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艳，曾德明，赵胜超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长沙 410082）

技术标准制订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密切关联。近年来，自发参与正式标准制订已成为高技术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策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复杂产品技术集成性、“赢家通吃”的残酷性迫使企业选择竞合战略，联盟成为企业参与标准竞争的重要形式［1］。企业参与标准联盟不仅有机会根据自身技术偏好影响正式标准制订方向，还可获得知识技术资源从而提高创新竞争力［2］。随着产业内标准联盟实践的广泛推行，组织间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也交叉形成虚拟链接的标准联盟网络。

已有关于标准联盟的研究主要聚焦标准联盟形成机理、企业参与标准联盟的动机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2，4］等方面，认为企业寻求标准合作伙伴的原因在于分摊开发与推广成本、获取外部知识技术［3，5］、影响法规和加速市场进入［1］；并且，联盟内企业可获得比联盟外企业更高的绩效［3］。尽管这些研究解释了企业是否以及为何应参与标准联盟，却忽视了在标准化过程中由联盟关系资源和结构配置差异而带来的企业竞争力差距。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和结构嵌入性特征不同，企业通过网络所能触及的知识内容、知识获取难度和效率也不同［6-9］，进而会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从社会网络视角针对研发联盟、合作营销联盟等展开了系列研究，但仍有两点不足：①网络资源禀赋和结构嵌入性的融合度较低，网络资源禀赋关注网络节点构成特征，网络结构嵌入性反映节点间关系联结模式［10］，两者协同作用如何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探索；②以往研究鲜少关注标准联盟区别于一般企业间联盟的特征，进而考察网络资源禀赋、结构嵌入性所带来的资源和行为差异。不同类型联盟的任务目标不同，成员的构成特征和行为方式都存在差异。研究主题与标准联盟本身契合度不高会使所得研究结论对标准联盟活动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存在缺陷［11］。因此，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及结构嵌入性如何影响企业外部知识资源获取与整合，进而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仍是有待解决的重要研究问题。

基于此，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结构嵌入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并考察网络资源禀赋（资源影响力、资源异质性）在结构嵌入性（中心度、结构洞）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是对标准化合作与创新管理理论研究体系的延伸与拓展。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企业所处标准联盟网络的资源禀赋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处于标准联盟网络中心位置或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是否在新产品开发中更具优势？网络资源禀赋如何影响网络结构嵌入性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标准联盟与标准联盟网络

标准联盟是为制订和推广某项技术标准而组建的一种组织间战略联盟［13］。相比其他战略联盟，如研发联盟、合作营销联盟等，其具备一系列独有特征。①标准联盟成员的知识技术领域高度相关。企业参与联盟目的在于聚集更多志同道合者的技术与市场力量，围绕核心技术展开配套技术研发与推广，提升所倡导标准的竞争力［15］。因此，尽管联盟成员类型可能多样化，但成员间知识距离较近，其所属领域更倾向于同行或高度相关的领域，跨行业标准合作很少出现。②标准联盟成员间的谈判活动同时具有协作性和折衷性。标准联盟基于共识形成的标准，通常是一系列针对所有成员优势资源和利益诉求形成的协作和折中方案，而非对于产业发展最优的解决方案［14］。因此联盟成员都致力于向其他企业组织讨论与表达自身主张，通过修正标准内容来反映个体发展需求。③标准联盟的产出技术标准，既具备公共品属性也涉及大量私有利益［1］。在我国，由政府机构组织发布的正式标准占我国技术标准总量的90%以上［16］，它们为产业的产品技术开发提供指导，其公共品属性在产生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搭便车行为和机会主义风险［17］。同时，正式标准制订者可通过影响标准内容获取私有利益，驱动了企业间的合谋行为。

标准联盟网络由参与标准联盟的组织间所形成的一对一协作关系组成，是组织间围绕标准设定所形成的协作关系的总和。标准联盟网络中的知识与知识交换呈现出以下特点：①由于标准联盟成员技术领域高度相关，网络节点的知识也呈现高度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②因为标准化过程中的协作和折衷谈判，节点的知识技术信息更容易在制订标准过程中向其他节点溢出［18］；③标准联盟中广泛存在的搭便车与合谋行为使得节点间的知识交换不是必然发生。当标准联盟网络被视为外部知识技术资源的重要获取机制时，以上特征使得研究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十分必要。

