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平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平等”观念也在不断演变。中国共产党人对平等价值观的认知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递进过程，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意味着人们对“平等”的理论理解，以及对“平等”的价值诉求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实现我国社会的平等，就是要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解决好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以及推进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体系建设。

一、平等价值观的历史流变

（一）“平等”的基本内涵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是所获得的利益本身相同或者是所获得的利益之来源相同。”[1]平等是社会的产物且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平等必须放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够进行解释。恩格斯把人的平等分为人自身素质方面的平等、人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2]。人们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力量、体质等方面的不平等是绝对存在的，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在社会中由于自身的性格、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在社会中与他人差异的存在，因此，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去追求相对的平等。

平等是一种价值观，但它同时也是事实认识。价值观是指主体在长期的实践中，把客体对于主体生存发展的意义抽象化、概念化并完成内化，并把这种意义变为人生观、世界观的一部分，进而进行传承、发扬。因此，价值观的来源是来自实践这一种客观事实，论证一种客观事物是否具有价值首先要看客体是否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当其形成时便来源于它能够解决社会现实的价值，人们从“这是平等”“平等可以解决问题”这一事实认识中再到达“应该平等”这一价值认识中来，之后价值观的独立性便决定了平等会脱离社会现实、相对独立地发展。

（二）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平等”理念

平等这一概念产生的前提是人的类群体意识的形成，人必须在集体内，和那些与自身具有相似性的对象进行比较才会形成这一概念，私有制的产生是平等概念产生的另一个前提。因此，讨论平等价值观的起源，我们必须从原始社会开始考察。

由于人本能的匮乏，人从出生就处于一种未特定化的状态，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动物经由自然的进化，获得了适应某一特定环境的生存能力，但是人类由于本能的匮乏，在任何一种环境中，都无法独自生存。本能的匮乏，使得人类必须“能群”，借助群体的力量才能使个体得以生存，人类最初的利益——生存是人们交往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3]。人们从独立的个体进入到更大规模的集体生活的原始社会初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以至于群体的生产活动与每个成员都息息相关，每个成员都必须全心全意地参与到群体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否则群体随时有破碎的可能。在这一集体生产实践中，人们通过这一社会关系定义自己的本质，即类群体意识。平等观念第一个前提便如此形成了，但此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人类只有紧密地维持集体部落的利益与发展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并且时刻担忧自己或他人对集体成果一点过量的分享、占有而导致集体的覆灭，因此，每个人对于集体成果的分配都保持在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的最低标准，这种“平等”更接近于生物意义上的物种为了延续自身而进行的权益取舍行为。

恩格斯指出人类的行为规范——风俗、道德、法律，其最根本的形成动因就在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生产秩序，只要这种秩序能够保障原始初民为生存和进化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无须再用什么额外的行为规范来调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行为，但随着人类的两种生产的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种族的延续下人口的增长，原先的一系列的分配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与社会现实。物质资料生产的快速发展与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奴隶制，为了维持奴隶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一套奴隶道德规范发挥作用。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这种制度，鄙视劳动，宣扬占有奴隶的合理性与奴隶、奴隶主身份的合理性，以此来证明这种分配方式是“平等”的。

封建社会的进步意义在于给予了农民更多的人身自由，这一点不应否认。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最大的贡献是：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二是强调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能动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道德是一种封建道德，其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家族本位的体系之上。周朝时期，中国分为各个小的家族氏族，在各个家族内部实行家长制，而周天子又是所有氏族的大家长。因此，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国同构的道德观便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道德根源是以“礼”维护封建的统治，讲究君权天授，君主的地位不容置疑。因此，孔子在《论语》中特别强调为政第一件事便是“正名”，即按照伦理及相应的“礼”来循实。有德的表现就是按照礼仪、规章规范行动，不僭越，来维护现有的、天授的、“平等”的分配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是一种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方式规范，但是这种集体利益是一种伪集体，实质上更是一种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披着集体外套的“集体主义”。而封建时代的道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由最初的人的道德发展成了道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异化”。这在封建时代后期表现得十分明显，人并非道德的目的而仅仅是道德的手段。

