中虚拟主体通过各类专题论坛、网络平台等进行自主、平等、交互的交往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遍利益形成的“共识”即公共舆论进行管理。“公共舆论”有“优”与“劣”的区分。对“劣”的公共舆论进行管理、优化与引导，是建构虚拟认同、规避虚拟认同危机的现实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