1.2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

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系列独特资源集合体，强调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为其带来竞争优势［19］。但随着组织边界逐渐模糊，资源基础理论逐步拓展至组织间联盟领域，认为联盟网络也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资源池［20］。联盟网络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其外部资源池特征，其中网络资源影响力（如伙伴地位）和网络资源异质性（如伙伴多样性）是企业以联盟合作形式获取外部资源所关注的重点［8，21］，将影响企业获取外部联盟资源的难易程度及所能获取的外部资源的价值。因此，本文将基于资源影响力、异质性两方面探讨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影响力关注网络构成主体在网络活动中的重要性，体现为网络节点的地位及影响焦点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22］。当焦点企业所处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影响力较高时，其联盟伙伴在网络中占据较高地位［23］，对其他节点具有较高吸引力并掌握接触大量网络资源的机会。BONACICH［24］指出节点从网络中可获得的知识信息量与其所连接伙伴的可获得知识信息量紧密关联。网络伙伴丰富的知识信息流入将为焦点企业带来间接资源优势，帮助其通过少量伙伴连接获取大量多样化资源，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通过其中心度体现［24］，网络伙伴的中心度越高，网络资源影响力越强，越有利于促进网络知识扩散［25］，帮助企业获取与整合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开发新产品。此外，企业的影响力类似声誉，具有可传递性［26］。高影响力网络伙伴通常是行业领导者，焦点企业与其合作可通过信号传递提升自身网络影响力，释放信号从而影响其他经济主体对该企业的行为策略，使其在协调和整合外部知识资源展开产品创新活动中占据优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影响力正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关注网络构成主体在某一属性特征上的分布差异［27］，如组织类型、规模、年龄、地理位置等［8］。本文聚焦企业所处标准联盟网络的伙伴的多样性类型，不同类型的伙伴在知识、能力和背景上存在差异，可为焦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知识资源和能力池。当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较低时，联盟活动中所涉及的伙伴背景、经验、知识和技术基础的重叠度较高，焦点企业从联盟网络中所能获取的异质性资源和支持较少。随着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外部资源搜索和学习范围扩张，有利于企业整合外部互补性资源［27］，推进新产品开发。一方面，网络资源高度多样化可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可应用于新产品开发的各类知识，如来自供应商产品部件的功能、结构和工艺知识，来自客户的消费者偏好与反馈知识，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行业前沿知识等［28］，在外部合作中获得更多知识溢出，更新或替换当前的产品组件或结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组合，提高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异质知识资源越丰富，企业越有能力进行交叉创新，抓住更多非核心领域的市场机会，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

1.3 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嵌入性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

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个体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不能将企业视为孤立的个体进行研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其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的影响［10］。结构嵌入性关注组织间网络的总体性结构，强调组织间网络连接的非个体布局影响个体对信息、知识和资源的占有量，研究主要围绕网络整体结构及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展开［12］。标准联盟网络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在结构嵌入性视角下，可用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核心指标表征企业网络位置特征［30］。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中心度、结构洞探讨网络结构嵌入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中心度反映企业在标准联盟网络中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联结完备程度，网络中心企业通过卷入大量合作关系占据重要战略位置［29］，在网络知识技术资源获取及创新机会把握上更具优势，从而有利于新产品开发。首先，伴随中心位置的大量合作关系可带来新产品开发亟需的知识技术资源［4］。通过标准内容的讨论、协商与测试，中心企业可触及其他成员的技术位置与计划、新技术发展等的正式与非正式信息，迅速识别新技术发展动向及拥有互补资源的潜在合作对象［31］，从而挖掘更多潜在知识组合和新的解决方案。其次，中心位置企业在网络活动中拥有更高的地位和议价能力［29］。中心企业的声望和知名度较高，容易获得更多潜在合作者支持［31］。再加上标准联盟网络中节点知识的高相关性和高依赖性特征，对于中心企业而言，其所连接的伙伴具备高替代性，向中心企业的寻租能力较弱［33］，从而网络中心企业在获取和整合不同伙伴关键、新颖知识资源时更具优势和谈判力。因此，处于标准联盟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更能汇聚行业内与产品开发紧密关联的丰富网络知识资源，识别和把握创新性知识组合机会，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企业在标准联盟网络中的中心度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当焦点企业直接连接的标准联盟伙伴之间不存在直接连接关系时，可认为焦点企业占据了结构洞。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结构洞位置有助于企业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促进创新绩效提升［32，36-37］。在信息优势上，结构洞是企业获取网络信息的非冗余渠道，有利于企业更加及时、高效地获取桥两端节点多样化、非冗余的异质信息［30］；在控制优势上，结构洞是企业控制“桥”两端信息流动以获利的好位置，可更好地识别机会与威胁［30，37］。然而，在标准联盟网络中，由于网络知识高相关性、知识溢出高风险性和知识交换非必然性特征，结构洞位置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被弱化，企业将面临剧烈的机会主义风险和伙伴较低的知识分享意愿，从而不利于其识别创新机会和开发多样化新产品。