第一次将“平等”的概念明确提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首先肯定了人的肉欲之乐即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认为，自然法赋予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做任何事”[4]。一个国家成立的原因便在于每个人会由于自身的欲望相互争斗，因此追求安逸与肉欲之乐的欲望使人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5]。但卢梭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称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6]。在人类原始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真正的不平等状态的，“只有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或者有共同的需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奴役关系才会形成”[7]。比如人们闲暇娱乐时产生的虚荣、轻蔑等情绪，技能等原因使得耕种报酬出现的不平等……那么必须通过契约来消融掉这种不平等，“基本公约不仅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以道德的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因而，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但由于公约和权力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8]。由此论证了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合理性。

资本主义宣扬的理念是自由、平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便是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又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他们所说的平等只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平等。一旦资本家进行了资本积累之后，在资本的再次分配下这种不平等就会显示出来。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主义社会，一切阶级社会都会不约而同地为平等预设一个条件，要么是某一特定阶级特权的神授，要么是先辈的努力，并不把人当作完全平等的社会成员，而是当作神的子女或者是勤劳者的子女，以此来论证这种不平等的“平等”。

从上述的各个社会阶段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避免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造成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如何既能践行社会主义平等又能充分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基本权利平等与比例平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生产力先进行纵向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转变为一种横向普惠发展的状态，并保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良性体系。“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9]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富论，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同富论，同富论其实是完全侧重于平均主义的角度，抛开生产力效率的发展，追求结果的绝对均衡。

实践社会主义平等，不同于罗尔斯简单的“确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时，应当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10]。罗尔斯的逻辑前提是阶级社会中平等必然与效率相冲突，我国是一个以人民为政治主体，又以人民为最终受益者的国家，因此，平等与效率在中国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平等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为基本平等或基本权利的平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起点的平等。它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基础综合权利的平等，即在基础设施、民生建设、政治参与中使每个中国公民所获得的权益与权利的相同。基础条件包括政治、教育、医疗、交通、就业机会等各个方面的平等。这种平等并不是“平头的平等”，而是一种真平等，真平等是要求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在一个社会中，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相同，因此，每个人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是相同的，这种保障每个人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基础的平等必须是绝对平等，这就需要健全社会民生保障机制，推进民生工程等建设，实现每个人发展机会的平等。但是需要注意到，在保证基础权利平等的过程中，每个社会时期、每个地方中的居民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生产生活资料都是不同的，既有量上的差别，也有质上的差别，因此，我们国家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动态的社会必要生产生活资料的衡量机制，如动态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衡量标准。

社会主义平等的第二个方面是比例平等。“比例平等”是一种“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谁的贡献大，谁便享有较大的非基本权利”[11]。比例平等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如果先不考虑道德因素的影响，社会上关于平等的价值观是具有一定的传导性的。我们所说的比例平等原则是指个人或集体的付出与物质回报及社会地位形成一定的比例，“人们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越平等，人们的劳动效率越高；非基本权利分配越是趋于比例平等，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越高”[12]。当有人打破这种比例，使个人或集体的付出与物质回报及社会地位形成一种失衡的状态时，这种情况下便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进而形成一种畸形价值观的传导效应。例如，当某一种违法行为能够以极小的代价甚至没有付出代价换来极大的经济回报时，所有人都会认为违法行为是取得回报的最佳途径，是付出与回报的最优比例，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传导效应，就会在社会中急剧传递开来。这将造成两种情况：其一，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会急剧降低；其二，所有人都会开始考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平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目的是达到一种比例平等的状态，维护社会主义平等，以此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本专业学生人数较多，一共两个班级，每个班级在35人左右，要开展小班化教学，就需要对教学班级进行设计。在小班化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将两个班级平均分成三个班级，而是提前对所有70名学生进行现状分析。根据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以及性别的不同，相对均等地划分为三个班级，这样每个班级都保证有不同类型的学生，恰似一个企业的人员构成。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形成、基本要求与根本保障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先后经历了“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本质在于错误地理解平等与发展的逻辑关系，忽视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味地追求平等，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把生产力的发展排除在政治任务之外。因此，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口号，作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

