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时隔15年再次考察了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当年，正是在安吉县余村，习近平首次阐发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习近平“两山理论”等重要讲话，彰显了党和政府在新时代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的坚定决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因此，我们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将绿水青山生动地比作金山银山，体现了他对“绿水青山”生态生产力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两山理论”充分说明了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是齐头并进的。此理论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有关生态环境即是生产力的观点，为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当前，深入把握习近平“两山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两山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为基础，融入生态环境生产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构成理论。马克思曾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马克思主义指出，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元素，而全部的劳动生产力都可以归结为自然生产力。可见，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了自然力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劳动者、劳动对象还是劳动资料，唯有通过自然力，并且与其结合，才能构成现实生产力，原因在于：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元素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前提，工人在其中进行自己的劳动活动，由此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劳动产品的物质资料。第二，人是自然的对象。这是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其身外的大自然，进而改造自然界，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又得以改造自身。如果人的自然力量作用于人之外的自然力，它就构成了自然生产力。因此，一切生产力归根到底都来源于自然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生产力理论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山理论”，强调“生态就是资源”[2]，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是生产力的基础构成要素”。习近平“两山理论”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即是资源，人类主体这个生物有机体可以被称为资源，具有自然力；周围的外部非生物的生态环境也可作为资源，具有自然力；另外，人与其周围外部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良好生态环境可视为资源，具备自然力。这正是习近平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因此，习近平“两山理论”即是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源视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要素，这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深入阐明了自然界乃是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在摒弃传统工业生产力理论弊端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实践以及方法论的创新。

“两山理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问题提出的，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直面生态问题的担当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之历史逻辑。如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与自然环境这个基础和前提是分不开的。习近平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4]。究其根源，人类自身乃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传统工业化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生态问题。“两山理论”并非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孤立割裂开来，而是将生态环境和社会生产力视为一个总体性存在而统一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得以不断提升和发展。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良好的生态环境均为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元素，这是由于自然规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两山理论”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的基础上，致力于达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力图实现保护自然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之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高水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大蛋糕”，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两山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不但要以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而且要从良好生态环境即是自然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重新把握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两山理论”为纠正以往一味地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片面做法提供了理论支撑，让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倘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在理论上说明了人和自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一论断，则展示了习近平在贯彻这种理论意图和政策意图方面的坚决性与果断性。众所周知，生产力的概念外延囊括各种生产力，涵盖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美丽的山川河流、肥沃的土壤、生物的多样性归属于自然生产力，其完整性将会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容量、空间以及潜力。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体现在生产力的整体范畴中，因而以什么样的生产力观来认识生态环境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呢？“两山理论”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力的概念，那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即是保护生产力”，在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不但为我们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划定了明确的生态红线。概而言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需要依据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可持续发展范围内的良性循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容量和天然原料。

二、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资源利用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两山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资源利用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理论，为我们合理地解决自然资源利用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指明了方向。

首先，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生产力目标的指导下，促进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生产力和自然资源利用彼此关联、彼此促进。自然界是人为了生存而需要与之处于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无机身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因而获得自由的过程必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5]。

随着自然资源开采程度的逐步提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也逐渐加深。相比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习近平强调，生态即是生产力。根据郝克尔的观点，“生态”的含义实质上是生物有机体和外部环境之关系，目前是指以人类为主体的生物有机体和外部环境之和谐关系。因此，生态就是生产力。换言之，生态生产力即是人和外部环境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获得生产生活资料之实际能力。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自然资源利用和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相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6]，强调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劳动生产力发展相协调的生态生产力理论，从而形成“绿水青山”即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生产力发展目标。此种生态生产力理论强调，人类与外部自然环境是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单维度的利用，这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资源利用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态生产力为发展目标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主张，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自然力自身是有局限性的，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力的滥用和自然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这实际上是自然力质量降低和数量耗竭的后果，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体现为资本主义竭力追逐经济价值和顾虑人本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矛盾关系的尖锐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而拼命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7]。恩格斯曾经指出：“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8]马克思主义论证了资本生产力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终造成了对自然生产力的滥用和破坏。自然界的报复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滥用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自然界的报复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破坏涵盖人类在内的全部自然力。就此，习近平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9]，这意味着宁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也要维护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自然力。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总体上提出了如何合理化解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关系。