在标准联盟网络中，结构洞位置所连接的伙伴间由于知识相关性和依赖性较高，存在竞争领域重叠风险，且他们无法通过共同第三方来学习伙伴的状态或行为［38］，标准合作中的竞争关系易被激活，伙伴合作和核心知识分享意愿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将显现［39］。为避免核心知识泄露，“桥”位置两端企业在与焦点企业合作过程中倾向于采取严格措施保护知识产权或释放烟雾弹来掩饰其在标准制订中的真实意图。此外，标准联盟网络节点间的知识交换并不必然发生，这进一步使结构洞位置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失效。企业聚集大量产业内利益相关者以提升标准开发合法性和市场接受度的现象十分普遍［31］。基于私有利益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同意联合起来支持或采用同一种技术方案，但额外的深入知识分享却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此情境下，连接完备、缺乏结构洞的网络更易发展信任，通过非正式监督与制裁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伙伴间粘滞知识和关键经验分享［38］。与此相反，结构洞位置缺乏非正式治理机制容易增强伙伴的不安全感，降低其知识分享意愿，不利于复杂缄默知识转移［6］，阻碍企业通过异质化外部知识获取来增加多样化知识组合产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企业在标准联盟网络中占据的结构洞负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1.4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

网络位置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而从企业所掌握渠道能获取资源的特征及整合这些资源的难度还取决于网络资源禀赋——网络资源影响力和网络资源异质性。首先，焦点企业所嵌入网络的资源影响力越高，意味着其所连接网络伙伴的外部资源获取渠道越丰富、对外部资源特征与分布的了解越清晰，因此，对焦点企业的资源依赖就越弱，使得伙伴向焦点企业分享与交换知识的动力不足［31］。这将削弱中心位置的资源获取优势，且不利于企业通过非冗余知识获取渠道形成信息优势，难以基于结构洞位置实现高效、高质的知识转移与整合。与之相反，网络资源影响力越低，焦点企业所连接的伙伴对外部资源动向不知情［34］，他们对网络中心企业或结构洞位置企业的资源依赖就会越强，且越有动力维持合作关系并积极主动分享知识，这将有利于焦点企业利用网络中心位置汇聚行业优质互补性资源，并增强结构洞的信息优势。其次，高影响力伙伴通常在网络等级序列中占据高地位，这使得焦点企业的网络地位相对降低、在合作中的话语权减弱，不利于中心位置企业调动与整合网络资源探索及把握产品创新机会，也会进一步降低结构洞企业通过信息控制获利的空间。而低影响力伙伴通常处于网络等级序列底端，更倾向于跟随和服从中心企业决策进行资源整合以推进标准化与创新，也更易于受不完全信息影响，为结构洞位置企业带来更多中介机会。因此，网络资源影响力提升将降低中心位置企业的资源吸引力和资源整合力，减弱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作用；且由此带来的伙伴低知识分享意愿和弱信息控制能力，将进一步强化结构洞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影响力越高，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效应越弱。H5b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影响力越高，结构洞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向效应越强。