之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但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建设的差距较大，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生活质量差距较大，贫富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保障，经济发展又促进国家稳定局面的形成。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会严重影响到人民对国家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团结与统一。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比较两个矛盾，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非将提高生产力的任务转向他处的发展道路，而是生产力由纵向发展转变为横向发展，实现社会平等，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形成。

（二）民生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民生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任务的基本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准确践行。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3]。民生问题是人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建设不仅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也是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惠及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道路。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全面做好惠民生的工作，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是对人民基本权利平等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十分重视我国的民生建设，并指出我们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4]。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现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5]。区域协调发展是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特色与优势条件等各种实际情况进行经济发展，习近平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16]，同时，提出民生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平等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最终实现平等与效率的统一。

民生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平等的根本要求以及实现路径。在基本权利平等与比例平等中，基本权利平等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家提出一系列关于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保障制度，例如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养老、就业、教育等方面惠民生的具体措施，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改革发展以来的巨大成果。另外，由于民生问题是保证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的根本问题，民生领域的腐败等现象对践行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具有巨大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各地加大力度打击民生领域腐败，深挖啃食群众利益的蛀虫，促进社会基本权利平等，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根本保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实践中提出与丰富的。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当中。党的十九大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并且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17]。2019年11月，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对征求的意见中提出的“建议在概括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增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容”[18]这一意见表示赞同，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指出，依法治国“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19]。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维护比例平等，使每个人付出与回报的比例保持相对的平等的状态，激发群众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释放市场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维持社会的良性发展，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

比例不平等会造成对平等价值观的蚕食，最终畸形价值观会在社会中快速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畸形价值观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看似合理的解释而在公众中获得话语权，造成对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损害。这种比例平等要求：第一，必须尽可能地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必须能够迅速及时地对各种新的社会现实或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依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与突破，如深化立法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出台监察法、设立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环境和市场等方面法律法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根本保障。

三、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

（一）加强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准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发展，为了维持其存在，它必须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发挥作用并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巩固自己的地位。恩格斯认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20]。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但由于社会上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存在各种错误的认识，例如，将平等与绝对平均主义等同，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平等的意义与内涵，鼓吹一切公平、一切平等，包括结果平等、条件平等。这实际上是中国旧价值观与新时代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冲突，即“平等原则与等级观念、平均主义的冲突”[21]。

另外，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当平等被一些特殊情况所打破的时候，人们开始怀疑原有的平等价值观的合理性，新的不平等的价值观经过一系列的传达，通过对社会现象看似合理的解释来说服广大人民并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以求得自身在社会中取得价值观主导地位，我们称之为畸形的价值观，它也有着巨大的传导作用，如极端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准确地理解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内涵，使他们理解我们所践行的平等是所有人的平等，是比例平等与基本权利平等的统一，是平等与效率的统一。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既应注重理论与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同时也要注重将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观作为美德进行弘扬。平等不仅具有人格价值，更是共产主义道德与理想的追求，应鼓励青少年投身于人民最直接、最迫切的民生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去。

（二）加大民生建设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中基本权利平等的核心问题。民生建设中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每个公民所得到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与保障的平等。也就是说，每个公民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权利与义务平等。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问题、脱贫攻坚问题是目前民生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强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2]。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应着重建设民生设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基础资源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民生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政府要把握全局，力求做到基础资源分配的平等，而不是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分配。同时，加强基础民生工程的建设也有利于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平衡，加强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思考如何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一套立体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深化国家监察机制改革。之后，建立的监察机制以及出台的监察法，均有利于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特别是比例不平等，激发社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保持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避免社会病态发展。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的要求。

（三）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合作与共赢，发掘贫困地区特色产业

习近平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23]，并提出根据每个区域的特殊情况，促进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最先发展起来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奋斗精神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一些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还比较明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树立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要实现产业上的合作以及共赢。

不可否认，西部地区地理优势不明显，可利用的资源也不多。因此，东西部地区开展合作时，应该着力于发掘适合西部地区的特色本土产业，例如，文化产业、特色养殖等，充分发掘西部地区独有的产业来带动其发展，以东部带动西部，东西部地区相结合，从而实现共赢。在产业合作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引进东部的先进生产技术与高端人才，发挥创新型思维，充分利用新媒体快速传播的优势，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本土特色产业的宣传，从技术方面带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