绿色发展理念、“五化协同”的现代化战略、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和“两山理论”都是源远流长、一脉相通的。要建设一个具有绿色山水的美丽中国，我们必须切实转变发展的方式，坚持绿色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新五化”，这将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习近平“两山理论”有着坚固的实践基础，不但体现了崭新的发展观，并且为实施具体的绿色发展战略、扭转“GDP至上论”、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了基本的策略遵循。

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实施途径，充分激发绿色发展潜能。绿色发展是一项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发展战略，需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重点是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坚持核算经济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两笔账”，坚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调统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供高质量的绿色产品与生态服务，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也是现阶段人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同时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基本内容。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与优化的经济结构背景之下，要自觉地将低碳、清洁、节约、高效等绿色发展理念有机地融入企业生产、居民消费以及政府决策的进程之中，自觉地开发、营造绿色经济增长的新市场和新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牢固的绿色基础。

另一方面，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提升生态治理水平的现代化程度，加强指引绿色发展的统筹能力，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用最实际的产业政策与最先进的创新机制来支撑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反映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要进一步发挥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硬约束作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加快建立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彰显“制度红利”的激励作用。伴随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不断制定、实施与完善，中国建立了完善明晰的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使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成为一种清晰的路径模式。

习近平“两山理论”作为其生态生产力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座靠山”。只有绿水青山、没有金山银山的过去无法解决温饱问题，而只有金山银山、没有绿水青山的当下则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唯有找准生态和生产、生态良好和生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平衡点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才能达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互惠共赢，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三、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两山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是一种兼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要素存在，而价值仅限定于人的劳动，劳动量决定价值量，这就是说，价值量的大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意味着，生态环境只有相较于人来说的使用价值，并且仅限于生产领域才有意义。马克思既无法预见当代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破坏性，也无法想象当今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逐渐扩大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受到限制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此外，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的趋势，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能源的枯竭，要求人们生产新的可再生资源能源产品，对其进行全面的治理和修复。这一切都要消耗人的劳动，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今的人类劳动已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系统工程的思维理念看待关乎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各种硬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其中一些较易于制定和实施，如生态红线划分、资源能源的节约、生态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等；其中一些却难以实施，如技术含量较高的生态补偿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资源绿色税收制度等。因此，市场资源配置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是否有价值以及如何评估其价值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价值核算主要包括：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需谋生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子女所需谋生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力占有者获取某些劳动力部门的技能所需教育和培训的价值。这就是说，生活资料的总和是使劳动者个人得以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维持自己的生产生活，并且，“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改变而改变”[10]。所有基于市场定价的生态补偿、生态税收和生态交易机制的制定要么是上述三种价值的结合，要么是基于一定价值的核算，并考虑到其他价值的核算，而无论何种生态补偿，只要是与这三大核心价值分离的，即是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掠夺。

习近平“两山理论”从宏观上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遵循：第一，坚持劳动生产率和自然资源利用率评价相符合；第二，坚持生产生活物质资料的积累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耗费相符合；第三，坚持生产生活物质资料价值和生态环境系统价值（生态服务价值）相符合。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园林的美化绿化等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即生态环境系统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因此，习近平“两山理论”的核心实质即是“保护、发展与建设生态环境，进而保护、发展与建设社会生产力”。保护、发展与建设生态环境即是将生态环境系统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以物化，而价值的核算即是以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本的衡量单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结语

习近平“两山理论”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一是绿水青山，指向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金山银山，指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体现了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原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生态问题的出现和治理，党和国家开始从国家的层面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协调统一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这些自然资源；党的十七大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写入党代会报告，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以最严格的法律体系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就人与自然关系发表了系统论述。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和魄力，那就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逐步加深：经历了从对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强调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将自然资源融入生产力体系至生态环境本身即是生产力的认识过程。无论是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还是生产力的内涵以及构成要素的演变，都充分说明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生态思想的当代阐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