当焦点企业所嵌入网络的资源异质性较低时，一方面，单一类型的标准联盟伙伴使得焦点企业从网络所能获得的异质资源减少［41］，不利于中心位置或结构洞位置的企业通过跨组织学习挖掘产品创新机会；另一方面，伙伴间组织类型重叠也意味着彼此竞争的几率较高，向网络成员分享关键知识技术的意愿降低［40］，这使得源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丰富知识资源获取与整合优势将被削弱，结构洞位置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风险也进一步加剧，焦点企业的网络知识流入迅速减少，阻碍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随着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焦点企业所连接的组织类型迅速增加。一方面，不同类型伙伴可提供更丰富的知识技术资源和更广阔的学习空间［27］，有利于焦点企业发挥网络中心或结构洞位置的资源获取优势，挖掘更多资源整合机会，多视角地搜索解决方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网络伙伴类型重叠度较低意味着网络主体间竞争程度较弱，不同背景组织间的彼此利益冲突较少，网络中知识分享和创新合作意愿较高，有利于缓解结构洞由于缺乏共同第三方引起的信任缺失和机会主义风险，促进网络伙伴与结构洞位置焦点企业开展跨组织学习，共同探索新知识技术，从而提升焦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因此，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将带来丰富的多样化网络资源和较高的知识分享意愿，增强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作用，弱化结构洞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a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越高，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效应越强。H6b 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越高，结构洞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向效应越弱。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究的样本为我国汽车产业1999—2016年标准联盟网络中的车辆生产商，即研究的焦点企业为在观察期拥有标准联盟参与经历的车辆生产企业，原因在于：①当前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革命性影响，创新成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抓住发展机遇的关键，也使得对外搜索多样化互补知识、展开跨组织学习变得非常普遍；②汽车产业标准联盟形成频率较高，根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馆的数据统计，“T（车辆）”类别下超过半数的标准以联盟合作形式制定，因此，样本选择具有代表性。

本文搜集了中国知网《标准数据总库》1999—2016年中国汽车产业的标准数据（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SD），其中观察期“T（车辆）”类别下所有联合制定标准共1 063条，联合起草单位涵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及行业协会等，每条联合制定标准包含2个或2个以上的起草单位，将各企业组织联合起草同一项标准的行为视为参与一个标准联盟，同一联盟成员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合作关系［42］。基于3年时间窗口提取起草单位信息形成组织间合作关系的0—1矩阵［42］，构建历年汽车产业标准联盟网络。

新产品数据来源于工信部发布的第1批至第291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该数据是权威且全面的车辆企业和车辆产品数据来源（观察期共811 574条产品数据，涉及2 666家企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企业为车辆生产企业，将嵌入汽车产业标准联盟网络的组织名称与车辆生产企业名单相匹配，形成最终的焦点样本企业列表（211家），并计算得到焦点企业在对应观察期所发布的车辆新产品数据，以之衡量新产品开发绩效。本文收集的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http：//www.sipo.gov.cn/zhfwpt/zljs/），企业层面的年龄、性质等数据则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企业官网和色诺芬数据库获取。所有原始数据获取之后都进行了统一的人工清洗与审核：①删除重复数据，将标准数据和专利数据基于唯一的标准号和专利申请号去重，新产品数据则基于所下载的题录项和产品条目编号去重；②提取所有数据所涉及企业的名称，逐条进行核对，修正错误的名称，并对不同形式的简称和扩展名称进行统一；③核对缺失数据，多渠道查询以进行数据补充。

2.2 变量测度

2.2.1 被解释变量 新产品开发绩效以焦点企业在观察年发布的新产品数量来测度。该测度是衡量新产品开发产出的稳健性指标［43］，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研究领域，如创新搜索、知识组合与交换、技术联盟等。我国汽车产业中任何企业的道路车辆新产品在进入市场前必须向国家工信部提交新产品申请，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市场。因此，工信部新产品公告数据能较为全面反映企业实际新产品开发数量，本文根据车辆生产企业每年在工信部审核发布的新车辆数计算每家企业年度新产品开发绩效。

2.2.2 解释变量 本文涉及4个解释变量，分别是用来反映标准联盟网络资源禀赋的网络资源影响力、网络资源异质性，以及用来反映网络结构嵌入性的中心度、结构洞。其中，网络资源影响力和网络资源异质性也是调节变量。①中心度反映某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其测度方式有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3种。本文聚焦企业所处标准联盟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嵌入性特征，度数中心度能更有效地反映不同企业的网络中心位置差异。因此，用焦点企业所连接联盟伙伴数量测度其网络中心度。②结构洞表示网络中两个节点间的非冗余关系［35］，本文选取GOULD和FERNANDEZ［44］的归一化的经纪人测度方式计算，即焦点企业自我中心网缺乏直接连接的实际节点对数量除以最大可能节点对数量。该测度强调焦点企业的间接连接，可准确反映源于焦点企业连接互不相连的合作伙伴的优势和劣势。③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可通过其中心度来体现［24］。由于中心度体现的是某一节点的网络影响力，而网络资源影响力关注标准联盟网络所有节点（除焦点企业）在网络活动中的整体影响力水平，因此，选用焦点企业自我中心网络所有节点的平均度数中心度测度。④借鉴已有研究［27］，将焦点企业自我中心网络中所有节点归为竞争者、供应商、客户、政府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他6类。然后，计算赫芬达尔指数（焦点企业自我中心网络中每一类节点的个数与总节点个数的商值之和）的倒数，以之测度网络资源异质性。

2.2.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网络层面和企业层面可能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其他变量。为消除由网络主体间关系亲密程度和联系频繁程度所带来的知识分享与转移差异，将“连接强度”作为控制变量，并采用“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总次数除以合作伙伴数量”测度［42］。为减少企业自身技术基础、经验和性质等带来的差异，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技术多元化（以焦点企业t-4至t年所申请专利的IPC分类号前4位份技术类别，采用熵指数测量方法来计算技术多元化）、主导标准制定经验（焦点企业在观察年之前以主编单位形式主导正式标准制定的总次数）、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是否为民营控股企业（外资控股未包含在民营控股中）、企业年龄。

2.3 分析方法

为了在统计上控制因果效应，因变量比自变量滞后一年。因变量新产品开发绩效为计数变量且呈现离散特征，因此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开展定量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p=0.000），选择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3 研究结果

表1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知，所有相关系数均处于可接受的水平。为确保统计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研究者计算了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系数，数值分布于1.090～1.860，远小于共线性问题判定标准5［45］，可将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of the variables

表2为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中仅加入控制变量，其中，企业技术多元化水平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多样化技术领域的知识积累有助于其发挥知识协同作用，并整合多样化知识形成新的知识组合，提高了新产品开发产出。模型2中加入了主要自变量，以检验网络资源影响力、网络资源异质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从结果可知，网络资源影响力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显著正相关（β=0.105，p＜0.010），与高影响力伙伴合作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H1得到支持；网络资源异质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053，p＞0.100），H2未得到支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网络结构嵌入性指标中心度和结构洞，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心度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在显著正相关（β=0.094，p＜0.050），表明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H3得到支持；结构洞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显著负相关（β=-0.078，p＜0.100），表明焦点企业的标准联盟伙伴间越是相互隔绝，越不利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H4得到支持。

模型4和模型5验证了网络资源禀赋（网络资源影响力、网络资源异质性）在网络结构嵌入性（中心度、结构洞）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根据回归结果，网络资源影响力与焦点企业中心度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模型4：β=-0.085，p＜0.050），提升网络资源影响力将削弱中心度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影响；网络资源影响力与焦点企业结构洞的交互项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模型5：β=-0.006，p＞0.100），H5a得到支持，H5b未得到支持。网络资源异质性与焦点企业中心度的交互项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模型4：β=0.068，p＜0.050）；网络资源异质性与焦点企业结构洞的交互项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模型5：β=0.093，p＜0.010），即网络资源异质性程度较高时，焦点企业提高标准联盟中心度可获得更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增加结构洞也只带来较小的新产品开发劣势，因此H6a和H6b得到支持。

表2 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of thenegativebinomial fixed-effectmodel

4 结论与展望

尽管参与标准联盟的重要性在以往研究中不断被强调［14］，却鲜有研究关注企业新产品开发如何在标准化合作活动中获益。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分析标准联盟网络的知识与知识交换特征基础上，利用中国汽车产业1999—2013年的标准数据和新产品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所处标准联盟网络构成和结构特征（资源禀赋、结构嵌入性）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主要结论与管理启示如下。

首先，标准联盟网络是企业触及产品创新所需关联资源的重要渠道，但网络资源禀赋是有效获取外部资源的前提。研究发现，网络资源影响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网络影响力越强，越有利于促进网络知识扩散和影响力传递，增强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但本文未发现网络资源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证据，原因可能在于：标准联盟网络中，尤其是企业自我中心网络中，节点的知识技术领域类似或高度相关，组织间知识距离较短，导致由网络节点类型异质性提升所带来的多样化知识技术资源有限；并且不同类型组织拥有不同目标和决策过程，将引起沟通协调困难［27］，从而使得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效应达不到预期。因此，企业还可通过与行业内高影响力伙伴合作以高效获取优质技术知识并提高自身影响力，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技术和市场风险；不能盲目选择跟多样化类型的伙伴展开标准合作，因为网络资源异质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正向效应有限。

其次，标准联盟网络具备知识高相关性、知识溢出高风险性和知识交换非必然性等特征，中心位置正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结构洞“桥”位置负向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不同于以往合作创新网络研究得出的主流结论——结构洞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32，36-37］，本文发现标准联盟网络“桥”位置将加剧知识溢出风险，降低伙伴知识分享意愿，不利于企业探索不同的知识组合开发新产品。该发现的管理启示在于，企业应积极参与正式标准制订，通过标准化活动建立广泛合作关系，提升网络中心度；鼓励网络伙伴间的沟通与合作，减少结构洞。这将有利于企业提升网络地位，增强网络信任水平并形成行为规范，帮助企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识别更多的创新组合机会，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再次，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嵌入性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还取决于网络资源影响力。网络资源影响力的提升将降低焦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相对话语权，弱化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效应。不同于现有研究对邻接节点中心性正向作用的发现［25］，本文认为权威邻居节点对节点的重要性起负向作用。因此，企业不应盲目追求与行业龙头、网络高地位企业构建标准合作关系，积极与网络边缘或网络外组织展开合作更有利于发挥中心位置所带来的网络资源获取与整合优势。但网络资源影响力对结构洞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提升网络资源影响力虽会减弱焦点企业信息控制力，降低伙伴知识分享意愿，但也能帮助企业通过非冗余渠道高效获取网络优质资源，增加结构洞位置中介机会的价值。正负向效应交叉使得网络资源异质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最后，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将增强中心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效应，减弱结构洞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负效应。网络资源异质化有利于提升网络知识分享和资源协同水平，帮助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企业利用网络资源形成新产品开发优势。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对网络多样性理论的有益补充，标准联盟网络资源异质性提升为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优、劣势需结合企业网络位置进行分析。该结论的管理启示在于：企业仅依赖中心位置不足以获取新产品开发优势，在开展广泛合作以提升网络中心度的过程中可选择与不同类型的组织构建多样化的合作关系，切实增强中心度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功能；结构洞位置并不必然带来新产品开发低绩效，企业应重视构建连接不同类型组织的网络“桥”，从而实现对网络资源的有效获取与整合，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本文理论贡献在于：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考察了网络资源影响力和网络资源异质性的重要作用，回答了“企业应该和谁组建标准联盟”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创新搜索理论，高影响力伙伴有利于企业搜索网络资源推进新产品开发，但源于多样化伙伴的异质资源却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不显著；②突破现有研究仅针对单个标准联盟特征及联盟结果利益（标准利益）的研究局限，从社会网络和过程利益视角来研究企业在标准联盟网络中的位置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是对标准化合作的相关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的有效补充；③构建创新过程中网络结构与网络内容的理论关联，没有绝对的网络“好”位置，企业所处网络资源禀赋特征将影响结构资本作用的发挥，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生网络位置“桥接vs.粘结（Bridging vs.Bonding）”争议的原因。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①对网络嵌入性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全面，如不同类别中心性、结构对等性等结构嵌入指标没有继续考察，且关系嵌入性的影响还未纳入，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关注；②汽车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代表，但单一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可收集多个高技术产业数据进行研究以提升结论的普适性；③聚焦新产品开发数量绩效，未考虑其他维度绩效，如新产品进入市场速度，未来可增加对其他维度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注，比较和理解企业针对不同新产品开发目标应如何构建和管理标准联盟网络。